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多模态大模型推动社会科学质性研究的智能化转型，影像民族志分析在技术升级的要求下面临着长视频深度解析的复杂挑战。本研究提出一种基于多模态大模型（MLLM）的影像智能分析框架，通过“切片-重组”技术路径将当前存在技术难点的长视频理解转化为可操作的文本分析任务，结合扎根理论编码与时间戳回溯机制，构建非结构化影像到结构化片段的跨模态解析体系。研究发现：MLLM具备时序推理、跨尺度细节捕捉及多模态语义融合能力，但仍需结合知识图谱优化文化特异性知识识别精度。该方法实现了传统影像分析在数量、质量和效率上的三重技术突破，不仅验证了跨模态理论的可迁移性，更揭示了社会科学研究在数字时代深度融合技术逻辑的必要性。

全民族抗战时期,受华南抗日局势与国共关系演变影响,粤北在中共华南战略布局中的角色历经多次调整。日军侵粤前,中共广东省委执行中共中央大力发展党员的决议,深耕外县工作,推动粤北党组织重建并打下初步基础。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省委机关转移至韶关,原本组织基础薄弱的粤北跃升为广东党组织的中枢;但由于国民党军政势力也聚集于此,省委将其定位为国统区后方据点,聚焦统战工作以积蓄力量。1939年夏,国民党广东当局掀起反共逆流,粤北首当其冲。尽管广东党组织积极采取措施应对,但因缺乏武装与根据地依托,遭遇“粤北事件”,被迫在国统区停止活动。1944年秋,日军发动第三次粤北会战,粤北全境沦陷。中共中央未雨绸缪,指示广东党政军“创造南方局面,成为制止内战之一翼”,开辟五岭根据地。然而,广东党组织长期在粤北发展曲折、艰难处境,无法为东江纵队北上提供强有力支持,这一战略部署终未成功。揭示中共对粤北的战略部署及其实施,既可弥补以往研究忽视中共华南国统区工作的不足,亦为把握中共华南抗战全局奠定了重要基础。

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是当今全球经济竞争中的热点问题。演化经济地理学以企业与产业的动态性为第一原则,系统建构了研究区域产业演化格局、过程、机制的理论与实证框架。近年来,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视角不断转变,对区域产业演化新形式、新动能、新机制以及新的空间对象研究日渐成熟。演化经济地理学也开始与全球生产网络、可持续转型发展、地理政治经济学等领域融合发展,系统提升了对区域产业演化的解释力。在此背景下,面向“十五五”时期,中国新一轮区域产业发展与布局需以国家战略为导向,紧密结合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以多维邻近性框架为指引,平衡供给侧与需求侧关联演化,通过积极预期促进产业路径突破,构建起区域协调、韧性十足的产业网络,赋能统一大市场建设。

在全球地缘格局紧张加剧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背景下,推动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议题。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支撑,区域发展需实现“四个转向”,即发展导向从“增长至上”转向“福祉优先”、发展动能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经济结构从同质化转向差异化分工、主体功能从单一生产转向“三生”融合。沿海地区作为我国生产要素集聚分布的主要区域,推动实现从“数量”主导的经济增长转为“数量”和“质量”并重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对支持全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至关重要。“十五五”时期,亟须强化沿海地区“压舱石”地位,打造全国新质生产力引擎;依托科技创新,推动制造业由大到强攀高向优;优化沿海地区空间布局,形成协调发展新格局。

国家机关间共享个人数据属于对个人数据的处理行为,受《个人信息保护法》约束。但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告知同意”规则无法适用于国家机关的数据共享活动,且以“法定职责”和“公共利益”为依据的数据共享标准具有模糊性,导致难以精准界定以“履职需要”为目的的数据共享边界。为此,应以目的限制原则为核心,构建国家机关共享个人数据的规范框架。纵向维度上,通过对“法定职责/公共利益—行为目的”进行程序性解释,依据“场景—事由—功能”的递进式说明,厘定数据共享活动中的具体目的。横向维度上,以比例原则为标准,审视国家机关间共享个人数据的真实、决定性目的。在此基础上,以个人数据类型为依据,对共享目的的合理性、关联性进行审查：对私密数据采用“直接关联”标准,对一般数据采用“合理关联”标准,对基础数据采用“适度关联”标准,从而构建起目的限制原则适用的规范体系。

网络信息焦虑已成为影响青年社会心态的重要因素,体现了海量信息环境与个体适应能力之间的张力。现有研究多聚焦数字技术对青年心理影响的同质化效应,而忽略了数字不平等所引发的心态分化,尤其在是城乡数字接入鸿沟日趋弥合的背景下,数字使用差异对青年心态的形塑机制亟待深入探讨。基于5757份线上调研数据,本研究深入考察了小镇青年与城市青年在网络信息焦虑上的差异及其生成路径。研究发现,小镇青年比城市青年更容易产生网络信息焦虑,数字不平等是造成这一差异的关键因素。具体而言,数字素养的抑制作用和数字依赖的强化作用构成了网络信息焦虑产生的双向作用力,较低的数字素养和较强的数字依赖是小镇青年焦虑水平更高的重要原因,且数字依赖的影响更为显著。本研究揭示了数字不平等如何导致青年群体焦虑情绪的差异,为深化网络社会心态分层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体育是残疾人彰显人格尊严、实现社会融合的重要途径,国家负有积极履行对残疾人体育权利的特别保障义务,以确保其在体育领域中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参与机会与发展空间。“差异性保障”及“促进融合发展”的功能定位,是残疾人体育权利特别保障法律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与价值归宿。在《宪法》《体育法》《残疾人保障法》的基础上,我国亟待加快推进残疾人体育权利特别保障法律体系建设。这不仅需要进一步统筹残疾人国内法治和国际公约的保障理念和体系逻辑,还应衔接好各部门法之间的立法目标,以社会法范式完善残疾人体育权利特别保障模式,并以权利法进路推进残疾人体育特别保障的精细化。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首发经济发展对消费具有持续拉动性。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首发经济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重要经济活动,是依托我国四大优势的产业发展模式,也是混合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创新服务业。首发经济主要通过增强消费新动能、营造消费新环境、培育消费新模式、丰富消费新业态四种机制激发消费活力,促进消费升级。进一步发展首发经济,地方政府要坚持从供需两侧发力,因地制宜、因情施策、因势利导创设优良生态、提供创新保障,因需而动综合施策提振居民消费信心,更好发挥赋能消费升级、扩大促进长效消费的作用。

退溪学在东亚儒学传统中的历史地位与价值,应从思想史的宏观视野予以衡论。“东亚儒学”的提法既着眼于突破20世纪以国家为框架的儒学研究之局限,更将儒学作为建构21世纪新人文精神的价值根基。在东亚儒学发展过程中,中、韩、日各国儒学有其发展连续性与思想相似性,最常见的是“脉络性转换”现象,既“寓一于多”又“纳多为一”,最重要的动力在于各国儒者的经典诠释事业,最终使得东亚儒学迭创新义、日新又新。李退溪是东亚儒学史上最具独立思考力的朱子学大师,是朱子学进入朝鲜最重要的“中介人物”,他对朱子学的创新突出表现在：（一）“理自用”说对朱子的“理无造作”说而言乃一大创新,可视为东亚朱子学中之“理”从“存有”到“生成”的转向;（二）提高了南宋儒者真德秀《心经》之地位,将其置于《论语》之前,并作为读书次第之首,弘扬朱子学中的“心学”面向,反映了朱子学中“心学”思潮的壮大。退溪学为朝鲜朱子学建立了典范,在东亚儒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作为体现理论自觉的标识性范畴,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是基于特定内容、话语以阐释中国理念的理论框架和表达体系,是具有原创性和解释力的理论产物。从认识论层面看,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础上的“真”,是以思想引领价值、文化传承价值、身份认同价值、国际传播价值为主要表现的“善”,以及在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中所呈现出的“美”,彰显出独特的认识论特质。从主体论层面看,引领主体、实践主体、传播主体,共同构成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主体。从价值论层面看,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蕴含着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话语叙事价值内核,体现了消弭西方话语范式依附的话语叙事价值塑造,呈现出打造国际话语权新坐标的话语叙事价值主轴,展现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话语叙事价值图景。从方法论层面看,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构成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哲学思维方法。这四个层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形成了一个内涵深刻、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从理论高度上推动了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理论构建。

全面抗战爆发后,香港依托特殊地缘与政治区位深度融入祖国抗战体系,形成多元联动的后援格局。物资转运方面,抗战初期军火等战略物资经由广九铁路运入内地,形成陆上“抗战之命脉”,广州沦陷后,改以海运到越南海防港、缅甸仰光港,形成水上“抗战之命脉”。日军逼迫英国关闭滇缅公路及占领海防后,抗战物资通过香港集中水运到今深圳沙鱼涌再陆运到韶关,由湘桂铁路运往西南后方;文化动员方面,内地南下文化人士与本港群体协同,以报刊、话剧、电影、歌曲等文艺作品为载体构建宣传网络,使香港成为辐射海内外的抗战文化传播高地;爱国力量聚合方面,香港以罢运日货、众筹资金、前线参战等实践行动凝聚抗战力量,成为国共协作与侨胞支援的重要纽带。这些爱国行为与物资转运、文化动员相互支撑,推动香港在太平洋战争前成为兼具物资补给、文化传播与爱国实践价值的复合型后援基地,诠释了香港与内地协同抗战的独特形态,为理解香港与祖国命运联结提供了关键视角。

海外学界明清性别史叙事批判将传统中国妇女视为受害者的国族主义叙事,关注妇女的主体能动性,倡导以女性视角重新审视历史,以及重视对社会性别象征维度的分析,从而展现一幅更具立体性的明清妇女社会生活画卷,既拓宽了历史书写的范围,同时也加深了人们对历史意义的理解。但是,海外学界明清性别史叙事为解构国族主义叙事,将任何视传统中国妇女为受害者的认识皆作为话语构建,其结果则是明显美化明清中国妇女的真实生存状况,且忽略近代中国妇女权利的诸多变化。构建更具包容性的性别史叙事,需要恰当处理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关系,并在事实和理念的多元互动中深入认识明清中国妇女生活实际。

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区域一体化不断深化,系统评估中国与RCEP国家的贸易联系,对于完善区域合作机制、增强外贸韧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分析了我国与RCEP国家贸易的发展现状、特征和变化趋势,并使用贸易引力模型检验了影响贸易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第一,近年来中国与RCEP国家贸易往来频密,贸易额占对外贸易的半数以上,东部沿海省份贸易规模最大,广西表现尤为突出。第二,中国与RCEP国家贸易以中间品和中高技术产品为主,但北京因数据归属、企业管理和再出口等原因,向RCEP国家出口初级产品的比例超过一半。第三,在高技术产品中,中国各区域向RCEP国家出口比例明显高于进口,说明同样存在区域层面的“中国出口之谜”或“反比较优势之谜”。第四,经济规模、地理距离、贸易成本和市场化水平对贸易有显著影响,特别是贸易成本的阻碍作用,凸显了RCEP通过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促进区域贸易的重要性。对此,应着力降低区域间制度性贸易成本,推动市场化改革纵深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特别是强化中西部地区与RCEP成员国的互联互通与产业协作,进一步提升联动发展水平。

基于对数字平台从业者与用户的质性研究,本文从可供性视角出发,从隐私的认知、摄取和呈现三个维度探讨个体隐私管理策略及隐私边界变动机制。研究发现,隐私边界的建构是一个动态的协商过程,平台技术的交互性、追踪性与可见性为用户隐私边界被拉伸或压缩的变化提供了可能性。本文从平台技术配置与互动策略的双轨共同切入,丰富了隐私社会学对个体日常数字生活的关注,揭示了平台技术与用户能动性互动下隐私边界的微观变动机制,为理解数字平台环境下的隐私管理提供了实证参考。

智能驾驶作为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的前沿产物,正在重塑汽车产业与社会治理格局。然而,传统还原论思维下的规制模式已无法有效应对其系统性挑战,导致目标、规范、流程与权责等四重失衡困境,其本质是将复杂的智能驾驶规制拆解为孤立要素进行应对。因此,应引入系统观念并从理念、策略、工具和结构四个层面重构智能驾驶规制体系。在此基础上,应推进立法、主体和流程三大协同路径：立法协同通过统一立法与多法衔接构建整体性法律框架;主体协同通过政企合作与企业间协作实现风险共治;流程协同通过全周期联动实现研发、准入、运营、追责各环节的有机衔接。系统观念为智能驾驶规制提供了从要素分割走向系统整合的新范式。

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枢纽经济已成为各地竞相培育发展的增长点和新动能。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水陆空多式联运的交通网络要道,是我国现代物流体系、现代商贸体系建设的交通骨干地区,也是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链接“双循环”的重要枢纽。枢纽经济在大湾区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其发展过程呈现实体基础夯实、枢纽偏好型产业集聚壮大、枢纽城市崛起和多类型枢纽融合四个阶段。发展枢纽经济,有助于激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新动能,提升全球价值链控制力、强化“双循环”战略支点、创新中国参与全球化模式。应立足推动实现由“物理枢纽”到“功能枢纽”再到“规则枢纽”的跃迁,处理好集聚发展与辐射扩散的关系,在集聚资源要素基础上做好牵引带动、优势转化;处理好传统枢纽与新型枢纽关系,在巩固提升传统优势中聚力打造新优势;处理好硬枢纽和软枢纽关系,在强化“硬软联通”中实现协同融合、互动并进;处理好对内辐射与对外架接关系,善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拓展发展新空间,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枢纽经济的集聚、增值和扩散功能,加快建设国际金融枢纽、区域信息枢纽、国际科创中心、高水平人才聚集地。

学界以往多在中英冲突视角下研究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致使奉命护送使团南下的清朝官员松筠与长麟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关注。事实上,松、长二人在护送过程中通过安抚使团、向乾隆帝奏明英使“愧悔”等举措,在中英首次官方接触不甚愉快的背景下,一定程度改善了两国相互观感、缓和了紧张关系,对早期中英交往产生了重要影响。深入探究松筠与长麟行动的原因,与清朝宗藩体制及官僚君主制密切相关,这些制度性因素也是清朝君臣调适中英关系的重要基础。以陪同使团南下的中国官员松筠与长麟为视角,重新审视他们的角色与行动,可为理解早期中英关系的多元面向与冲突调适逻辑提供新的视角。

“几善恶”语出周敦颐《通书·诚几德第三》。对于这一话语的理解与诠释,后世儒者分歧极大。朱子将“几”释为人心隐微之际、念虑将发未发的瞬时状态,“几善恶”意谓人心所发之“几”兼有善恶两种趋势。而依王阳明、湛若水的理解,“几”为贯通寂感显微的良知本体的初萌状态,其性质应为至善无恶。在“几”的先天转向之思路的影响下,晚明、清初思想家对“几善恶”提出新释,对“几”兼有善恶的意见提出反驳,以期调适心学脉络下的“几善恶”说与朱子旧训之间的冲突。“几善恶”究竟意谓“几”兼有善恶抑或至善无恶?善恶关系究竟是由善统恶,抑或是善恶并峙?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诠释与辨析,既是对“几”进行本体论构建的理论尝试,也是对第一义工夫的不断追问。

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涉及中央政府、省政府、特别行政区政府、城市政府等核心行动主体,受国家逻辑、区域逻辑、部门逻辑、重大平台逻辑等多重制度逻辑的共同作用。多重逻辑相互嵌套,或相辅而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或相互冲突导致规则衔接面临复杂利益博弈,影响规则衔接质效。调适大湾区规则衔接中不同制度逻辑的冲突,需深化跨域协同治理理念认知,促进制度性集体行动实践;激发目标驱动意识,塑造合作供给的协同核心与共生框架;疏通资源共享渠道,形成多方利益平衡格局;合理制定纵横对接的配套政策,建立联合攻关的弹性结构,共同推进大湾区建设向纵深发展。

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叙事,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叙事研究向纵深发展的有益尝试,对于全面证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批判超越西方现代化话语及其叙事逻辑、探索破解我国现代化叙事的“古今中西之争”具有重要意义。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叙事,需要统筹“事实分析”与“话语建构”,通过深入考察中国共产党探索破解现代化问题、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历史进程和历史事实,描摹刻画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宏阔历史图景;通过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叙事、世界历史叙事、文明形态叙事,阐发讲述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深远历史意义。面向未来,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叙事建构,关键在于以唯物史观筑牢哲学基础,以大历史观拓展理论视野,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历史底蕴,以现代化共同特征凝聚广泛共识,以国际传播增强世界影响力。

王斑的新著《天下中国》（China in the World）系统论述“天下”与国际主义、世界主义和全球化等概念的联系与差异,指出这个“中国范畴”不仅具备思想性、古代性,更具有实践性、现代性。它在全球史研究的语境中重生,在国际关系方面,强调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并行不悖,在多民族国家内部,提倡多元一体、机能团结,超越了帝国以军事、经济抹平地方差异的粗暴做法,挑战了西方话语在界说世界格局和文化关系方面的垄断性,为“从世界思考世界”提供了新的可能。“天下”居安思危,带有充分的伦理抱负和责任道义,是我们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形势的重要思想资源和操作方案。

继现代大型购物中心或购物摩对社区商业的市场造成挤压之后,当代电商平台和网购的兴起进一步对实体店的消费市场构成重大冲击。尽管如此,线下社区商业并未完全消失。以往的社会学研究倾向于把商业从社会学研究中剥离出去,而商学研究往往只侧重对消费者在线上和线下消费的权衡进行微观分析,忽略了社会结构变迁的因素。文章试图从社会的感性化角度说明,社区商业是感性社区的组成部分,而感性社区是社区生活质量的内在组成部分;消费者行为并不完全是遵循理性选择的逻辑;具身感触性成为消费者选择社区商业的一个影响因素。

语源学上的“义”假借于“宜”,凸显了义的蕴涵的协调性、切合性与对人、事、环境的适应性。人“化天理而义”表明,因为有义,才使得人的生命存在获得价值,让人成为一种义的存在。董仲舒以谊代义,使之处在五常之中却又超越五常、统领五常,又把义当作天道的有机成分,义之中包含着真理和力量。义的天理化使义获得绝对的属性和超验的高度,也使义从事务性的公平公正诠释中抽离出来而获得更大的普适性。“土若地,义之至也”,则要求效法地对天竭尽全力侍奉,而把对长辈的尊敬和顺从做到极致。阴阳灾异系统中的“义之至”则要求把倒置的阴阳次序纠正回去,让义获得充分呈现,把义发挥到最高的水准。董仲舒对义概念的这些独特规定,极大地丰富了儒家义的思想。

抗战时期,八路军探索并逐渐形成了一种“军民交融”的新型军民关系。这种关系植根于红军时期的实践,至抗战时期走向成熟。八路军将红军时期的优良传统带入华北,在调整原有阶级政策的同时,积极实践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为打破旧有军民关系隔阂,赢得民众支持,八路军既注重严守群众纪律,也加强与群众的日常交流,并利用特定时段集中开展军民互动,努力探寻战争需求与群众利益的结合点。这种新型军民关系的塑造,体现出八路军“精雕细刻”的工作特质,成为中共在敌后坚持抗战并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

面对顾客投诉带来的工作压力,快递员在日常工作中逐渐分化出紧张工作型、听天由命型和积极进取型三种类型。文章依据快递员和顾客的熟识程度以及顾客对快递服务的响应程度将顾客区分为包容型熟客、计较型熟客、包容型生客和计较型生客。快递员在识别不同顾客类型的基础上,从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两个方面来识别并化解投诉。在服务态度方面,快递员通过区分顾客类型并提供相对应的服务态度来降低投诉;在服务质量方面,快递员通过事前预案、事中管理和事后补偿来化解投诉。这些都意味着快递员早在快件收派之前就在对快件和顾客分类基础上进行了全过程管理。然而,面对计较型生客,快递员仍需要提供良好的服务态度和高效的服务质量来应对。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定性,关涉政府在土地出让环节的角色定位、土地出让市场的稳定以及土地资源利用的效率。国有土地承载着公权力代表的公共利益和市场主体代表的私人利益,两种利益交错影响着最高审判机关的态度,地方法院出现同案异判的现象。理论上出让合同定性难题可化解为民事合同与行政协议的区分标准问题,行政法学界已从最初的“主体说”和“目的说”向“行政法律关系说”靠拢;司法实践中审判机关开始倾向于以“行政法中的权利义务内容”为标准判断出让合同的性质。理论与实践的趋同,提供了确立判断标准的思路,即从合同文本与裁判规则中,提炼出“行政法中的权利义务”这一新的认定标准,从而补足民事合同理论的解释力,增强司法实践的引导力,为有效规范和调节土地流转行为、激活市场信心注入稳定的法治力量。

购买剩余食物是社会责任消费的体现。消费具有表层经济理性下“物”的流动与深层价值理念的彰显两个维度。本文以剩余食物盲盒为分析案例,提出“产消协同”的社会责任消费框架,分析剩余食物消费落实社会责任的机制。研究发现：在表层包装上,盲盒外衣将商家产品理念融入消费心理中,促成经济理性下剩余食物的流动;在深层价值观念上,惜食伦理、企业社会责任与现代公民伦理存在融合之处,统一于平台绿色消费框架;作为数字中介,平台提高供需匹配效率,鼓励绿色消费习惯。在社会责任消费中,需要从经济理性和文化价值观念两个维度推进产消协同,注重多元主体的整合,同时挖掘传统美德与现代伦理价值之间的融合点。同时,对“剩余食物盲盒”也应注意未及时食用、存储不当、包装不规范等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

《民法典》第157条及其合同编通则解释第24条、第25条构成了我国效力瑕疵合同返还清算规则体系,功能上的独立性日益凸显。对此应采取一种功能主义的解释路径,不再单纯侧重请求权的定性分类,而是着眼于其实现恢复原状规范目的的功能。在功能化视角下,应构建以市场价值为核心的折价补偿基准体系,将合同价款、履行成本、主观价值作为价值计算的其他基准,在具体案件中由法院参酌效力瑕疵事由规范目的等因素后合理选定;对于财产价值形态的变动以及涨跌,应通过厘定折价补偿对象、调整基准等方式来实现公平返还,类推适用风险回跳规则确保风险的合理负担,仍有损失需要填平的,则应判予损失赔偿。就例外而言,合同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序良俗无效的,合同履行一方的返还请求权原则上不受影响,除非受领一方提出非法性抗辩,法院应在法秩序统一性的考量下做出是否例外排除返还请求权的判断。

具有显著差异的广袤地域处于同一政治体统治之下,是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最根本的空间特质。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贡赋体制的有效运转,正是建立在对不同地区的差异化汲取、投入和跨区域调拨之上。从财政资源收支、储藏的分布和跨区域移动两个维度分析明清贡赋体制,可以揭示三大核心功能区（国都、关键军事前线、核心财源地）的位置关系如何奠定全国财政空间格局的骨架,以及财政调拨与民间商贸网络的深度互嵌关系。这有助于突破国家/市场二元对立概念的局限,还为理解传统中国大一统国家的自我强化机制提供了新思路。

如何平衡个体自主能力与组织管理秩序,是研发型组织管理的重要议题。本研究基于劳动过程与制度建构双重视角,通过对某金融科技公司研发团队的案例研究,揭示其工作过程中“自主性释放”与“制度生成”的协同演化机制。研究发现：首先,组织将“目标-过程”权责分离,通过管理脱耦策略,为员工的创新活动和自主性释放提供结构性条件;其次,员工自发形成的跨职能、跨部门协作网络,凭借非正式工作规范的创生与绩效互锁机制,实现个体自主性向组织能力的跃迁;最后,管理层通过选择性吸纳与强化,将团队内生的非正式实践转化为正式管理制度。这一过程实现了组织自主性与正式制度构建的双向赋能,但也存在一定的自主性反噬效应。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中国军民殊死抵抗近三个月,是全面抗战初期重要的战略决战。关于八一三淞沪抗战,有很多的历史记载。相比大历史视野下的宏观论述,个体视角下的战争记载,有其更独特的意义。多部时人日记以个体的视角,描绘了战争给普通民众带来的苦难与抗争,展现了普通民众在动荡战争岁月中的切身感受、日常点滴以及抵抗外敌的民族情怀和爱国情感。从这些日记中,不仅可以了解淞沪抗战时期人们的生活实态,还能从微观层面挖掘出战争对人性、社会和民族精神的深远影响。

中国古代文化和美学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比较而言,古典美学更明确地表达了和伦理的联系。许慎就认为“美”与“善”皆从“羊”字,并把“羊”作为“美”和“善”之间的桥梁,提出“美与善同意”。中国古典美学和政治、伦理相联系,并不是一种个别现象,而是广泛地存在于各类审美活动中。这其中,文学中的“德音”说,乐舞中的“发德”说,卜筮中的“德义”说都重视“德”。这也说明,中国古典美学中对“德”的重视具有一种谱系性。

理学中自我与无我的意义互相蕴含,既是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理学系统自我调节和防范流弊的典范。自我与无我在理学工夫论中包含三层意蕴：理学发展了孟子德性自我的内涵,且将性命安立于德性自我,摒除情欲之我,是以无我成就纯粹自我;进而以德性自我为目标,同时在工夫上防止执着德性自我所带来的偏蔽,反向确证自我的主体性,此无我即有我;最终在德性自我成就的基础上,再度承认个体气禀的差异,尊重个体情感与欲望的合理性,让个体既能循理又回复个体本身,物各付物。这三层意蕴体现了理学功夫之重主体性与去主体性并存,普遍性与个体性并重的特质,表明了防范自我的形下堕落或形上蹈虚是理学系统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回应了学界对理学关于人类自我中心和泛道德主义等误解。

20世纪初,卡尔·波兰尼对米塞斯及哈耶克自由市场制学理的挑战,和俄罗斯恰亚诺夫所代表的“组织-生产”学派对“古典主义”的论战,一同拉开了“道义经济”和“理性小农”两大理论传统论争的序幕。到20世纪70年代,斯科特与塞缪尔·波普金针锋相对的论争在农民学、农村社会学、经济人类学等领域持续长时间滥觞。上述论争在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和社会发展的研究中延续。其中,实质主义理论被黄宗智发扬光大。黄宗智一贯强调借助不同流派的理论内容来加强理论学习、理论认知、理论判断、理论概念及体系的构建,强调从经验现实出发,在反思理论典范的规范预设中深入探究历史现象的实际,最后总其研究所成概括提出“实践社会科学”的理论建构。黄宗智还非常警醒地认识到“二元对立”的问题所在,要注意东西方之间的平衡,尤需注意如何跳出西方和东方共同和各自的困境状况。总的来说,其研究立场、范式和方法保留了从恰亚诺夫到斯科特所坚持的“道义小农”的本色。

从归化翻译视阈讨论美国学者葛浩德对徐訏小说的英文翻译具有一定学术价值。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徐訏的数部作品在20世纪60—70年代就由Eudora Yu、林语堂等人陆续翻译成英文出版,但均未产生足够影响。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葛浩德翻译的徐訏作品选集在2020年一经出版就迅速引发了专业评论家与普通读者的高度关注与好评。在倡导“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今天,这一案例值得我们加以借鉴讨论。葛浩德践行了英美翻译界通行的归化翻译,通过结合具体案例加以分析讨论,探索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更多可能性。

在国有企业市场化法治化改革轨道上,国家投资政策等与国有企业改革紧密相关的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变革,理应坚持融合国际化与本土化于一体的竞争中立原则,且在该原则指导下推进国有企业分类分级改革;利用充分体现竞争中立原则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以规范和优化国有资本投资政策,能够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规范的路径。为了更好发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国家投资政策领域的优化功能,需要持续强化包含专门化立法在内的法治建设。

精神生产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人工智能时代会出现人工智能精神生产和原有精神生产智能化的变革趋势。人工智能时代精神生产智能化变革在科技逻辑和应用逻辑影响下,将会增强精神生产的生产性,提高科技在生产力中发展应用的水平,极大丰富精神产品,为精神生活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技术可能。但是受资本逻辑影响,人工智能时代精神生产还可能具有侵蚀人的生命政治的趋向,出现新的资本抽象统治方式。基于此,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在坚持党的领导,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驾驭资本逻辑,具有了让人工智能时代精神生产真正助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构一个技术形态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可能。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新的科技趋势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更好地实现了自身发展,并加速精神生产的智能化变革趋势。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突出贡献之一是用唯物史观构建科学的中国通史叙事模式,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历史智慧。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尚钺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传统的经世致用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有机结合,在认识历史、研究历史、阐释历史的过程中,完成了学术领域的创造历史。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通史编纂坚持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相统一,在一般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中探索中国化的社会形态发展学说,构建了一整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通史撰述体系。同时,重视学术表达的通俗易懂,推崇集体项目的协作精神,坚持为人民群众书写历史,扩大了受众阶层和阅读群体,让学术服务于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历史之思与文化之源。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虚拟资产犯罪呈高发态势,其去中心化、匿名性和跨境流通性对传统处置规则与侦查工作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司法实践中,刑事涉案虚拟资产的处置面临查控保全难、保管风险大与处置变现难等难题。究其本质,区块链去中心化与法律体系中心化的矛盾、监管政策对法律规则发展的限制以及法律供给不足对案件办理的制约,共同构成了当前处置困境的深层逻辑。为纾解困境,需协调规则与技术的关系,完善传统处置路径：实体处置层面,引入功能性监管理论,结合其财物属性、实际功能和风险制定类型化的定罪标准,同时放宽监管政策,促进实体处置与监管政策的对接;程序层面,构建符合虚拟资产技术特性的处置程序,辅以配套措施,从而形成系统化的治理路径,提升虚拟资产犯罪的治理效能。

中国近代围绕民政制度的设立,存在以传统治民思想为依托,及以西方政学知识为主导的中西路径争论。甲午战争前后,由于西学东渐和日本侵略带来的域外因素,传统“民政”语词概念发生变化,出现命名专门的民事管理机构与指称民众参政议政的西方“民主政制”的两种用法,造就了“中西路径”的观念分野。与此相应,至戊戌年间,朝野不同的政治立场和学识背景,使得各方对“民政”概念理解存在差别,在设制方案层面促成了“中西路径”双轨并进又有所扭缠的复杂现象。维新派方案不无融通中西的可能,但被戊戌政变打断进程。清末新政初期有所接续,而后民政部的设立又显示了别样的“西体中用”趋势,产生了新的路径抉择困扰。在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中,多方对“民政”各执一词,折射出对国家治理和民众管理之中西道路抉择问题的百般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