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民营经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实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经济治理领域的重大理论创新。这一系列重要论述立足于新时代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从四个维度构建起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架构科学的理论体系。认识论明确了新时代民营经济的地位与作用,深刻揭示了其价值与贡献;主体论阐释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实践主体和领导主体,强调民营经济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使命论进一步阐明了新时代我国民营经济的新使命,指出其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发展论指明了壮大民营经济的发展理路,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践进路与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重要论述的认识论、主体论、使命论、发展论,相互贯通、相生相成,深刻反映了新时代民营经济的发展规律与特点,彰显了认识与实践、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理论指导与现实践履的高度融合,显著地展现了其严密的科学特质,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对新时代民营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驱动机制设计应深入产业市场内部企业之间,在产业链治理结构层面寻求运作机制与推进方法。本文在现代产业链链主治理视角下,分析通过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互动与决策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机理。研究认为,原本解释全球生产网络组织与运转的产业链治理理论,从产业链链主协调看,可以作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尤其是解决重要技术环节被“卡脖子”问题的理论分析工具和政策实践抓手。产业链链主治理是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市场化“钥匙”,是单一政府或纯粹市场机制都不具备的特有功能。产业链链主治理机制不完善,将会出现弱化科技和产业创新能力的“内卷式”恶性竞争。本文为更好理解现代开放型市场中的治理方式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并为中国通过建设与完善产业链链主治理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微观机制与对策建议。

本文探讨儒家文化理念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和影响效应,发现儒家文化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一,儒家文化塑造的“生于忧患”和“居安思危”认知通过内化为企业战略决策者的风险意识,有效缓解管理者短视倾向,激励持续投入研发,进而形成资本-技能动态互补效应,驱动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其二,儒家文化塑造的“重信讲义”和“崇文重教”的人才观通过强化企业治理效能,约束高管的职务消费行为,提升企业对技能溢价的支付意愿,形成薪酬机制完善效应,推动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该促进效应在高新技术行业呈现显著强化趋势。拓展研究表明,儒家文化驱动的人力资本结构升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提升作用。本文揭示了传统文化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制,为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借鉴。

提升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是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本文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海关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匹配,考察了静态、动态条件下,进口中间品质量提升对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GVC）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静态来看,进口中间品质量提升不利于制造企业GVC攀升,且该抑制效应在加工贸易企业、高行业集中度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更加明显;但动态来看,这一负面影响逐渐消失,并通过成本加成提升效应实现GVC提升。对此,应重新审视进口中间品质量对制造企业GVC的影响,优化贸易结构,积极应对贸易发展新趋势,着力打造贸易强国制度支撑和政策支持体系。

以罗素为代表的诸多哲学家一致认为早期的维特根斯坦是一名逻辑原子主义者,不过,维特根斯坦本人似乎并未明确认同过这种学术身份。遵循维特根斯坦的文本以及他本人的用语,就其理论总体来说,他可被视为语言批判哲学家。就其理论分野而言,当探讨逻辑世界/事实世界时,他可被称作逻辑哲学家或自然科学家;当关注生活世界时,他可被称作唯我论者或形而上学家或文化哲学家。如果关于维特根斯坦的这些学术身份辨识具有合理性,那么仅说维特根斯坦是逻辑原子主义者就有失偏颇了。

现代主流实证社会科学和思辨哲学在对社会现实的“具体的内容”理解上出现错觉,导致对经验事实的理论直观和思想暴力,沦为制造意识形态与遮蔽社会现实真相的观念拜物教。《资本论》辩证法解构现代实证科学和思辨哲学制造的思想幻象,审查一切概念范畴的本体论预设,使思想能够把握真实的具体的社会现实,再现事物自身的历史生成机制,实现对事物的“具体的理解”和“整体性把握”。辩证法内在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之中,成为马克思建构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大厦和哲学基石,使资本主义作为整体的社会生产体系被真正理解把握。《资本论》中的辩证法确立人们关于事物的理解、重构和行动的独特思考方式,将自然、社会与个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看待,拯救被抽象的自然和社会所消解的人的个性。由辩证法所开启的真实性思想道路意味着主体自由的真正实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构建和运用的辩证法为当前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研究提供诸多方法论启示,在人工智能对人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今天,迫切需要一种回应人工智能时代问题的新的认识论和知识论,辩证法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源。

1898年7月,伦敦《晨邮报》发表了两篇由孙中山和柯林斯合作完成的文章——《中国的军队和义勇兵》及《兴中会的目标》。在两篇文章中,前者着重介绍了由地方士绅领导的乡勇,以此展现蕴含在广大汉族民众中的潜在军事实力;后者澄清了所谓中国人“排外”、封闭等西人对华错误认知,阐发了兴中会学习西方、开放中国市场等政治主张。这两篇文章的出现与其时流传的孙中山领导广西会党起义的谣言密切相关,《晨邮报》亦借机发表社论,主张英国政府采取更为积极的对华政策。连同此前发表的《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中国之司法改革》二文,在四篇与柯林斯合作完成的文章中,孙中山通过英国媒体全面地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动因与目标、潜力与愿景,是研究孙中山早期革命思想的重要文献。

直皖战争前后的“国会移渝”事件与长江政局紧密相关。1920年初,西南两派因宪法会议与滇军领导权之争正式分裂。吴景濂、褚辅成率护法议员离粤赴沪,与孙中山等人汇合。护法国会自此一分为二,互争正统。时唐继尧正以重庆川滇黔联军为主力“倒熊”,故主张将国会、军府移渝,进而可“会师武汉”,建立“第三政府”。此举得到沪上孙中山等人赞同。为此李烈钧与诸国会议员赴渝经营。但“国会移渝”不久,熊克武等川军就攻克重庆,国会被迫退出,并随粤军回粤重归广州。“国会移渝”展现出中部长江流域之于南北政局的交错联动形态以及重庆在长江政局中的枢纽性作用;亦展现出孙中山擘画“长江战略”与“两广战略”的进程。“国会移渝”虽遭失败,但“会师武汉”仍是孙中山北伐的重要目标。

识时务以习读西文为先,谋出路以通达外语为要,这是中国近代有识之士的基本共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外语的学习与认知,虽与清末以来新式学堂的课程设置有关,但在认识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他们的语种选择与求知偏向,体现着明显的现实情境和时代关怀。学习外语固然有一般的经验方法,但早期共产党人的外语学习,在内涵和外延上显然与社会一般情形不可等而论之。在共产党人看来,外语既是思想的载体,也是斗争的武器,他们将外语能力看作是一个革命者应有的素养,并在实际革命斗争中加以应用。不过学习外语是非常主观的精神活动,禀赋不同学习效果自然因人而异,这在早期共产党人的年谱履历中不难寻觅,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选择。

近代大同观念的兴起,除了对《礼运》“大同”章内化的灵活运用外,众多注解是其不可或缺的部分。康有为为建构孔教,最早将《礼运》从《礼记》中抽出作注,建构出基于“平等公同”的世界主义大同。张国华在近代最早公开发表“大同”章注,借助孔子权威来宣传其基于“无不同”的无政府主义大同。刘仁航则建构了兼重物质与精神的大同,将孔子的大同定位为古大同学。而吴稚晖在运用“大同”章解释和宣传三民主义的同时,由于观察到当时政党已沦为谋私的工具,着力阐发无政府主义大同中人民的精神状况。这些对“大同”章的多元阐释,固得益于文本提供的巨大可解释空间,而近代知识分子身处的社会政治局势则是其现实化的动力。这种多元阐释的背后,集结着近代对大同的共识：面向全世界,坚信社会进步的乐观信念,重视物质科技发展,以及未来社会应符合价值追求。尽管这些诠释有很多可批评之处,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型塑出了具有现代性的大同观念。

传统时期的槟榔具有多重文化内涵,同时兼具了下气、消食的口实之物,见诸方剂的南药以及社交及婚丧嫁娶等活动中的礼果等文化角色。作为一种地域性作物,嚼食槟榔的风俗曾在不同时期出现在不同地区,但在不同地区槟榔的消费人群却存在明显的分异。作为药物,其在不同时期入药对治的症状也具有明显的流变特征。而作为礼果的槟榔,则具有极强的地域性。槟榔这一复杂的文化特质,是在不同历史的人类活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人类的文化行为与环境的互动在槟榔文化属性的建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代各地盐法迥然各异的状况常常让研究者陷入“盐糊涂”的困境。“两淮之盐法定而天下之盐法准此”长期是理解清代盐法的重要理念,但实际上“准此”并非如事例原则所体现的照例、援例,更主要在于提供某一参照性定例,仍需通过朝廷与地方的酌定才能上升为地方政策。盐务酌定构成了清代盐区盐务运作的核心机制。各盐区并非完全遵循和落实朝廷的“盐法”,而是在持续的盐务酌定中形成在地化政策体系。各盐区在盐务酌定过程中常常需要考虑考成和种种地方因素,由此使得清代各盐区、盐区内部的政策不具有表面的全国一致性,而这恰是清代“有盐务无盐法”的制度特性体现。

1946至1949年间,旅港左翼文坛对解放区作家作品进行了热情洋溢的赞美宣传、真诚恳切的借镜反思、坦率犀利的异议批评。立足海外文艺统一战线,掀起争相讨论解放区作家作品的热潮,是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促进“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成为非解放区文艺界之普遍追求的有力举措。这不仅扩大了“人民文艺”在非解放区的影响,更令孤悬海外的旅港左翼文化人得以与解放区文艺界缩小“地缘差异”、拉近“心理距离”并保持“思想同步”,是其为不久后离港北上参与建设新政权文艺事业所做之“精神准备”工作的关键环节。

20世纪60年代美国华裔学者的中国文学史书写呈现出较为一致的域外立场、研究视角及编纂理念,其中以柳无忌的《中国文学新论》最负盛名,受到学界极为广泛的认同和赞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为国内相关史著的编纂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在资料采择上,聚焦经典源文献及其片段的摘录与译介,紧扣论述主题且分类精细,积极纳入作家史料中的逸闻轶事;在文学观上,秉持现代意义上的以诗歌、散文、小说及戏剧为主体的纯文学观,并认为中国文学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特征、道德教训色彩;在文学史观上,持守“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经典化文学史观,肯定中国文学发展的社会历史决定因素,并发掘其中的南北文学文化差异,进而对“文学文化史”研究展开进一步尝试;在编纂风格上,重点探讨文体特征及其发展演变规律,具备史著编纂的中西比较视野,善于总结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

在创意写作学学科视域下,由文化产业学、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角度出发,在文学写作的产业化发展中,文学创意资源的城市空间流动本质,是文学创意立足于文学教育之范式革新、在文学产业化链条中赋值增值、服务于社会公共文化与全民阅读,同时负载中国文化元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及海内外传播职责的一种创意实践;这一流动旨在将文本看作文化创意始发的起点,既作为城市文化产业上游内容端的源头,又作为社会公共文化培育塑造的文学引擎,在城市空间中流动、跨越与联通,包含由高校文科教育到写作工坊、文学社区,再到产业化语境下的文创园区与创意基地,直至由创意城市、文学之都建设理念推动文学创意国家战略的理论建构。

理论普遍性是质性研究具有学术意义的基础。理论建构有利于将研究问题普遍化、分析框架清晰化和理论边界明确化。质性研究的理论化过程包括经验现象的概念化、类型化和命题化。具体而言,可以从日常生活、既有概念、既有理论中提炼出“好概念”;采用直观式、单维度和多维度的方式将经验类型化表达;利用案例比较和非现实假设的方式形成命题。理论建构要求研究者有对情境的敏锐感知、对理论的准确把握以及丰富的社会学想象力。

在论述其对自由的独特理解时,阿伦特主要依赖的是古代城市国家与现代革命这两类政治经验。但是,如果要像阿伦特那样区分自由和自由的条件,那么自由的经济条件随着商业社会的兴起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土地的性质从身份和特权转变为生产资料。在阿伦特对美国革命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变化如何产生了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中的张力：政治精英体现了古典共和价值的回响,而平民大众则展现了一种现代共和的实践,后者催生出对公民身份和政治参与的新理解。这是否意味着,阿伦特推崇的古典共和价值无法与现代社会相调和?如果对阿伦特的相关重要概念——劳动与政治——做出一种修正,其政治理念也许就能够与现代社会相容。

基于家政工调查数据,采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等计量方法,文章分析了家政服务市场中三方雇佣关系的收入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三方雇佣关系对家政工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收入增益主要体现在中低收入群体,且该影响存在明显的工种差异;相较于两方雇佣关系中的家政工,经由家政公司就业的家政工通用性人力资本回报率更高,而专用性人力资本回报率则更低。家政服务市场具有典型的双边市场特征,网络外部性效应提升了家政工的收入潜力。家政公司通过提升匹配效率来降低服务成本,其服务定价主要取决于市场需求和家庭雇主的支付意愿等因素,而非完全依据家政工的人力资本。这一机制对不同类型家政工的影响截然不同,一方面它扩大了低人力资本家政工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则压缩了高人力资本家政工的议价空间。本研究深化了学界对市场特征与收入效应关系的认知,并为完善灵活就业支持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参考。

考虑到有限公司股权的特殊性,《公司法》第86条提升了股权转让中股东名册的重要作用,由此产生股东名册是否股权变动的生效要件的问题,学界对此多有争论。有限公司股权变动模式的确定,一方面受物权变动公示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涉及有限公司成员的变动,需要照顾组织法特别规制的需求。股权作为相对权,与具有对世性的物权存在明显差异,且股东名册、股权登记的公示意义有限,难以达到不动产登记、动产交付的公示效力。从法律规范属性看,有限公司股权变动说到底要处理好强制与自治的关系,在《公司法》无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应坚持私人自治之原则,也即以交易双方的合意为基础判断股权变动,以通知公司作为股权变动生效要件。至于股东名册以及实际行使股东权利等均应作为股权变动的证明方式,股权登记应定位于对抗要件。

司法实务中,就农村在后法定生活用水人与在先法定农业用水人因同一地表零星自然水源而引发的用水纠纷,不同法院持有不同的裁判意见,究其原因在于不同法官对《水法》第21条确立的生活用水权优先原则如何具体适用有不同的理解。《水法》确立的生活用水权优先原则,是法律所做的一种抽象的原则规定,适用于农村相邻用水纠纷时,要以《民法典》第288条“有利生产、方便生活”这一相邻关系处理之原则规定为基础。处理在后法定生活用水人与在先法定农业用水人因同一地表零星自然水源而引发的用水冲突时,要根据农村生产生活用水的时空特性,将生活用水权优先原则的适用,限定在“合理地域范围内、取水便利条件下”。如果水源不是生活用水的唯一水源而是灌溉用水的唯一水源的话,则传承用水权取得“时先权先”的传统习惯,以优先保障农业灌溉的用水利益需求。

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作为家庭纠纷中高频发生的非理性行为,不仅严重妨碍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更会对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产生危害。应以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构成侵害监护权为逻辑起点,类比“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行为,结合司法解释相关条款,确定被侵权人主张侵权损害赔偿的规范依据。针对当前司法实践中“重监护权恢复、轻侵权追责”的倾向,应通过侵权损害赔偿救济路径,以实现预防侵害监护权行为发生和填补受害人损失之目标。在赔偿范围上,除财产损失外,若侵害监护权的行为造成监护人严重精神损害时,应肯定被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以抚慰无形利益损失。而精神损害是否达到严重,除了应考量行为后果,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此外,家庭成员之间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界分侵害监护权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与离婚损害赔偿的关系。

比例原则在专利停止侵害救济中的适用,正逐步呈现方法论意义上的工具属性,但仍存在合理性争议、必要性分歧以及具体化困境。面对新型专利侵权纠纷,停止侵害救济所涉利益冲突不可避免且愈加普遍;为化解此类利益冲突,需要诉诸比例原则的价值指引与功能补足。适当性和必要性审查聚焦于利益冲突的事实认定,推进目标利益的具体化及替代救济措施的明确化。均衡性审查更侧重于价值判断：一方面依据公正价值审视国家社会利益保护的相对优先性;另一方面则以效率价值为导向,权衡私益救济与营业自由保障、产业发展利益维护之间的相对重要性,旨在实现专利制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确立比例原则的指导地位,并纳入需要考量的因素,能够弥补不确定性缺陷,提升司法裁判的客观化和理性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