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首发经济发展对消费具有持续拉动性。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首发经济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重要经济活动,是依托我国四大优势的产业发展模式,也是混合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创新服务业。首发经济主要通过增强消费新动能、营造消费新环境、培育消费新模式、丰富消费新业态四种机制激发消费活力,促进消费升级。进一步发展首发经济,地方政府要坚持从供需两侧发力,因地制宜、因情施策、因势利导创设优良生态、提供创新保障,因需而动综合施策提振居民消费信心,更好发挥赋能消费升级、扩大促进长效消费的作用。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本文以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为基础,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社会再生产循环中,构建产业资本循环、“积累-收入”循环、“实体-虚拟”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四级嵌套”分析框架,结合中国国情,阐释国民经济循环的本质。在此基础上,针对当前国民经济循环存在的政策协调性问题,构建“四梁八柱”制度体系,以期通过“制度矩阵”促进各层次、各领域制度有机协同,增强制度间的一致性和协调性,进一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数字服务贸易的快速增长受益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但日益高筑的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成为严峻挑战。本文基于2014—2021年全球85个经济体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数据,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TERGM）等估计方法,探讨了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数字服务贸易网络结构演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提高显著抑制了数字服务贸易网络出口和进口联系的形成和维系,且国家间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政策差异越大,抑制效应越强,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强化了数字服务贸易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数字服务贸易新关系的形成具有更强的负向作用,对旧关系维系的负向影响则较弱,数字服务贸易网络具有“韧性”。异质性分析表明,基础设施连通性和电子交易领域的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措施,对贸易网络的负面影响最为显著;IT服务、金融服务及保险和养老金服务行业的数字化进出口受到贸易壁垒的影响更大。本文研究结论为我国优化数字贸易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与政策参考。

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区域一体化不断深化,系统评估中国与RCEP国家的贸易联系,对于完善区域合作机制、增强外贸韧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分析了我国与RCEP国家贸易的发展现状、特征和变化趋势,并使用贸易引力模型检验了影响贸易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第一,近年来中国与RCEP国家贸易往来频密,贸易额占对外贸易的半数以上,东部沿海省份贸易规模最大,广西表现尤为突出。第二,中国与RCEP国家贸易以中间品和中高技术产品为主,但北京因数据归属、企业管理和再出口等原因,向RCEP国家出口初级产品的比例超过一半。第三,在高技术产品中,中国各区域向RCEP国家出口比例明显高于进口,说明同样存在区域层面的“中国出口之谜”或“反比较优势之谜”。第四,经济规模、地理距离、贸易成本和市场化水平对贸易有显著影响,特别是贸易成本的阻碍作用,凸显了RCEP通过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促进区域贸易的重要性。对此,应着力降低区域间制度性贸易成本,推动市场化改革纵深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特别是强化中西部地区与RCEP成员国的互联互通与产业协作,进一步提升联动发展水平。

战国诸子大体上都是在回答“天下恶乎定”的问题,其人性论说与其政教理想相关,但不能将两者直接理解为因果关系。如果考虑其对话语境以及与之相应的修辞方式,孟子对人性的真实看法并非“性善论”一语所能尽。对同一政教理想,荀子随其言说对象的改变采取了不同的修辞策略,《性恶》篇与其说是批评孟子对人性的真实看法,毋宁说是在批评孟子对人性采取顺适的态度。综合孔孟荀三者来看,儒家政教理想立足于对人之自然或本然的客观认识,而非诸如“性善”“性恶”之类的人性假定。

《孟子》“尽心章”是理解孟子心性论的核心章节。朱子以知行关系为架构,阳明以三等资质作区分,牟宗三从道德创生性立论,是理学大传统下三种代表性解说。若就孟子一贯的思路来看,“尽心、知性、知天”是说,竭尽心之思的功能,自觉体认活跃的四端之心,从而确认人所固有的善性,由此领悟天道生人的物则;“存心、养性、事天”是说,据此本心加以操存,对此善性加以涵养,以渐进于德,则是君子“事天”之方;“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是说,无论长寿短命、不贰其心,唯修身不已,以待生命之终止、命限之到来,此为君子“立命”之道。三个层次前后相因,一以贯之。孟子的思想与实践的道路,皆由质朴的生存体验引导而出,不以特定的思想观念为前提,故具有恒久的价值。

唐后期河北地区南禅崛起构成思想史上重要事件,令人瞩目。事实上,诸多寂尔无闻如北岳智力禅师等普通僧侣同样默化潜移,与名僧大德一道推动了河北区域佛教发展,值得关注。通过深入析读恒山慧炬寺诸碑刻,指出其创建者智力禅师“以寂灭圆通为本”的佛学要旨实系杂糅《涅槃经》与天台宗相关思想,自成特色,其宗教实践以“律仪称则”“嘿通玄境”为特点,同样暗取天台禅观以拓新境,在禅修方面表现出融贯大小乘的特点。依此进而辨析出智力禅师在宗派归属上既非禅宗北宗,亦非禅宗南派,应属北朝以降迄于隋唐,依准严守戒律、由戒入定、由定开慧修行路径的传统学派。但不因循守旧,其佛学思想与禅观方法受隋唐天台学说影响。

真与俗是道家与佛教常用的概念,通常用以描述对于人的本质和世界本原的认识。章太炎关注真俗之境,曾以“转俗成真”和“回真向俗”概述其哲学思想的特质及其发展历程。佛、道传统中的真与俗是相对和相即的,两者相互含摄,且互相转化。章太炎哲学思想既有真与俗的分际,也可能介于真与俗之间,形成真俗相交错、相融摄的思想体系。“真”与“俗”所指称的学术形态或思想内容并非单一的,而应该是多元的,既指称思辨的形而上学,也指思想研究的方法论。章太炎始终坚持方法论之真,以实事求是之法考辨经史,同时借助佛学和诸子学探究形而上之“真”,又以经史、诸子和佛学追求经世致用之“俗”,表现出真是依俗转俗而成真,俗是依真转真而成俗,“真”与“俗”存在着互相依持而共在的关系。

迁台初期,农复会延续其以土改为中心的农村建设思路,并从美国农业援外典范的机构定位出发,在台湾继续推进土改。为确保减租成果,农复会较早提出要对破坏减租政策的地主及其背后的台省精英加以惩处。但新的台湾省政当局对土改日益消极,面对减租纠纷,更多站到地主阶层一边。农复会对吴国桢领导的省政当局日渐不满,于是与继续支持土改的陈诚及其领导的“行政院”合作,共同推动以“立法”手段完善三七五减租,并在台湾省方打算以公地放领取代限田政策的情况下,推动台湾土改政策从减租向限田迈进。在受邀来台的美国冷战土改政策代言人雷正琪的建议下,台湾最终确定在减租之后继续实施限田,并将公地放领作为限田的前提。台湾土改政策方向由此确定。通过梳理台湾土改由减租向限田政策演进的过程,可以发现在台湾严重依赖美援的情况下,美国因素以显性（农复会、雷正琪）或者隐性（美国对台政策）的方式,构成形塑台湾土改政策的重要变量。既往研究重点关注国民党当局与台湾地主阶层的关系,忽视了美国因素影响台湾社会经济体系有深层机制。

鉴于香港开埠后走私严重,粤省当局于1868年在香港周边设卡稽查,引发所谓“封锁香港”问题,引起以英商为班底的洋商组织——香港总商会的强烈不满。适值中英《天津条约》修约,总商会寄望修约解决“封锁”问题,通过请愿、鼓动舆论等方式积极介入中英修约交涉。其诉求侧重拓展在华商业特权和铲除中国关税“腐败”,要求英国政府实行强硬外交。但英国外交部与香港商人、港英政府、殖民地部在修约问题上表现出明显不同态度,并不看好在华商业扩张前景,更注重恪守条约和中英关系“大局”稳定。修约草案提议允许中方在英属口岸设置领事,并对鸦片贸易实行“裁厘加税”,引起总商会强烈反对。中英修约最终归于失败,英商抵制起了明显作用。在整个修约过程中,香港总商会扮演了双重角色：他们既是贸易自由化的推动者,也是不平等秩序的维护者。

虽然澳门“立法法”已施行16年,但是澳门各界围绕着立法会与行政长官立法权界限划定的适格主体、独立行政法规的规范事项,以及行政法规可否修改、废止法令等问题的争论并未因“立法法”的施行而结束。行政长官与立法会立法权界限划定属于中央事权范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才是界限划定的适格主体。澳门“立法法”第7条第1款所设定的独立行政法规的规范范围过于宽泛,政府、行政会的组织等应属法律保留事项。鉴于行政法规的位阶低于法令、行政长官不能像过去的澳门总督一样行使一般立法权,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威维护和职能履行,行政法规不宜修改、废止法令。

由多个机构联合推动的杜威在华讲学是一次深入的中美文化交流,潜藏着对于“教育文化改造加议会民主政治”的美国道路的倡导。重建促成杜威讲学的历史过程,并分析“五四”前后美国进步主义文化乃至美国道路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的深层根源,意义重大。杜威访华起初是一时兴起的私人观光之旅,逐渐发展成被各机构聘请长期在华讲学。以江苏省教育会为核心组织起来的邀请机构网络和以胡适为核心的杜威弟子们在促成杜威讲学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杜威在华讲学不无偶然,但美国进步主义文化乃至美国道路在“五四”前后的广泛传播,则是晚清以来中美合作潮流发展至“五四”所产生的一种必然趋势。晚清以来中美实业界不断推动合作计划、美日在东亚的争夺在1918年趋于白热化、苏沪民族工商业在一战期间的繁荣发展以及依托于这一资本集团的江苏省教育会势力的壮大、新文化运动和新教育改革的蓬勃开展共同造就了这一趋势。

宣统元年十二月（1910年1月）,严复被清廷赐以文科进士。该赏赐是清廷针对留学归国且有所成就者的奖励,最初发端于袁世凯举荐詹天佑等四位留学生请赐出身,后为学部采纳,要求各省督抚跟进,严复为两江总督端方举荐也进入备选名单。清廷最终选定19位留学生赏给进士、举人出身,严复被列为一等,得赐文科进士。考察其后严复在文章书信及与友人诗文往来中对此次获赐功名的不同表述,不难发现即使科举停废,即便是留学生出身如严复者,其对科举出身和功名意识的推崇仍然强烈,这也是废停科举后值得关注的历史面相。

督练公所是清末新政期间各省普遍设立的督练新军的新式省级军事机构,构成清朝国家军事权力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在地方督抚兼任督办的领导下,督练公所采取日常办公、集体议事相结合的运转模式,协调本省新军司令机关、军事局所及外省督练公所办理练兵事务,重新构建了地方军务运行机制。督练公所在该机制中居于核心地位,负责对接和转化中央练兵政策,是督抚得以推动地方军事改革的关键助手。在此过程中,督练公所也成为地方督抚获取新军训练、节制、调遣权的工具。这一时期的督抚军权,既未“重”至“专政”的地步,也没有“轻”到“不能有效地控制”的程度,不宜笼统地称之为“外重”或“外轻”。

作为记录汉语的符号,汉字的创造及意义呈现方式,已然具有素朴的思辨色彩,不仅如此,汉语的词汇结构、语法规范,也具有鲜明的思辨特质。这种特质与汉民族的思维方式、汉文学的修辞手段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对汉文化思辨精神品格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到了现代时期,汉语出现“欧化”新趋势,其叙事性、逻辑性和思辨性特征更加突显,为现代文学表达现代人精细繁复之情感及思想状况奠定了坚实的语言基础,而智性化、戏剧化和复调化之所以能够凝定成新的诗学传统,虽与现代社会、现代文化的理性化趋势密切相关,但现代汉语逻辑与思辨素质的提升,也是重要甚至更为直接的原因。展望未来,新诗必将开拓出“情智双修”这一与古典诗学传统既相关又不同的新方向。

蕃胡四曲为周、隋之际流传下来的遗声,是用域外音乐曲调而填写的歌辞,释智匠《古今乐录》及郑樵《通志》皆有著录。考其歌辞内容及创作背景,可知《于阗采花》属西凉乐,表现的是于阗国对隋帝国的向风慕化;《纪辽东》为隋炀帝大业八年（612）渡辽水征伐高句丽所作,是倚高丽乐以五、七言句填制的歌辞;《高句丽》为北周王褒倚高丽乐而作的六言歌辞,表达了一种歌舞繁华、及时行乐的人生观;《出蕃曲》则是为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巡幸西蕃胡二十七国之事而作。蕃胡四曲歌辞所呈现的五言四句、六言六句或五七杂言体制,乃因胡乐曲度之长短而形成,具有鲜明的倚声填词特征,其句式、字声和韵位皆与后来词律的要求相合,实已着后世词体之先鞭。

围绕组织间网络何以有效的问题,组织资源、组织者能力和组织间互信等理论提供了不同的解释,但忽略了资源、能力和信任等影响网络效果的中间机制。本文对S市ZM直播电商园形成的党组织领导治理型网络进行结构功能分析。从结构来看,该网络以“区-街道-园区”三级党组织为领导,统合科层体系并吸纳分散社会,实现内外双整合。从功能来看,该网络通过组织嵌入机制、信息流通机制、服务供给机制和矛盾调解机制等介入,推动了园区的秩序生产。激励共容是该网络的本质特征,旨在揭示党建有效性的中间机制,对已有的三种理论进行了发展。

作为政府与市场有力补充的外源型社会组织,在参与乡村建设时普遍面临着面向村庄的嵌入性难题和面向政府的自主性危机。和合公益组织推动乡村书院建设的历程,展现出外源型社会组织在参与乡村建设中所塑造的“赋能型经纪”角色。该角色以专业社会技能赋能乡村共同体建设为导向,致力于成为联结乡村内外、政社之间的“资源桥接者”,通过能动性地呈现出创设在地陪伴赋能项目、构建资源融通平台以及形塑集约型组织等角色特征,有效破解了嵌入性和自主性难题。这一角色是在村庄内部整合链条断裂、政府项目制运行中信息不对称的结构环境中生成的,也是社会组织在既有制度环境下为保有自主性而进行的实践探索。由此将社会组织研究在空间情景上由城市拓展至乡村,系统梳理乡村场域特有的政社结构基础和实践困境,并提出区别于政府购买服务承接者的社会组织可能的行动角色,为实践创新和政策调适提供了新思路。

随着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持续深入,党对科层制的领导力和对社会的动员力持续增强,党与政府、社会的互动也变得多样化,这为基层解决复杂治理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以广东省S市Z产业园区党委的运行过程为例,本研究发现,面对现行科层制不能常规解决的园区治理困境,街道能够通过在园区设置党组织来破解。园区党组织通过与街道各部门、社会进行策略性嵌套,能够帮助实现对新生社会空间的治理：一是园区党委充当园区的类行政机构,填充了街道与园区之间的行政“块”的空白,缩短了街道与园区的行政距离;二是以园区党委作为监督中介,街道得以将压力精准传递到下沉轮值的部门专班身上,解决了监督不足的难题;三是园区党委以服务为纽带将自己嵌入社会,并邀请社会力量加入政策执行过程,以合法性再生产达成了治理意图。本文试图以一个微观截面来透视当下党、科层制与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形态,有助于加深对当下中国政府与政治的理解。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8条列举的“医疗健康信息”应解释为广义的个人健康信息,包括所有与主体过去、当前或未来的身体或心理健康状况有关的个人信息。个人医疗健康信息包括本质性医疗健康信息和推断性医疗健康信息,认定个人医疗健康信息时,需要根据信息内容是否直接反映信息主体的健康状况分类处理。应明文解释个人医疗健康信息的内涵并以其为核心整合相关术语。基于个人医疗健康信息界定的复杂性,以指南形式明确判定标准和具体范围进而对相关认定活动予以指引是较优的选择。对实际认定活动是否合规进行监督需要细化现有的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制度、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制度和个人信息处理情况记录制度。

预防性法治建设,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方面,也是完善中国特色法律监督机制的应有之义。救济性公益诉讼对风险治理存在着局限性。为了从前端避免可能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风险,应当在启动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之际正式构建预防性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增强检察公益诉讼的预防功能和治理效能。检察机关参与风险治理的路径需倚重预防性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其立案条件的审查重点应设定为具有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风险;其立案范围应限定于“重大风险”,聚焦于“不可逆风险”,侧重于“系统风险”;其办案方式应进一步完善预防性诉前检察建议和诉前磋商制度。

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希特对政治经济的思考长期受到学界忽视。作为十八世纪“贸易猜忌”（国家间经济竞争）争论的参与者,费希特从历史、哲学和政治三重视角出发,同时批判重商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主张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要封闭起来。他认为,“封闭商业国”既体现了现代世界的历史特性,也是构建完备法治国家和实现永久和平的内在要求。费希特的构想对现代政治经济体系的历史叙事、规范原则和空间秩序提出了全面反思。批判地检讨他的思想,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参与构建当下的全球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