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地缘格局紧张加剧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背景下,推动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议题。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支撑,区域发展需实现“四个转向”,即发展导向从“增长至上”转向“福祉优先”、发展动能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经济结构从同质化转向差异化分工、主体功能从单一生产转向“三生”融合。沿海地区作为我国生产要素集聚分布的主要区域,推动实现从“数量”主导的经济增长转为“数量”和“质量”并重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对支持全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至关重要。“十五五”时期,亟须强化沿海地区“压舱石”地位,打造全国新质生产力引擎;依托科技创新,推动制造业由大到强攀高向优;优化沿海地区空间布局,形成协调发展新格局。

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是当今全球经济竞争中的热点问题。演化经济地理学以企业与产业的动态性为第一原则,系统建构了研究区域产业演化格局、过程、机制的理论与实证框架。近年来,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视角不断转变,对区域产业演化新形式、新动能、新机制以及新的空间对象研究日渐成熟。演化经济地理学也开始与全球生产网络、可持续转型发展、地理政治经济学等领域融合发展,系统提升了对区域产业演化的解释力。在此背景下,面向“十五五”时期,中国新一轮区域产业发展与布局需以国家战略为导向,紧密结合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以多维邻近性框架为指引,平衡供给侧与需求侧关联演化,通过积极预期促进产业路径突破,构建起区域协调、韧性十足的产业网络,赋能统一大市场建设。

作为体现理论自觉的标识性范畴,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是基于特定内容、话语以阐释中国理念的理论框架和表达体系,是具有原创性和解释力的理论产物。从认识论层面看,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础上的“真”,是以思想引领价值、文化传承价值、身份认同价值、国际传播价值为主要表现的“善”,以及在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中所呈现出的“美”,彰显出独特的认识论特质。从主体论层面看,引领主体、实践主体、传播主体,共同构成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主体。从价值论层面看,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蕴含着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话语叙事价值内核,体现了消弭西方话语范式依附的话语叙事价值塑造,呈现出打造国际话语权新坐标的话语叙事价值主轴,展现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话语叙事价值图景。从方法论层面看,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构成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哲学思维方法。这四个层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形成了一个内涵深刻、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从理论高度上推动了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理论构建。

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叙事,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叙事研究向纵深发展的有益尝试,对于全面证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批判超越西方现代化话语及其叙事逻辑、探索破解我国现代化叙事的“古今中西之争”具有重要意义。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叙事,需要统筹“事实分析”与“话语建构”,通过深入考察中国共产党探索破解现代化问题、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历史进程和历史事实,描摹刻画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宏阔历史图景;通过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叙事、世界历史叙事、文明形态叙事,阐发讲述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深远历史意义。面向未来,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叙事建构,关键在于以唯物史观筑牢哲学基础,以大历史观拓展理论视野,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历史底蕴,以现代化共同特征凝聚广泛共识,以国际传播增强世界影响力。

语源学上的“义”假借于“宜”,凸显了义的蕴涵的协调性、切合性与对人、事、环境的适应性。人“化天理而义”表明,因为有义,才使得人的生命存在获得价值,让人成为一种义的存在。董仲舒以谊代义,使之处在五常之中却又超越五常、统领五常,又把义当作天道的有机成分,义之中包含着真理和力量。义的天理化使义获得绝对的属性和超验的高度,也使义从事务性的公平公正诠释中抽离出来而获得更大的普适性。“土若地,义之至也”,则要求效法地对天竭尽全力侍奉,而把对长辈的尊敬和顺从做到极致。阴阳灾异系统中的“义之至”则要求把倒置的阴阳次序纠正回去,让义获得充分呈现,把义发挥到最高的水准。董仲舒对义概念的这些独特规定,极大地丰富了儒家义的思想。

“几善恶”语出周敦颐《通书·诚几德第三》。对于这一话语的理解与诠释,后世儒者分歧极大。朱子将“几”释为人心隐微之际、念虑将发未发的瞬时状态,“几善恶”意谓人心所发之“几”兼有善恶两种趋势。而依王阳明、湛若水的理解,“几”为贯通寂感显微的良知本体的初萌状态,其性质应为至善无恶。在“几”的先天转向之思路的影响下,晚明、清初思想家对“几善恶”提出新释,对“几”兼有善恶的意见提出反驳,以期调适心学脉络下的“几善恶”说与朱子旧训之间的冲突。“几善恶”究竟意谓“几”兼有善恶抑或至善无恶?善恶关系究竟是由善统恶,抑或是善恶并峙?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诠释与辨析,既是对“几”进行本体论构建的理论尝试,也是对第一义工夫的不断追问。

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枢纽经济已成为各地竞相培育发展的增长点和新动能。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水陆空多式联运的交通网络要道,是我国现代物流体系、现代商贸体系建设的交通骨干地区,也是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链接“双循环”的重要枢纽。枢纽经济在大湾区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其发展过程呈现实体基础夯实、枢纽偏好型产业集聚壮大、枢纽城市崛起和多类型枢纽融合四个阶段。发展枢纽经济,有助于激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新动能,提升全球价值链控制力、强化“双循环”战略支点、创新中国参与全球化模式。应立足推动实现由“物理枢纽”到“功能枢纽”再到“规则枢纽”的跃迁,处理好集聚发展与辐射扩散的关系,在集聚资源要素基础上做好牵引带动、优势转化;处理好传统枢纽与新型枢纽关系,在巩固提升传统优势中聚力打造新优势;处理好硬枢纽和软枢纽关系,在强化“硬软联通”中实现协同融合、互动并进;处理好对内辐射与对外架接关系,善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拓展发展新空间,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枢纽经济的集聚、增值和扩散功能,加快建设国际金融枢纽、区域信息枢纽、国际科创中心、高水平人才聚集地。

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涉及中央政府、省政府、特别行政区政府、城市政府等核心行动主体,受国家逻辑、区域逻辑、部门逻辑、重大平台逻辑等多重制度逻辑的共同作用。多重逻辑相互嵌套,或相辅而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或相互冲突导致规则衔接面临复杂利益博弈,影响规则衔接质效。调适大湾区规则衔接中不同制度逻辑的冲突,需深化跨域协同治理理念认知,促进制度性集体行动实践;激发目标驱动意识,塑造合作供给的协同核心与共生框架;疏通资源共享渠道,形成多方利益平衡格局;合理制定纵横对接的配套政策,建立联合攻关的弹性结构,共同推进大湾区建设向纵深发展。

具有显著差异的广袤地域处于同一政治体统治之下,是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最根本的空间特质。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贡赋体制的有效运转,正是建立在对不同地区的差异化汲取、投入和跨区域调拨之上。从财政资源收支、储藏的分布和跨区域移动两个维度分析明清贡赋体制,可以揭示三大核心功能区（国都、关键军事前线、核心财源地）的位置关系如何奠定全国财政空间格局的骨架,以及财政调拨与民间商贸网络的深度互嵌关系。这有助于突破国家/市场二元对立概念的局限,还为理解传统中国大一统国家的自我强化机制提供了新思路。

海外学界明清性别史叙事批判将传统中国妇女视为受害者的国族主义叙事,关注妇女的主体能动性,倡导以女性视角重新审视历史,以及重视对社会性别象征维度的分析,从而展现一幅更具立体性的明清妇女社会生活画卷,既拓宽了历史书写的范围,同时也加深了人们对历史意义的理解。但是,海外学界明清性别史叙事为解构国族主义叙事,将任何视传统中国妇女为受害者的认识皆作为话语构建,其结果则是明显美化明清中国妇女的真实生存状况,且忽略近代中国妇女权利的诸多变化。构建更具包容性的性别史叙事,需要恰当处理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关系,并在事实和理念的多元互动中深入认识明清中国妇女生活实际。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突出贡献之一是用唯物史观构建科学的中国通史叙事模式,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历史智慧。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尚钺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传统的经世致用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有机结合,在认识历史、研究历史、阐释历史的过程中,完成了学术领域的创造历史。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通史编纂坚持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相统一,在一般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中探索中国化的社会形态发展学说,构建了一整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通史撰述体系。同时,重视学术表达的通俗易懂,推崇集体项目的协作精神,坚持为人民群众书写历史,扩大了受众阶层和阅读群体,让学术服务于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历史之思与文化之源。

王斑的新著《天下中国》（China in the World）系统论述“天下”与国际主义、世界主义和全球化等概念的联系与差异,指出这个“中国范畴”不仅具备思想性、古代性,更具有实践性、现代性。它在全球史研究的语境中重生,在国际关系方面,强调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并行不悖,在多民族国家内部,提倡多元一体、机能团结,超越了帝国以军事、经济抹平地方差异的粗暴做法,挑战了西方话语在界说世界格局和文化关系方面的垄断性,为“从世界思考世界”提供了新的可能。“天下”居安思危,带有充分的伦理抱负和责任道义,是我们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形势的重要思想资源和操作方案。

从归化翻译视阈讨论美国学者葛浩德对徐訏小说的英文翻译具有一定学术价值。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徐訏的数部作品在20世纪60—70年代就由Eudora Yu、林语堂等人陆续翻译成英文出版,但均未产生足够影响。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葛浩德翻译的徐訏作品选集在2020年一经出版就迅速引发了专业评论家与普通读者的高度关注与好评。在倡导“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今天,这一案例值得我们加以借鉴讨论。葛浩德践行了英美翻译界通行的归化翻译,通过结合具体案例加以分析讨论,探索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更多可能性。

继现代大型购物中心或购物摩对社区商业的市场造成挤压之后,当代电商平台和网购的兴起进一步对实体店的消费市场构成重大冲击。尽管如此,线下社区商业并未完全消失。以往的社会学研究倾向于把商业从社会学研究中剥离出去,而商学研究往往只侧重对消费者在线上和线下消费的权衡进行微观分析,忽略了社会结构变迁的因素。文章试图从社会的感性化角度说明,社区商业是感性社区的组成部分,而感性社区是社区生活质量的内在组成部分;消费者行为并不完全是遵循理性选择的逻辑;具身感触性成为消费者选择社区商业的一个影响因素。

网络信息焦虑已成为影响青年社会心态的重要因素,体现了海量信息环境与个体适应能力之间的张力。现有研究多聚焦数字技术对青年心理影响的同质化效应,而忽略了数字不平等所引发的心态分化,尤其在是城乡数字接入鸿沟日趋弥合的背景下,数字使用差异对青年心态的形塑机制亟待深入探讨。基于5757份线上调研数据,本研究深入考察了小镇青年与城市青年在网络信息焦虑上的差异及其生成路径。研究发现,小镇青年比城市青年更容易产生网络信息焦虑,数字不平等是造成这一差异的关键因素。具体而言,数字素养的抑制作用和数字依赖的强化作用构成了网络信息焦虑产生的双向作用力,较低的数字素养和较强的数字依赖是小镇青年焦虑水平更高的重要原因,且数字依赖的影响更为显著。本研究揭示了数字不平等如何导致青年群体焦虑情绪的差异,为深化网络社会心态分层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面对顾客投诉带来的工作压力,快递员在日常工作中逐渐分化出紧张工作型、听天由命型和积极进取型三种类型。文章依据快递员和顾客的熟识程度以及顾客对快递服务的响应程度将顾客区分为包容型熟客、计较型熟客、包容型生客和计较型生客。快递员在识别不同顾客类型的基础上,从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两个方面来识别并化解投诉。在服务态度方面,快递员通过区分顾客类型并提供相对应的服务态度来降低投诉;在服务质量方面,快递员通过事前预案、事中管理和事后补偿来化解投诉。这些都意味着快递员早在快件收派之前就在对快件和顾客分类基础上进行了全过程管理。然而,面对计较型生客,快递员仍需要提供良好的服务态度和高效的服务质量来应对。

基于对数字平台从业者与用户的质性研究,本文从可供性视角出发,从隐私的认知、摄取和呈现三个维度探讨个体隐私管理策略及隐私边界变动机制。研究发现,隐私边界的建构是一个动态的协商过程,平台技术的交互性、追踪性与可见性为用户隐私边界被拉伸或压缩的变化提供了可能性。本文从平台技术配置与互动策略的双轨共同切入,丰富了隐私社会学对个体日常数字生活的关注,揭示了平台技术与用户能动性互动下隐私边界的微观变动机制,为理解数字平台环境下的隐私管理提供了实证参考。

国家机关间共享个人数据属于对个人数据的处理行为,受《个人信息保护法》约束。但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告知同意”规则无法适用于国家机关的数据共享活动,且以“法定职责”和“公共利益”为依据的数据共享标准具有模糊性,导致难以精准界定以“履职需要”为目的的数据共享边界。为此,应以目的限制原则为核心,构建国家机关共享个人数据的规范框架。纵向维度上,通过对“法定职责/公共利益—行为目的”进行程序性解释,依据“场景—事由—功能”的递进式说明,厘定数据共享活动中的具体目的。横向维度上,以比例原则为标准,审视国家机关间共享个人数据的真实、决定性目的。在此基础上,以个人数据类型为依据,对共享目的的合理性、关联性进行审查：对私密数据采用“直接关联”标准,对一般数据采用“合理关联”标准,对基础数据采用“适度关联”标准,从而构建起目的限制原则适用的规范体系。

智能驾驶作为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的前沿产物,正在重塑汽车产业与社会治理格局。然而,传统还原论思维下的规制模式已无法有效应对其系统性挑战,导致目标、规范、流程与权责等四重失衡困境,其本质是将复杂的智能驾驶规制拆解为孤立要素进行应对。因此,应引入系统观念并从理念、策略、工具和结构四个层面重构智能驾驶规制体系。在此基础上,应推进立法、主体和流程三大协同路径：立法协同通过统一立法与多法衔接构建整体性法律框架;主体协同通过政企合作与企业间协作实现风险共治;流程协同通过全周期联动实现研发、准入、运营、追责各环节的有机衔接。系统观念为智能驾驶规制提供了从要素分割走向系统整合的新范式。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定性,关涉政府在土地出让环节的角色定位、土地出让市场的稳定以及土地资源利用的效率。国有土地承载着公权力代表的公共利益和市场主体代表的私人利益,两种利益交错影响着最高审判机关的态度,地方法院出现同案异判的现象。理论上出让合同定性难题可化解为民事合同与行政协议的区分标准问题,行政法学界已从最初的“主体说”和“目的说”向“行政法律关系说”靠拢;司法实践中审判机关开始倾向于以“行政法中的权利义务内容”为标准判断出让合同的性质。理论与实践的趋同,提供了确立判断标准的思路,即从合同文本与裁判规则中,提炼出“行政法中的权利义务”这一新的认定标准,从而补足民事合同理论的解释力,增强司法实践的引导力,为有效规范和调节土地流转行为、激活市场信心注入稳定的法治力量。

学界以往多在中英冲突视角下研究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致使奉命护送使团南下的清朝官员松筠与长麟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关注。事实上,松、长二人在护送过程中通过安抚使团、向乾隆帝奏明英使“愧悔”等举措,在中英首次官方接触不甚愉快的背景下,一定程度改善了两国相互观感、缓和了紧张关系,对早期中英交往产生了重要影响。深入探究松筠与长麟行动的原因,与清朝宗藩体制及官僚君主制密切相关,这些制度性因素也是清朝君臣调适中英关系的重要基础。以陪同使团南下的中国官员松筠与长麟为视角,重新审视他们的角色与行动,可为理解早期中英关系的多元面向与冲突调适逻辑提供新的视角。

中国近代围绕民政制度的设立,存在以传统治民思想为依托,及以西方政学知识为主导的中西路径争论。甲午战争前后,由于西学东渐和日本侵略带来的域外因素,传统“民政”语词概念发生变化,出现命名专门的民事管理机构与指称民众参政议政的西方“民主政制”的两种用法,造就了“中西路径”的观念分野。与此相应,至戊戌年间,朝野不同的政治立场和学识背景,使得各方对“民政”概念理解存在差别,在设制方案层面促成了“中西路径”双轨并进又有所扭缠的复杂现象。维新派方案不无融通中西的可能,但被戊戌政变打断进程。清末新政初期有所接续,而后民政部的设立又显示了别样的“西体中用”趋势,产生了新的路径抉择困扰。在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中,多方对“民政”各执一词,折射出对国家治理和民众管理之中西道路抉择问题的百般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