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体制改革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随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已经形成内容丰富、脉络清晰、结构完整的理论体系,深刻回答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性、目标、原则、路径和方法等一系列问题。其核心要义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持续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坚持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经验和规律的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理论在新时代的创新和发展,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改革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全球价值链中的不对称结构性权力深刻影响各国价值创造、价值获取及经济安全。本文融合全球价值链网络与结构性权力理论,从生产、知识、安全三个维度,剖析全球价值链结构性权力的来源及其建构路径。全球价值链结构性权力重构是各“能动者”对生产、知识、安全权力的争夺,本质是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调整。全球价值链主导国通过生产再组织、知识断链、构建盟友供应链等方式,加剧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碎片化”、区域价值链竞争和国家间贸易摩擦。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需顺应全球价值链结构性权力重构的大势,从生产、知识、安全维度寻求突破,构建“以我为主”的区域价值链,增强规则、技术等知识供给,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培育全球价值链的国际竞争新优势。

“3%财政赤字率红线”形成的历史过程表明了其虚构的本质。由于中国目前超常规逆周期调节将需要数年甚至更长时间,不应将突破“3%财政赤字率红线”视作一时之举。为了促使人们放弃“3%财政赤字率红线”的固化思维,应澄清其将国家预算类比为家庭预算及相关问题的认识误区。提高“财政赤字率”在中国目前超常规逆周期调节中具有四种关键性作用,能为中央提高目标财政赤字率的决策提供理论根据。事实上,提出财政可持续性应以实际经济资源而非财政赤字率高低来决定。打破3%财政赤字率红线的固化思维,有助于解决中国当前因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风险隐患仍然较多等问题。

网络平台逐渐成为版权作品传播中心,大量用户上传作品在平台传播,版权相关方利益也会被此类作品侵蚀,要求网络平台维护著作权人群体权益就成为必然选择。平台是提供搜索匹配服务的信息中介,算法信息匹配效率是平台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因此,观察算法如何对待平台用户上传作品可以了解平台版权保护倾向。以电影作品为关键词,在短视频平台进行搜索,分析搜索结果中用户上传作品的搜索结果排序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为实现利益最大化,网络平台确实存在选择性版权保护行为。平台会将存有侵权可能性的影视二次创作作品推荐给用户;但当平台依赖该影视作品获取直接经济利益时,则会以降低搜索权重方式隐藏二次创作作品,以使平台的版权作品优先被选择和消费。对此,平台自身应提高盗版内容过滤清除能力,同时,平台的版权算法相关责任也亟待明确。

经济学知识在我国反垄断司法裁判中存在三种应用模式,区分的依据是不同模式在证据法上产生的效果不同。第一,当经济学用于查明案件事实时,经济学知识构成程序法意义上的证据,受到证据采纳规则和采信规则的审查,研究的是经济学知识是否能够成为“证据”以及证明力有多大的问题。经济学证据常常横跨采纳和采信规则的边界,因此法官应当避免僵化适用采纳规则,在经济学证据满足来源合法性和内容相关性以后即可纳入审查。在审查经济学证据的证明力大小之时,法官应当考虑出具该证据的经济学家的“独立性”。第二,当经济学知识用于解释法律规则时,一方面为垄断行为细化构成要件并提供分析框架,此时不构成程序法意义上的证据,也不会受到证据法的审查。鉴于经济学知识可能与法学思路相悖,法官应当以我国法律制度和政策目标为基准,判定是否要接纳相应的经济学术语解释和分析框架。另一方面,经济学知识从法经济学角度为垄断行为提供了“规则”与“标准”二分的规制方式,此时虽然不构成程序法意义上的证据,但是会影响到举证责任的履行难度。上述的二分规制模式在我国反垄断司法裁判中确已形成,但受到了欧美实践的不当影响,因此法官应当避免对国外司法辖区竞争法术语的盲目借用。第三,当经济学知识在司法裁判中提供背景信息和经验法则之时,构成“经济学常态”,此时同样不是程序法意义上的证据,但是会影响证明标准的满足或法官“心证”的形成。经济学常态和推定虽有相似之处,但法官应当避免将经济学常态等同于推定来适用。

朱陈之辩不仅是王霸义利之辨,也是儒家思想阵营围绕理想人格展开的一场论辩。陈亮基于本末具举、内外不分的道论,推崇孔子的兼具智、仁、勇、艺,并文之以礼乐的成人说。他对成人说的肯定与对道德性命之学的批判,也将“修己以安人”“内圣开外王”的逻辑困难加以公开化。陈亮的成人说以理性现实主义的进路祛魅三代神话,尤其是他对“三达德”之“勇”德的重视,可谓道破了宋代心性之学由内圣开出外王的困难,为批判性地审视理学价值体系结构的合理性提供了重要视角。

孟子以“好辩”著称于世,其“辩”包括游说诸侯的政治性辩对,以及与其他思想学派围绕仁义的学理性辩论。孟子对诸侯的游说辩对事业,最能表现其对现实情势考量的话语实践,可从法语与巽言来看。法语的论说特点是当面直陈对方的过错,是非标准分明,目的在于使论说对象思过改错。巽言的论说特点则是使人听之欣悦,启发对方的良知,从而劝喻诸侯推行仁政。二者的内核都是孟子积极致力于以王道仁政为核心的儒学政治思想的理论建设。就学理性辩论而言,孟子与他人的论辩“驳”的成分要远大于“立”。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其与告子之间围绕“仁义内外”及“人性之善恶”展开的一系列论辩。这种对抗性论辩的作用主要是澄清儒家义理的思想边界。而孟子真正安顿儒家义理之学的根基,当属其以四端之心为其性善说奠基性的论证。总之,孟子在思想上的创造性,与“辩”所造就的思辨理性有莫大的关联。正是对“辩”的自觉,使孟子不仅发孔子所未发,为儒家理论事业奠定规模,也以其论说实践为如何言说思辨性学问树立了一种典范。

作为台东直隶州最后一任最高军政长官,胡传对台湾东部地区的治理与开发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一是对清政府治理台湾的政策进行深刻反思,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批评和建言;二是按部就班地实施台东地区的基层治理,维护了清政府治理开发台东地区的成果;三是在军中厉行禁烟,整顿驻防军队,并在甲午战争危局中为筹办台东海防尽了心力。虽然台湾最终在甲午战败之后被迫割让给日本侵略者,但胡传在台三年多的所作所为,表明其在台东地区开发史乃至近代中国边疆开发史上的贡献不可磨灭。从清政府治理开发台湾212年的历史进程来看,胡传用生命为之画了一个并不完美的句号。

一般以为,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香港无须向伦敦缴税。其实,1865年英国政府就开始向港英政府征收军税,用于驻军开支。1895年,英国政府将原来定额征收的香港军税,改为按照香港岁入（不包括卖地收入）的17.5%比例征收。1902年起,又改按香港岁入（不包括卖地收入等）的20%比例征收,从而水涨船高地长期分享以鸦片贸易收益为核心财源的香港岁入及经济红利,甚至将香港军税用于新加坡海军基地。香港政、商两界一直反对英国对港征收军税,反对香港分担英国对华、对日贸易的防务费用,坚持要求按照净收入计算军税,以便提高经营成本,减少军税缴付。可是,英国政府却一再驳回香港方面的反对意见。1941年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英国政府无法再征收香港军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政府恢复对港征收军税,继续分享香港经济复苏与起飞的红利。

英国在华攫取治外法权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在通过订立中英不平等条约攫取到“条约上的治外法权”（conventional extraterritoriality）前,英国已逐步攫取到“事实上的治外法权”（de facto extraterritoriality）。1807年中英“海王星号案”便是英国攫取在华“事实上的治外法权”第一案。该案发生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夷馆”拒不交凶,不接受广东衙门独立审理该起中英命案的安排。在保商体制乏力和炮舰威慑等情形下,粤省官宪同意英方设立史无前例的“夷馆法庭”,并以中英“会同审讯”的方式进行审判。至此,英方实现了化用1743年中葡“陈辉千案”确立的,原本仅适用于澳门地区的“乾隆九年定例”意图,第一次在华取得了诸如“夷馆审判权”“会审权”等。将原本不具有普遍性的特别定例适用于内地广州,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为英国进一步攫取在华“事实上的治外法权”彻底打开了方便之门。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商埠数量增长,条约口岸体制逐渐从东南沿海向西部内陆扩张。重庆作为西部交通枢纽和商贸重镇,立约开埠的过程尤为值得重视。1887至1889年间,英商立德乐筹资订造“固陵”号轮船,试图凭借《烟台条约》条款上溯川江,迫使重庆开埠,但商人隐瞒了“固陵”号轮船建成后动力不足的事实,欲以私利寻求英国政府支持。这一冒险计划受到英国驻华公使阻拦,甚至引发英国外交部和公使之间的矛盾。中英交涉过程中,清政府却积极调和地方抵制势力,主动以重庆开埠换取轮船罢驶。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更是在交涉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固陵”号计划是导致重庆开埠的直接原因。这一历史事件所呈现的华洋矛盾与央地博弈交织的情形,有助于认识晚清扩张条约口岸体制的内外动力与中国走向近代的独特过程。

艺术与科学的关系,既充满自由的创造性竞赛特征,又呈现出永久性的根本价值争执。由此,艺术与科学的关系呈现出思想的两面性：一方面是彼此之间的相互认同,另一方面则是彼此之间的根本冲突;一方面是关于创造性的相互敬重,另一方面则是关于创造原则的内在冲突;一方面是彼此之间的社会效用协调,另一方面则是彼此之间的文化效用对抗;一方面是彼此之间的现实创造危机,另一方面则是彼此之间的自由竞赛渴望。它们既相互启示,又相互否定。在人类精神的创造性事物中,没有任何学科能像艺术与科学两种自由创造方式这般相爱相杀。因此,在艺术与科学的对抗与竞赛中,我们必须寻找二者之间的共生与共同繁荣之道,同时,必须寻求自由精神与理性精神的永久启蒙。

作为20世纪初法国最著名的哲学家,柏格森反对机械论和目的论对视觉的定义和规范,通过时间（绵延）-空间（广延）、质-量、异质-同质、连续-间断、记忆-物质、膨胀-收缩、直觉（具身体验）-理智（抽象观念）、运动-封闭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范畴,挑战和批判了视觉中心主义模式和时间的空间化观念。柏格森的反透视主义的视觉理论主要基建于他的生命观和身体观之上,强调视觉和身体、视觉与直觉感知关系的重要性,从而推动了更广泛的时间和具身性感知体验的讨论。他将视觉对世界的印象和知觉命名为“快照”,这不仅与现代摄影机的功能相似,也与哲学的抽象化指向同步。这一系列的关联性,使柏格森的视觉理论既对梅洛-庞蒂和德勒兹的美学和视觉理论产生影响,而且促进了立体主义以及未来主义现代文艺作品的风格转换,也对当下的视觉文化和视觉美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信息不对称广泛存在于政府层级体系中。主流理论认为,中央政府难以通过强化信息获取手段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学者们转而探讨通过制度设计来应对纵向治理中的信息挑战。以环保垂直管理改革后中国环境治理过程中的信息获取为例,本研究界定了“逆向信息不对称”这一在纵向政府组织体系中日益显现的现象。与下级政府掌握信息优势的“信息不对称”不同,“逆向信息不对称”描述的是上级政府通过多种手段争取信息优势的过程。研究发现,中央政府通过制度改革、技术赋能和民意直通等多种方式获取地方政府尚未掌握的地方信息,打破了地方政府垄断信息优势的传统假设。多维信息的获取有助于中央政府构建关于下级政府行为的“信息拼图”,并缩小其相对于下级政府的信息劣势。“逆向信息不对称”强化了科层体系中上级组织的权威与层级控制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了特定政策领域的执行效率。

在具有孝道传统的中国社会,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疾病谱系的转变,怎样为临终老人花钱、医治与尽孝成为中国家庭面临的重大挑战,而如何恰当地处理金钱与孝道之间的关系更是愈发微妙且棘手。基于对N市19个家庭的访谈与观察,发现在这场关于父母临终医疗的道德经济“试炼”中,孝道和亲情看似是各个家庭所共享的文化想象与情感寄托,但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又会展开差异化的医疗方案与尽孝策略,由此呈现出“过度医疗”“适度医疗”“放弃治疗”等不同的老年临终安排。本文意在从新经济社会学视阈深化和推进我国老年临终医疗的研究,力图展现其中金钱与孝道之间既紧张又融合的共存互构关系。工具性的医疗开支不可避免地受到孝道文化的标记与改造,而神圣无价的孝道伦理与父母生命实际上又与经济考量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1956年开始,格尔茨完成了三次接近内卷化的实验性写作,直到《农业内卷化》的名声大振。格尔茨探索印尼经济起飞面临的困难和突破可能,将目光投放到反发展倾向的阿班甘伦理,从集体主义价值观“共享贫困”露出农业内卷化的端倪,到“适应不良”的经济病理症状浮现出农业内卷化的主题,再到生态适应动力之下结构僵化与内部弹性互动的双重主体,它最终上升为农业内卷化这一包含丰富隐喻的社会文化形式。糖、稻米与人口的函数关系的建构与农业内卷化的结晶形态一同固定下来。文化的解释雏形初现。

过失相抵包括违约过失相抵和侵权过失相抵,都是损害赔偿之债的赔偿规则。《民法典》第592条第2款规定违约过失相抵的性质是赔偿规则,第1173条规定侵权过失相抵的性质是减责抗辩事由。对损害赔偿之债统一的过失相抵规则分立成两种不同制度,不符合债法的原理和基本规则。这是苏联民法理论和实践的影响,也是《民法典》没有规定债法总则带来的结果。这种矛盾的立法给我国的民法逻辑体系、债法统一、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带来不利影响。为实现我国债法统一,应当将过失相抵统一规定为赔偿规则,重新界定过失相抵的概念、特征和职能,保障我国法律适用的统一。

关于通谋虚伪表示是否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比较法上存在两种不同的立法例：第一种立法模式并不规定对抗效力的一般条款,只是在具体制度中进行规定;第二种立法模式规定对抗效力的一般条款,即通谋虚伪表示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我国《民法典》第146条第1款借鉴和采取了第一种立法模式。分析《民法典》总则、分则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可知：在表见代理、善意取得和表见让与情形下,通谋虚伪表示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这里的善意第三人应是指取得物权和准物权的人,一般债权人不属于善意第三人范畴。

在“AI+社会”,算力是可以自由交易的资源,可以成为被侵害的对象,实践中已经出现大量侵害算力的案例,有必要对算力进行财产权确权。目前算力财产的法律定位存在空缺,缺乏私法层面的保护路径,因而对算力财产的保护应从侵权模式转为确权模式。算力也是一种稀缺资源,与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紧密相关,这也提升了对算力确权的紧迫性。算力财产是一种新型财产权,其客体包含多样的事实要素和行为要素,在具有传统财产权权能的同时,还有集合性、无损性和交易模式多样性的独有特征。算力需要公法与私法的协同保护,算力侵权归责适用过错推定责任。算力的无体性和无损性使得盗用算力的损害赔偿亦有其特殊之处。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是以修复受损生态环境为旨趣的“责任束”,其与《民法典》第1234条及经济法、行政法中的生态环境修复相关条款是整体与部分、一般与特别的关系。行政主导生态环境修复责任适用的合理性在于契合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公法属性,符合法的安定性和成本最小原则。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过程中,应对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基本概念、结构内容、适用认定等展开系统构造。生态环境损害是概念厘定及责任适用的关键,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在生态环境法典中的结构内容应与法典的体例相吻合,使其适用认定与行政主导相得益彰,共同致力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目标的高效实现。

从学理基础看,英美刑法法律错误之争的本质系法哲学立场之争。法实证主义认为,公民具有知晓法律的义务,否认法律错误的抗辩能够激励公民学习法律以实现遵守法律的目的;法律道德主义认为,公民只能以遵守道德来遵守法律,因此（意图）遵守道德者的法律错误应免责。从实践运行看,“不知法不免责”受到严重冲击。立法承认法律错误否定犯意或成立抗辩,而法院则通过解释犯意来处理法律错误;法律错误免责的合理标准与真实标准体现了两大学派的价值博弈。从价值评鉴上看,法律道德主义主观论更能回应对刑罚正当性问题的关切,其以“知错犯错”作为谴责依据与我国《刑法》第14条相符合;而英美刑法中搁置“事实”与“法律”的区分也是我国刑法体系运行值得借鉴与坚持的技术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