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是新时代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任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旗帜性学科,其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水平直接决定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方向纯度、理论深度与实践力度。本文立足党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战略部署,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重点探讨并阐释了其主体性与原创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整体化与一体化、学科性与学术性的关系问题。唯有坚持守正创新,立足中国实践,回应时代课题,才能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提供坚实理论支撑,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原创性、标识性概念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石。辨析“自主”概念创新与话语“依附”的历史困境对于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具有根本的前提性意义。实现从概念提炼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必须遵循其内在逻辑,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思想之魂,确保从概念到体系构建的彻底性与科学性;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动力之源,增强从概念到体系构建的解释力与贯通力;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文化之根,彰显从概念到体系构建的主体性与民族性;以传播规律为话语之翼,提升从概念到体系构建的传播力与影响力。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深耕经典文献与运用当代实践成果,做好原创性概念的提炼与知识的体系化建构工作;坚守学术主体性,激活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文化资源;秉持开放包容,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彰显自主知识体系承载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持续推进话语创新,打造既能讲清中国道理又能获得国际认同的融通中外的知识表述体系,最终实现主体性确立、原创性涌现、体系性完备、普遍性意义彰显的价值目标。这一从概念到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与创新进程,不仅是中国学术主体性确立的必由之路,更是贡献中国智慧的知识论基础。

]运动是人类作为生物体的具身性体验,也是观察社会的一个窗口,运动感知与技术几乎是人类的生存本能,但关于身体运动与社会联结的知识生产却往往被社会学领域所忽略。以本土作为方法、世界作为目的,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与标识性概念不仅是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动阐释,也是对中国运动社会学面向自身文明与世界接轨过程中所展现思想图景的激发。一方面,在出场形态上,本土思想体系中对身体运动社会性价值的探寻要远大于对生物性潜能的激发,身体运动的多元意涵被现代性语境所遮蔽;在曾经的效法西方现代化路径中,“赶超”作为一种社会心态而存在,体育被赋予无限的“意义感”,身体运动的经验性解释以及日常感知被忽略,运动行为的本土化建构在知识生产中沦为被言说的客体。另一方面,本土的身体以及身体运动思想在实现中西社会理论会通,建构运动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上具有独特的想象力。中国运动社会学应致力于实践主体性、文化主体性和文明主体性建设。从本土经验中提炼原创性问题,在中西互鉴下回应时代症结,以本土作为方法、世界作为目的,用中国之原理解决世界之问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同时生产力又必须置于一定生产关系下才能运行。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构建与之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体现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聚焦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和社会信用,形成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制度框架;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改革聚焦教育、科技和人才领域,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迭代升级;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聚焦制度型开放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以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民生制度聚焦初次分配的激励作用和民生保障制度的托底作用,从供需两端为新质生产力赋能,从而奠定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基础。

]经济发展是在社会总供需动态平衡上“增量提质”的过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动态平衡。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社会总供需平衡是一种被动的、静态的和事后的平衡。本文回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原理,深入挖掘马克思提出的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剖析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在协调“两种时间”的实践局限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促成“两种时间”实现“握手”,社会总供需可以实现动态平衡。内在机制包括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微观上,公有制经济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协同配合;宏观上,高效完善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统筹赋能。在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为“两种时间”的握手提供畅通渠道、空间路径、市场条件和终端保障,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之义。

]在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镇体系呈非均衡发展特征,表现为规模结构从“金字塔型”向“哑铃型”加速转型。立足于这一典型特征事实,本文提出“技术-市场-政府”三螺旋协同驱动的理论框架,揭示其通过动态耦合形成人口集聚的正向循环机制：技术进步提升要素流动效率、市场集聚驱动资源集约配置、政策引导调节规模结构演化。基于2003—2020年264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三螺旋是驱动城市人口增长的关键因素,且存在规模异质性与空间异质性,即相较于外围中小城市,大城市以及城市群、都市圈更具三螺旋协同优势。由此,本文提出城镇体系协调发展的优化路径：推动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分类培育城市群与产业集群,创新跨域治理协同机制,完善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机制,着力构建“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外围中小城市”多层次空间格局。

]地方政府行为对区域间经济关系的形成与演进具有重要影响。近年来,财政支出结构的偏异趋势凸显,基于2007—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财政支出结构偏异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效应是倒U型的。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目标导向下,中西部地区、南方地区和高偏异度地区可以保持相对较高的财政支出结构偏异程度。不确定性冲击使得地方政府更需要通过强化财政支出结构偏异以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全样本下生产性财政支出占比的最优阈值在34.35%左右,而南方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生产性财政支出占比的最优阈值分别在35.62%和35.19%左右。对此,应实施异质性的财政支出结构,创新政府资金投入管理模式,靶向特定领域提升生产性支出效率,规范地方政府竞争优化财政支出决策。

]作为人工智能大模型,数字智能的出现在更基本层次上进一步凸显了人类理解进化的基本机制。探查大语言模型自然语言处理的魔性和幻觉及文生视频模型模拟物理世界的逼真和失实,可以窥见人类理解中语境与情境的更深层次内在关联及其探索的迫切需要。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词元（token）处理机制,为人类理解机制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语境的情境孕育和情境的语境归化构成了理解的机制基础。基于人类理解研究,探查自然语言机器处理的机制,可以看到人类理解中语境和情境构成既离散又连续的关系——作为理解进化更基本机制层次的语境-情境连续统。语境-情境连续统的提出不仅有充分根据,而且是人工智能通用化研究的迫切需要,既符合数学连续统的规定,又与构成更高维度整体的广义相对论时空观念相契合;而更为重要的,则是它蕴涵着人类理解中的一种重要双向循环信息机制。

]近代Nation概念的演变,曾经包含法兰西式和德意志式双重理路的纠缠,前者强调统一的主权和自觉的政治意愿,后者强调文化乃至血缘的同源和同一性。直至19世纪后期,Nation在东亚地区大多依据法兰西式理路被译为“国”或者“国民”。明治中后期日本偏向德意志式理路,将其译为与“种族”“人种”纠缠不清的“民族”。清末日本新名词涌入,与中国的政治变革潮流相互激荡,导致“民族”相关概念混乱。基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实际情况,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相继从整体的“中华国族”“中华民族”意义上阐释Nation的内涵,顾颉刚继而从理论、历史和现实诸方面阐明“中华民族是一个”。这一方向的思考和探索,体现了近代知识全球流动背景下本土自主话语构建的早期尝试。

]本文以19世纪后期香港保良局的历史为切入点,探讨将社会科学理论转化为历史分析工具的可行路径,为史学与社会科学的深度对话提供一种参考。首先,运用“折射理论”分析殖民政府内部的认知博弈,揭示保良局是主张基于尊重习俗的委托治理的官僚派系取得政治胜利并将其认知制度化的产物;其次,结合“实践理论”与“合法性理论”,剖析华人精英如何利用制度矛盾,将地方惯习转化为法典条文,通过法律确证实现自我赋权与治理参与;最后,借鉴场域理论,分析官僚与精英对入局女性身份定义权的博弈,揭示底层女性如何利用制度差异与行为策略,在权力缝隙中拓展生存空间。这种基于实证案例的理论转化,不仅为审视中西管治模式碰撞下的权力场域拓展了新视角,亦为推进学科间的知识互补与范式互鉴提供了可行路径。

]现代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概念和方法,在中国史的研究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中国学者应该认真审视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理论背后的实证历史研究基础,以发现其是否存在选择性使用二手历史研究成果,有意无意忽略与其理论矛盾的历史研究成果而造成理论偏差;或者是跟不上在第一手原始材料基础上不断展开的西方历史研究的新进展,其理论背后的实证基础过时甚至错误。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理论与西方实证历史研究脱节的例子,在“代议-税收”理论和“社会精英驯服国家”等主流理论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从西方的实证历史研究出发来批判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理论,能够有利于中国学者在中国史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建立自主创新的知识体系。

]本文以“民情”为核心视角,探讨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路径。作者认为,社会史应借鉴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等学者的“民情”以及莫斯等人的“总体社会事实”理论,强调法律、经济、宗教等要素的整体关联性。文章辨析社会史与历史社会学的互补关系,主张悬置“传统-现代”二元论,回归中国历史现场,分析不同要素的在中国文明发展中的独特位置及互动逻辑。最终提出,中国社会史研究需兼顾横剖结构与纵贯变迁,通过具体案例揭示文明演进的内在动力,以实现对“民情”的深层理解,为当代社会提供历史镜鉴。

]在中外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中,现代中国语境及其时代主题发生着从启蒙、革命、救亡到翻身解放的层递性嬗变与发展,新文学作家的文化心理结构中的侠文化因子不断被西方文化思潮所激活,焕发为积极的精神力量。本土的侠文化与西方文化思潮取得了跨越时空的精神联系,在现代中国语境的巨大场域中发生了程度不同的价值耦合。新文学作家紧跟时代脚步而上下求索,他们的侠性心态在现代性体验的激发下逐渐生成、不断嬗变,作为其侠性心态艺术折射和精神迹化的侠义书写随着不同时代语境的变化而呈现出丰富深刻的内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与时俱进的精神特质。

]中国乡土小说在百余年发展中形成了鲜明的艺术与审美价值,新时代乡土小说在承继传统乡土文学的基础上,表现出新的美学特质。乡土社会在当下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迁,新时代乡土小说既记录了这种变迁,也通过独特的仪式叙事及其记忆建构增强了个体与集体、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未来之间的联系。新时代乡土小说通过仪式叙事承继了传统乡土小说的历史民俗书写,并深入剖析了乡土社会中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深刻关联。从仪式叙事及其记忆建构的角度对新时代乡土小说进行考察,能够进一步理解乡土社会在新时代的新质意义。

]从家国同构的历史文化逻辑出发,借鉴“婚育新风进万家”的先期经验,讨论面向新时代新型婚育文化建设的推进策略。“家国同构”的社会治理逻辑构成积极婚育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婚育新风进万家”宣传活动为新时代新型婚育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新型婚育文化建设应致力于培育积极的婚育家庭观,倡导“以国成家、以家持国”的价值理念,营造尊重婚姻、重视生育的社会氛围;需借助数智时代的技术红利,结合常态化倡扬与集中性倡导、参与式生殖健康支持,构建价值友好的文化空间、生活友好的日常空间、政策友好的制度空间和服务友好的社会空间。

]论文基于礼物的馈赠与回报关系的视角,对高价彩礼的实践形式、影响及治理展开定性分析。研究发现,高价彩礼的多样化实践形式包括赤字型高价彩礼、均衡型高价彩礼和增益型高价彩礼。赤字型高价彩礼可能使婚姻生活面临困境,给家庭和社会带来多重风险和挑战;均衡型高价彩礼可能为婚姻稳定提供支撑、为家庭发展提供保障,但互惠平衡之下存在社会隐忧;增益型高价彩礼可能为婚姻幸福增添助力、为家庭发展增添动能,但婚嫁新风之下存在社会风险。不同类型的高价彩礼给个体、家庭和社会带来了差异化影响,这要求对高价彩礼进行分类化治理。综合施策与多元规制：对赤字型高价彩礼进行联动治理;合理引导与积极赋能：对均衡型高价彩礼实施精准治理;“化高为低”与回归本源：对增益型高价彩礼开展精细治理。

]本文尝试从影子教育发生的社会心理机制和群体文化效应为教育“内卷”提供解释。通过分析“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本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显著地影响了课外补习支出,但教育期望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课外补习支出的中介效应较小,而课外补习支出更多地来自同辈群体补习参与行为的影响。据此,本文认为家庭让孩子参与课外补习,更多的是在同辈群体补习压力下,为规避“补习掉队”而采取的策略。进一步分析发现“掉队规避”在不同群体间表现出异质性,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更易受到“掉队规避”的影响,“掉队规避”将扩大影子教育支出的差距。本文通过比较教育期望和同辈群体补习参与对家庭课外补习支出的相对影响大小,从两种社会心理机制分析我国教育“内卷”现象,并呼应了国家为影子教育降温所采取“双减”政策。

]法律适用统一是法治的核心要求,但在成文法体制下,其实现路径却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同案同判”是判例法体制的专属产物,与成文法下的“依法裁判”原则不相容。这一“判例法-成文法”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掩盖了司法活动的本质在于通过个案裁判进行“规范性的实践阐释”。法律统一性并非静态的、仅由立法文本担保的形式统一,而是一种在历史与实践中动态生成的“阐释性统一”。在成文法国家,“同案同判”并非对判例法的模仿,而是司法实践内在的理性要求,是连接抽象规范与具体生活、确保法律阐释一致性的关键机制。案例指导制度正是这种内在要求在制度层面的回应,其本质是构建一种“弱先例”机制,以促进法律共同体形成解释共识。应超越体制对立的迷思,从司法哲学层面考察“同案同判”在成文法中的深厚法理基础,在恪守依法裁判的前提下,通过案例实践实现更高层次的法治统一,从而为中国司法提供一种建设性的理论图景。

]在技术迭代加速、产业边界消融与创新范式转换的时代背景下,构建系统、专业、高效的知识产权诉讼特别程序,已成为激励原始创新、保障技术转化与维护市场竞争优势的关键制度需求。传统民事诉讼程序在应对新技术、新业态所引发的知识产权纠纷时,显现出专业审理能力不足、证据规则滞后及救济时效性欠缺等制度局限。为此,构建契合知识产权特性的诉讼特别程序具有紧迫的必要性与坚实的现实基础。知识产权诉讼特别程序应建立“类型化分流、争点前置”的案件管理机制、构建以技术调查官为核心的多元协同事实查明体系、设计“有限披露与保密协同”的适应性证据规则以及完善兼具效能与比例原则的临时救济措施,推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从事后救济迈向兼顾创新激励与竞争秩序的制度治理,以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为了在审判阶段构建多层次的诉讼体系,2018年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通过增设速裁程序与修改简易、普通程序规则,使认罪认罚案件审判程序得以建构。这一审判程序的规则设计总体上是否科学,繁简分流、有序衔接的一审刑事诉讼格局到底有无建立,在刑事诉讼法即将修改之际,具有反思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立足规范层面,通过深入分析速裁、简易及普通程序的相关规定,可以发现存在各类审判程序的启动条件高度重合、不同审判程序庭审过程的层次性不够分明、部分审判程序的期限与审判组织脱离诉讼现实、各类审判程序的权利保障基本相同等问题。为完善法院审理认罪认罚案件的规则供给,需以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为契机,针对速裁案件建立书面审程序、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以及严格限制普通程序的适用。一体化重构认罪认罚案件审判程序可以使得法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更加符合中央政策、立法原意及司法规律。

]司法鉴定在我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中的定位长期处于公益性诉求与市场化逻辑的交织之中,其制度正当性及合理限度问题因司法需求扩张、社会化改革深化与科技发展加速而愈显突出。司法鉴定作为事实认定的重要技术机制,因结论直接影响程序公正与权利保障而天然具有公共属性。但机构社会化转型、经费来源多元化与逐利动力增强,使公益性运行在实践中面临成本压力、资源失衡和质量波动等困境。理论层面,将司法鉴定视为绝对公益活动难以适应多元场景下的差异化需求,也无法回应效率、创新与资源约束之间的价值冲突。通过构建有限公益性的分析框架,依据案件类型、公共利益程度与替代性强弱,将鉴定活动划分为强公益性、弱公益性及非公益性层次,以实现公共性保障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应以司法公正底线、补充性原则与比例原则为核心标准界定公益性限度,使国家责任、市场补充与程序保障形成可检验的制度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