在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双重差分法是历史最悠久、应用最广泛的方法之一。最近几年,双重差分法的计量理论取得了许多突破性进展,因此,综述双重差分法的最新理论成果,并总结经验研究的新趋势十分必要。研究显示,传统双向固定效应估计量是所有2×2 DID估计量的加权平均值,而异质性处理效应可能会导致单一的双向固定效应估计量有偏,学者们提出了许多异质性处理效应诊断方法和稳健估计量,这些稳健估计量在精度和方差上各有优劣;DID的平行趋势假设不可检验,学者们也提出了一些放松平行趋势假设的敏感性检验方法;不可观测混淆因子是经济学者最关注的内容,时间趋势法、趋势外推法和工具变量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混淆因子偏误。

如何认知和构建自我是个体化时代所有人都要面对的课题。本文运用民族志研究法,从自我建构视角对广东省Y村入乡青年价值观转变和表达型自我的建构过程进行分析。不同于以往将财富积累与年龄成熟视为走向表达型自我的条件,研究发现,逐渐成熟的乡村士绅化社区为青年提供了多样化支持,使其表达型自我的倾向得以生发。然而,以中产家庭为主体的社区内部仍旧存在张力,青年也难以完全逃离主流叙事中的功利性期待,他们表达型自我的建构始终处于多重力量的博弈之中。本文扩展了表达型自我的相关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上丰富了对当代青年多元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理解,也能为洞察“城-乡”流动和乡村变迁提供新案例和新视角。

蕃胡四曲为周、隋之际流传下来的遗声,是用域外音乐曲调而填写的歌辞,释智匠《古今乐录》及郑樵《通志》皆有著录。考其歌辞内容及创作背景,可知《于阗采花》属西凉乐,表现的是于阗国对隋帝国的向风慕化;《纪辽东》为隋炀帝大业八年（612）渡辽水征伐高句丽所作,是倚高丽乐以五、七言句填制的歌辞;《高句丽》为北周王褒倚高丽乐而作的六言歌辞,表达了一种歌舞繁华、及时行乐的人生观;《出蕃曲》则是为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巡幸西蕃胡二十七国之事而作。蕃胡四曲歌辞所呈现的五言四句、六言六句或五七杂言体制,乃因胡乐曲度之长短而形成,具有鲜明的倚声填词特征,其句式、字声和韵位皆与后来词律的要求相合,实已着后世词体之先鞭。

在具有孝道传统的中国社会,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疾病谱系的转变,怎样为临终老人花钱、医治与尽孝成为中国家庭面临的重大挑战,而如何恰当地处理金钱与孝道之间的关系更是愈发微妙且棘手。基于对N市19个家庭的访谈与观察,发现在这场关于父母临终医疗的道德经济“试炼”中,孝道和亲情看似是各个家庭所共享的文化想象与情感寄托,但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又会展开差异化的医疗方案与尽孝策略,由此呈现出“过度医疗”“适度医疗”“放弃治疗”等不同的老年临终安排。本文意在从新经济社会学视阈深化和推进我国老年临终医疗的研究,力图展现其中金钱与孝道之间既紧张又融合的共存互构关系。工具性的医疗开支不可避免地受到孝道文化的标记与改造,而神圣无价的孝道伦理与父母生命实际上又与经济考量紧密联系在一起。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首发经济发展对消费具有持续拉动性。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首发经济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重要经济活动,是依托我国四大优势的产业发展模式,也是混合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创新服务业。首发经济主要通过增强消费新动能、营造消费新环境、培育消费新模式、丰富消费新业态四种机制激发消费活力,促进消费升级。进一步发展首发经济,地方政府要坚持从供需两侧发力,因地制宜、因情施策、因势利导创设优良生态、提供创新保障,因需而动综合施策提振居民消费信心,更好发挥赋能消费升级、扩大促进长效消费的作用。

作为政府与市场有力补充的外源型社会组织,在参与乡村建设时普遍面临着面向村庄的嵌入性难题和面向政府的自主性危机。和合公益组织推动乡村书院建设的历程,展现出外源型社会组织在参与乡村建设中所塑造的“赋能型经纪”角色。该角色以专业社会技能赋能乡村共同体建设为导向,致力于成为联结乡村内外、政社之间的“资源桥接者”,通过能动性地呈现出创设在地陪伴赋能项目、构建资源融通平台以及形塑集约型组织等角色特征,有效破解了嵌入性和自主性难题。这一角色是在村庄内部整合链条断裂、政府项目制运行中信息不对称的结构环境中生成的,也是社会组织在既有制度环境下为保有自主性而进行的实践探索。由此将社会组织研究在空间情景上由城市拓展至乡村,系统梳理乡村场域特有的政社结构基础和实践困境,并提出区别于政府购买服务承接者的社会组织可能的行动角色,为实践创新和政策调适提供了新思路。

“宋学”一词有多重含义,使用时需先厘清它是在何种意义上言说的,其语用背景和所表达的具体内容何在。大致归纳,以下三种情况最为常见：一是从断代意义上说,举凡有宋一代的学术文化皆可以宋学称之;二是特指以道统观作为骨架的道学形态,程朱理学是其历史叙事的主线;三是在方法学意义上所形成的、与汉学对峙的一套学术理念及其系统。这三种意涵的形成,实际上包含了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思潮变迁和时代因素;而对宋学的不同理解和运用,也寄寓了使用者特定境遇下的思想旨趣、学术定向及个人感悟。分析宋学的这三重意义,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何为宋学,更深入地认识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及其后续影响。

督练公所是清末新政期间各省普遍设立的督练新军的新式省级军事机构,构成清朝国家军事权力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在地方督抚兼任督办的领导下,督练公所采取日常办公、集体议事相结合的运转模式,协调本省新军司令机关、军事局所及外省督练公所办理练兵事务,重新构建了地方军务运行机制。督练公所在该机制中居于核心地位,负责对接和转化中央练兵政策,是督抚得以推动地方军事改革的关键助手。在此过程中,督练公所也成为地方督抚获取新军训练、节制、调遣权的工具。这一时期的督抚军权,既未“重”至“专政”的地步,也没有“轻”到“不能有效地控制”的程度,不宜笼统地称之为“外重”或“外轻”。

法官惩戒委员会认定违法审判责任具有权力专属性,其正当性在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职业专门逻辑,并意在防止对司法权的不当干预。惩戒委员会审议范围确定的基准应与司法自由裁量权相链接。不涉及自由裁量权判断的违法审判责任的认定,只需通过查清事实便可作出认定,无需法官惩戒委员会介入。为进一步框定法官惩戒委员会的审议范围,有必要澄清《法官法》第四十六条第四、五项与其他各项所涉违法审判责任的关系,阐释第四、五项两种违法审判责任的构成要件。化解法官惩戒委员会认定违法审判责任的困境,应在立法上明确法官惩戒委员会的审议是追究法官违法审判责任的前置程序,并强化法官惩戒与纪检监察工作双向衔接,同时还需要细化《法官法》第四十六条第四、五项的具体情形。

商超作为人类消费活动不可或缺的空间载体,直观折射出不同世代社会中各生活性要素的真实境况。新中国成立至今,城市商超内部业态不断进化之时,也一并持续丰富我国居民消费体验。研究基于虚拟民族志方法对H市12位青年调查发现,近年实体商超虽面临着“赛博冲击”下的主客观生存困局,但其通过全新包装弥散出集人间烟火、美学萦绕、即刻拥有、情境交汇等属性于一体的“类情绪安全阀”功能,正在年轻群体中造就一种“魅力俘获”。抓此契机为促成更多青年消费者复归线下,现代商超可沿循数字迎合、格调迎合、休闲迎合和价格迎合等路径安排“自救式转型”,以期重拾消费优势,助力实体经济振兴。

宣统元年十二月（1910年1月）,严复被清廷赐以文科进士。该赏赐是清廷针对留学归国且有所成就者的奖励,最初发端于袁世凯举荐詹天佑等四位留学生请赐出身,后为学部采纳,要求各省督抚跟进,严复为两江总督端方举荐也进入备选名单。清廷最终选定19位留学生赏给进士、举人出身,严复被列为一等,得赐文科进士。考察其后严复在文章书信及与友人诗文往来中对此次获赐功名的不同表述,不难发现即使科举停废,即便是留学生出身如严复者,其对科举出身和功名意识的推崇仍然强烈,这也是废停科举后值得关注的历史面相。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是以修复受损生态环境为旨趣的“责任束”,其与《民法典》第1234条及经济法、行政法中的生态环境修复相关条款是整体与部分、一般与特别的关系。行政主导生态环境修复责任适用的合理性在于契合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公法属性,符合法的安定性和成本最小原则。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过程中,应对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基本概念、结构内容、适用认定等展开系统构造。生态环境损害是概念厘定及责任适用的关键,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在生态环境法典中的结构内容应与法典的体例相吻合,使其适用认定与行政主导相得益彰,共同致力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目标的高效实现。

西奥多·罗斯福既以环境保护运动的积极倡导者著称和自居,又终生酷爱狩猎运动,其看似矛盾的动物话语反映在他对罗伯茨等人新型动物故事的排斥上,后者则挑战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视角,并以动物自身的目的动机去展现形象。再联系罗斯福狩猎观念中的男权中心论及几乎不加掩饰的种族中心主义,可以认为他的环境保护思想实则为生态女性主义所批判的“统治的逻辑”的显现。以中国学者的立场出发,评析罗斯福的环境叙事时不能简单将其从他大量的帝国主义书写中剥离出来。从交叠性视角看待,他的环境思想暴露出典型的多种压迫相互关联的右翼特征。

数字生态是以数据驱动为内在运行机制,以数字平台为重要运营载体,广泛连接政府、企业、个人等多元主体的开放性经济社会生态系统。打造良好的数字生态,提高数字资源配置效率,协调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合作,是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保证,也是推动实数深度融合的必由之路。从作用机理来看,数字生态为实数融合提供数字化的资源环境,并通过数字平台赋能多元主体数字能力的提升,从而在其与环境的交互中推动数字化创新。在具体实践层面,数字生态通过产业组织形态的地理与虚拟双重集聚实现空间融合,通过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促进业务融合,通过技术创新与场景创新互动演进促进创新融合。当前,我国实数融合发展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据要素市场培育、数字平台生态治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难点问题,数字化发展不平衡现象仍然存在,需要加强核心技术攻关,优化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推进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建设,营造开放、健康、安全的数字生态。

关于通谋虚伪表示是否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比较法上存在两种不同的立法例：第一种立法模式并不规定对抗效力的一般条款,只是在具体制度中进行规定;第二种立法模式规定对抗效力的一般条款,即通谋虚伪表示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我国《民法典》第146条第1款借鉴和采取了第一种立法模式。分析《民法典》总则、分则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可知：在表见代理、善意取得和表见让与情形下,通谋虚伪表示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这里的善意第三人应是指取得物权和准物权的人,一般债权人不属于善意第三人范畴。

质性资料分析是发挥社会学想象力的一个重要环节。如何做好这个环节,尚缺乏足够的方法论讨论。莫莱蒂所说的“远读”可以给人以启发。但他所说的远读促使研究者朝量化远读方向发展,脱离了传统质性资料分析的范围,而传统的质性资料分析方法同样也可以采纳远读策略,但不是量化远读,而是质性远读。与量化远读不同,质性远读既不需要把资料文本变成海量文本或“大数据”,也不需要人为地减少分析指标,而是借助抽象来拉开与资料文本的心理距离,从而以更为整体的视野来“俯视”资料。虽然质性远读和传统质性研究方法都强调思维抽象和理论概括的作用,但二者在最高层次的思维抽象和理论概括策略上存在时间性和功能性区别。质性远读的策略主要有三种：及早提高解释的抽象层次、及早采纳理论溯因推理和借助备忘录撰写。

国家荣誉不仅是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鲜活素材与不竭动力,也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标杆,通过彰显国家成就与民族精神,为深化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与实践典范。国家荣誉制度的本质是一种价值认可与激励系统,体现国家意志,其理论基础在于个人价值与国家利益、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一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荣誉制度应不断适应新的发展形势和国家中心任务需要,表彰目标应与国家的发展战略和核心价值观相一致;应在法治轨道上构建国家荣誉制度,完善基础性法律,制定配套法规,提升国家荣誉制度法律体系的科学化水平;应建立国家荣誉制度定期评估制度,及时改革、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应注重国家荣誉制度与相关法律法规的衔接、配合,促进国家荣誉制度法律体系稳定发展。

廖仲恺遇刺案发生后,国民党中央决定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织“特别委员会”处理紧急情况。案情比较迅速地趋向清晰,但却以许崇智下台,被迫“赴沪养疴”而告一段落。“廖案”甫一发生,蒋介石即指英国所为,这是因为孙中山晚年革命矛头逐步指向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帝国主义,“关余”斗争中双方矛盾激化,从而使蒋介石等人形成了凡遇坏事必疑英国的惯习,“商团事件”和“沙基惨案”等更强化了这种认知,蒋介石甚至准备对英备战。处理“廖案”时,鲍罗廷和共产国际认定陈炯明及其背后支持者英国对革命形成了致命威胁,但许崇智却不行动,甚至想取而代之,包庇深深卷入“廖案”的部下梁鸿楷等人。鲍罗廷等利用许崇智与胡汉民的个人恩怨先除掉梁鸿楷等人,进而以许崇智把持财政为由,由蒋介石率领黄埔学生军和第一军采取军事手段,解决了许部。鲍罗廷等以为解决许崇智,蒋介石等“左派”上台,国民革命即可顺利推进,殊不知,革命的致命威胁已经培育出来,蒋氏势力已经崛起。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充分继承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和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科技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的历史经验基础上,围绕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全球人才高地等内容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科技观。习近平科技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当代科技发展的最新规律性认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科技事业发展变革的百余年历程和伟大成就的经验规律上达到了新高度;二是在新征程上就科技创新如何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准确把握和战略擘画上开辟了新境界。深刻领悟习近平科技观,对新征程上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形成进路、基本向度和时代价值三个视角,重点分析习近平科技观的演进逻辑和丰富内涵,旨在从整体上加强习近平科技观的学理化阐发与系统性研究,为人们更好把握其理论特质和实践要求提供支撑。

新质生产力是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协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以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新质生产力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本文构建“技术–要素–产业”分析框架,梳理生产力质态演变规律,分析新质生产力催生机制,提出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强化促进新质生产力生成与发展的制度保障,构建原创性颠覆性关键性技术涌现的创新网络体系,以边际收益递增的数据新质要素优化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以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强化新质生产力现代化系统性支撑,提升大国经济发展战略优势。

从理想层面看,毛泽东等先进知识分子向往世界主义;在现实政治表达中,他们的世界主义言说又透露出强烈的民族意识。世界主义的追求与民族命运的关怀在他们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得以和谐共存：从资本主义侵略的国际性出发,对内进行社会革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及其代言人封建军阀,改造中国;对外联合其他被压迫民族推进世界革命,改造世界。

经验法则作为犯罪事实认定中的重要方法和思维方式,其本身蕴含着事实构建性、辅助证明性以及心证引导性等特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之于犯罪事实认定存在着直接认定模式、间接认定模式、反向约束模式等三大适用路径。对其适用需要客观补强规则、规范言明规则、差异适用规则、合理论证规则等四大规则予以基础性塑造。由于经验法则客观表现为一种普遍性和概括性命题,对其适用需要把握一定限度,以尽可能避免陷入极端化、混同化、片面化误区,进而达到妥当适用的司法效果。

在能源低碳转型背景下,可再生能源将得到大规模发展,但其波动性、间歇性和难以预测性的特征会加大电力系统实现实时平衡的难度。储能技术能有效地降低可再生能源发电接入电网时造成的波动,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可靠性,从而实现大规模可再生能源稳定接入电网。因此,储能产业已经成为能源低碳转型中不可或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然而,目前我国储能产业在储能配比、标准体系、应用成本、市场机制、产业政策等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和挑战。建议通过增加独立储能配置、建立完善的储能系统标准体系、突破技术创新壁垒、明确储能市场主体地位、设计合理的补贴机制等措施推动我国储能产业快速发展。

组织认同和组织承诺作为组织行为学领域中的经典概念被普遍认为会对组织的各个方面带来重要影响。混合组织的典型特征让组织成员可能产生多重组织认同,这一变量相较单一组织认同可能存在不同特质,并且与组织承诺之间的关系也有所不同。现有研究存在着主要以单一组织认同为框架、以西方语境为基础展开的局限。通过对中国语境下混合组织中的多重组织认同和组织承诺的定性实证研究发现：动态可转换性、由“价值实现”所决定、通过主次方式共存是多重组织认同的三点特质;多重组织认同通过代偿机制影响情感承诺,并且可能显著降低持续承诺,但对规范承诺没有直接影响。强调组织成员对多重组织认同主观性选择的“比较选择”理论,解释了多重组织认同如何形成及共存的问题。

对上海居民非正式访谈和参与观察所获经验材料表明,大多数上海人在处理餐桌剩饭剩菜方面十分节俭,餐后打包普遍,并尽量减少食物垃圾。一些消费者之所以延续积习已久的节俭习惯,主要源于食物短缺甚至饥馑的个人经历或集体记忆,源于对有限资源的精打细算,其客观效果有益于环境可持续性;新的节俭和分享实践则折射出对他人和更广大社会的关心,对环境污染的担忧,保育生态环境的努力。社会经济地位与关注个人如何更有效利用有限的资源、节省财物,国际生活经历、文化资本与避免个人行为的负外部性、重视环境的可持续性,显示可以鉴别得出的联结。餐桌剩余食物再利用的这些日常生活实践有助于环境可持续,但永续发展的愿景仍面临诸多挑战。

晚清时期,以《女子世界》《中国女报》等具有革命色彩的女报为主阵地,涌现了一个数以百计的“英雌”诗人群,陈撷芬、杜清持、吕碧城、吕逸初、张昭汉、秋瑾、徐自华、燕斌和唐群英等是其中的佼佼者。众多男性革命文士与群星闪烁的“英雌”诗人一道,高张“女界革命军”之帜,描绘“女国民”榜样和“女中华”愿景,奏响了“女权革命”和民族民主革命的主旋律。晚清革命女报诗歌,以迥异于中国传统女性诗歌的思想面貌、精神气度、激越音调与卓荦风姿,在新诗坛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力策应了蓬勃发展的革命诗潮。

1911年武昌起义前夕,湖北新军第八镇炮队第八标三营左队部分士兵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为即将离营的战友饯行,遭到队官粗暴制止,引发双方剧烈冲突,后虽经弹压平息,但湖北新军内部暗潮涌动,一度成为舆论热点。南湖炮队事件的发生,既由新军内部官兵矛盾长期积累所致,也与保路运动发生后局势紧张有关,同时也受湖北革命党人长期组织动员的影响。南湖炮队事件的发生虽纯属偶然,但又与革命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事件导致武昌起义消息泄露、起义计划推迟,促使湖北当局加大了对革命的防范力度,也加剧了新军的离心倾向。

在“时间与移民”的理论框架下,基于对境外中国女性学者的质性研究,本文从“家庭时间（性）”与“职业时间（性）”双重时间维度探讨其在跨境流动中所经历的与性别相关的时间约束和支持,并考察这些时间力量和时间性如何交织并作用于个体的生命历程体验。研究表明,女性学者所处的跨境学术流动体系以及相关社会文化价值观和期待带来了一系列性别化障碍,进而生成和塑造境外中国女性学者在家庭与职业领域的特定时间困境和冲突,影响其生命历程进阶。同时,文章指出境外中国女性学者在跨境语境下也受到一系列性别化支持,并在此基础上能动地调试和改造自身的时间处境与时间体验,以更好地实现职业与家庭的协调和相对均衡发展。由此,本文进一步推动移民研究的“时间转向”,将时间（性）视角引入学术移民和学术流动研究,考察女性流动学者独特的性别化时间体验,挖掘跨境学术流动体系内部潜在的性别化因素及其不平等权力关系,在理论和实证上促进移民研究领域的发展。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并未完全解决成员资格认定的问题。在成员资格确权时,户籍作为成员资格确认的首要标准,对于户籍仍然保留在集体经济组织的人员不需要以“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以集体所有的土地等财产为基本生活保障”作为限制条件。通过历史考察可得,虽然农村户籍的赋权功能在不同阶段有不同内涵,但是户籍作为农民在集体化政策时期为集体资产形成作出贡献的证明,以户籍赋权系尊重历史的体现,故前述两项限制条件不构成户籍赋权的前提。况且,作为相对稳定的公示方式,户籍呈现出唯一性与确定性的特征,以户籍赋权可以实现集体所有权的事实归属,并可避免成员资格标准的实质化带来的弊端。然而,以户籍作为赋权的唯一标准不仅忽视了不断变化的生产生活关系,且易误将户籍存续作为集体成员资格保留之前提,故应以成员权确权为时间节点,区分特定情形下户籍与成员资格相分离的不同标准。

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是新时代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其实体法根基是社会公共利益足以成为对不同民事强制执行法律关系主体进行类型区分及区别对待的正当性理由,其程序法基础是民事强制执行应当遵循的执行比例原则。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应当适用于所有民事强制执行法律关系主体。为贯彻善意文明执行理念而限制或妨碍债权人的执行利益的,立法机关或执行法院负有实体性论证责任,且应向债权人提供必要的救济途径。在金钱债权执行中,执行程序启动模式的抉择以及执行标的准入与退出均应当贯彻善意文明执行理念。执行标的之确定结果显著违反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民事强制执行法应当向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提供相应的救济。

相较于上世纪美国种族冲突的密集性和激进性,以及族裔文学屡屡传达的愤怒和抵抗主题,21世纪前后的美国少数族裔平添了诸多理性和冷静,以至于有些文化学者断言美国因奥巴马当选总统而进入“后种族时代”。事实上,21世纪美国族裔文学逐渐淡化了种族意识,并非美国主流社会疏于规训和歧视少数族裔,而是少数民族本身更倾向于探索人性和伦理等因素。它强调21世纪美国少数族裔面临的种族政治远未结束,而是更多地分布在日常生活、人性交锋和微观权力中。族裔作家通过重构传统历史叙事、探索当代城市众生相、呼唤流动性共同体等途径,构想美国社会如何才能弥合主流人群和少数民族、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富豪与穷人之间的藩篱。

本文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的数字化历程为案例,探讨新数字技术在史料处理中的应用潜力。FRUS的数字化历程包括从纸质文献扫描、数据库建设到档案信息细化编码的发展过程。近年来,科研团队通过开发基于编码源文件的应用项目,将档案信息结构化并引入词频统计和相似文档检索,大幅提升文献分析效率。然而,现有数字化档案的应用仍存在诸多局限,如人工标注一致性差、信息提取技术门槛高、检索功能单一等。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基于大语言模型的档案分类、标注和知识挖掘将更加精细,会显著提高文献检索的精准度,帮助研究者发现历史线索并提升研究效率。FRUS作为档案数字化的先驱,可以为其他档案的数字化和应用提供参考。

1808年英军侵占澳门事件中,两广总督吴熊光认为对手异常猖獗并且拥有船大炮利的优势,如若开战清军无法取胜,只能通过暂停“贸易”这一惯常手段迫使对手妥协,然后迅速恢复对英贸易,以免激发更大的海防危机。吴熊光的现实主义策略虽一时奏效,但被深居紫禁城的嘉庆皇帝视为太过软弱、有失“国体”,因而被革职治罪、遣戍伊犁,由此开创了清朝历史上封疆大吏因为“夷务”处置不当而获罪的先例。“吴熊光之困”反映了鸦片战争前清朝统治集团在愈益明显的西方扩张势头和军事优势面前的无奈,预示着二三十年之后卢坤和林则徐等人的类似遭遇和更大危局即将到来。

“凑戏”是红色文艺运动初始阶段的一个重要现象,它以回归艺术本原为表现特征,追求大众参与艺术创作过程的“游戏性”与“娱乐性”,并且在这种群众性的“凑戏”过程中,去充分体现文艺大众化的本质特征。正是由于“凑戏”是一种回归艺术本质的文艺现象,所以它完全摆脱了五四新文学以来的“西化”影响,不仅为红色文艺运动积累了宝贵的创作经验,同时也在不断地提升工农兵大众的艺术素养,最终经过20多年时间的摸索与实践,开创出了一个“人民文艺”的历史新纪元。

基于对中国数字游民的质性研究,本文从“流动基础设施”视角出发探讨基础设施力量和环境如何形塑游民个体的工作与生活实践及流动体验。研究发现,“制度性”“实体与技术性”及“社交性”基础设施能够生成并推动数字游民的职业发展、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同时,这些基础设施的“故障”“中断”和“失效”会对其工作与生活及整体流动进程产生阻碍与破坏。此外,研究阐明,数字游民个体在面临基础设施所带来的困境时能够展演能动性,并寻求、整合和调配基础设施资源,积累相应能力和资本,以维系或中止其数字游牧的生活方式。由此,本文将“流动基础设施”这一视角引入中国语境下数字游民等议题,进一步拓展其作为分析框架的深度和广度,并在实证层面促进对中国青年流动和生活方式变化等研究主题的关注和发展。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数据要素的应用,数字经济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从层次论来看,数字经济是数字及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消费、分配、流通等经济活动的统称,可以分为新基础设施层、新生产要素层、新生态环境层、新实体经济层、新经济形态层。沿着互联、赋能、融合、转型和创新的技术-经济路径,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新技术和新型基础设施重塑了数字经济的商业形态,数字平台成为企业和市场之后资源配置的新型组织模式。在摩尔定律等技术规律的驱使下,数字经济呈现场景化、平台化、生态化、数智化的经济规律,必将经过导入期和拓展期,从协同阶段迈向繁荣成熟的黄金时代。

苏轼不仅是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巨擘,也堪称宋代儒学复兴运动的主将。作为苏氏蜀学的集大成者,苏轼以儒为本,兼采佛道,构建了融会三教、兼容并蓄的学术体系。他对佛禅的态度,经历了“游禅”“近禅”“逃禅”“融禅”的心路历程。苏轼对佛禅亦信亦不信,非信非不信,信的是佛禅中与儒家相合的义理,而与儒家不相合的义理则不信;他在思维方式、思想资源上汲取佛禅的有益因素,并不在吃斋念佛、布施放生等仪式上纠缠其事;苏轼在人生困顿之时常有“人生如梦”的空幻感,不免走进虚无缥缈的空幻世界,但当走出困境之时,他又回归儒家大道。苏轼学佛禅的目的,首先是借佛禅消解人生逆境与困惑,其次是汲取佛禅元素丰富和发展儒学思想。

能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新能源既是能源转型的重要落脚点,又是新质生产力推动下的新业态。在新的实践要求下,中国新能源产业亟待摆脱传统增长方式和发展路径。故此,围绕新质生产力特征,分析新能源产业所面临的新挑战、探讨如何推动其发展尤为重要。首先,本文介绍了在新质生产力理念下,新能源产业已呈现出的“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其次,探讨了新能源产业后续发展中,进一步强化上述三方面特征可能面临的相关挑战。最后,基于上述挑战为新能源产业发展提出了针对性建议,旨在助力筑牢新能源产业“绿色”底色的同时具有更鲜明的新质生产力特征。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国际法思想和意识,聚焦国际法主体和人类的终极问题,反映了国际法主体和人类的共同期望和诉求,体现了国际法主体和人类的共同利益,是重要的国际法理念,成为国际法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当代性中蕴涵着极为久远而深厚的历史维度,是人类社会东方大同思想和西方共同体传统思想在当代的一种延伸、拓展和新的突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国际法提供了正当性分析依据,对其创新与发展起到积极的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