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起到了重要历史关头一锤定音的作用,堪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是向全党、全社会发出的又一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南方谈话”的要义在于,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精辟论述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解答改革开放中的诸多难题、提出抓住时机加快经济发展的“台阶论”、精辟论述坚持党的领导以及加强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对经济特区和东部沿海地区寄予厚望。党的历任领导人高度肯定“南方谈话”的历史地位,指出“南方谈话”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新认知、打开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局面、开创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理论。“南方谈话”对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启示在于：社会主义具有蓬勃的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党的领导、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基于对中国数字游民的质性研究,本文从“流动基础设施”视角出发探讨基础设施力量和环境如何形塑游民个体的工作与生活实践及流动体验。研究发现,“制度性”“实体与技术性”及“社交性”基础设施能够生成并推动数字游民的职业发展、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同时,这些基础设施的“故障”“中断”和“失效”会对其工作与生活及整体流动进程产生阻碍与破坏。此外,研究阐明,数字游民个体在面临基础设施所带来的困境时能够展演能动性,并寻求、整合和调配基础设施资源,积累相应能力和资本,以维系或中止其数字游牧的生活方式。由此,本文将“流动基础设施”这一视角引入中国语境下数字游民等议题,进一步拓展其作为分析框架的深度和广度,并在实证层面促进对中国青年流动和生活方式变化等研究主题的关注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充分继承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和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科技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的历史经验基础上,围绕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全球人才高地等内容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科技观。习近平科技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当代科技发展的最新规律性认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科技事业发展变革的百余年历程和伟大成就的经验规律上达到了新高度;二是在新征程上就科技创新如何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准确把握和战略擘画上开辟了新境界。深刻领悟习近平科技观,对新征程上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形成进路、基本向度和时代价值三个视角,重点分析习近平科技观的演进逻辑和丰富内涵,旨在从整体上加强习近平科技观的学理化阐发与系统性研究,为人们更好把握其理论特质和实践要求提供支撑。

乡村旅游目的地作为特殊的地域空间,关涉利益主体多元,其生态环境维护与治理对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经济社会变迁、乡村旅游提质升级和人民大众发展需求变化,传统乡村生态治理模式难以适应现代乡村旅游经济发展。新时代乡村旅游目的地生态环境治理需要在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中寻求动态平衡,从价值理念、制度设计、管理与协作机制等维度优化发展路径,构建乡村旅游目的地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格局,协力提升乡村旅游目的地生态环境质量,共同回应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在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国家,内资企业拓展投资布局时面临国内异地投资还是对外直接投资的选择。本文从外商直接投资视角探讨开放经济对内资企业跨区域投资选择的影响,以及国内市场和要素条件在其中的作用。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商务部公布的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和企查查提供的企业相关信息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促使企业偏向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成本上升效应、溢出效应和跟随效应实现。受制于要素流动障碍和禀赋差异,在外商直接投资作用下,市场分割程度相对较低和要素禀赋相对有限地区的内资企业更为倾向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结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理论参考,对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具有现实意义。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责任投资逐渐被投资者和资产管理行业所重视,企业ESG（环境、社会和治理）责任履行与股票市场稳定之间的关系受到广泛关注。采用2012—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耐心资本视角探讨了企业ESG责任履行对股票市场稳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ESG责任履行可显著降低股价崩盘风险,从而增强股票市场稳定。机制识别发现,ESG责任履行能够产生信息效应、长期机构投资者治理效应和绿色投资者关注效应,进而发挥耐心资本稳定股票市场的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ESG责任履行的股票市场稳定效应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秦岭淮河以北（空气质量较差的）地区和高污染行业的企业样本。以上结论丰富了ESG责任履行缓解股价崩盘风险的实现机制,为推动企业履行ESG责任与稳定股票市场提供了理论参考。

“中国奇迹”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根本的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邓小平理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的奠基作用,集中体现在八个方面：一、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制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二、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题,概括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三、突出强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领导我们党有步骤地展开各方面体制改革,勇敢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四、大胆突破社会主义传统观念束缚,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为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铺平了道路;五、全力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六、创造性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指导实现香港、澳门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推动海峡两岸关系打开新局面;七、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推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八、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必须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使党充满新的生机活力。

质性资料分析是发挥社会学想象力的一个重要环节。如何做好这个环节,尚缺乏足够的方法论讨论。莫莱蒂所说的“远读”可以给人以启发。但他所说的远读促使研究者朝量化远读方向发展,脱离了传统质性资料分析的范围,而传统的质性资料分析方法同样也可以采纳远读策略,但不是量化远读,而是质性远读。与量化远读不同,质性远读既不需要把资料文本变成海量文本或“大数据”,也不需要人为地减少分析指标,而是借助抽象来拉开与资料文本的心理距离,从而以更为整体的视野来“俯视”资料。虽然质性远读和传统质性研究方法都强调思维抽象和理论概括的作用,但二者在最高层次的思维抽象和理论概括策略上存在时间性和功能性区别。质性远读的策略主要有三种：及早提高解释的抽象层次、及早采纳理论溯因推理和借助备忘录撰写。

《穆斯林的葬礼》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创作特征的小说。它获有茅盾文学奖的社会声誉，同时经受着文学史书写的怠慢和文学经典化的美学考验。它书写了曲折的爱情悲剧及其复杂的人性世界，彰显出丰富的历史意识及其传统文化内涵，展示了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典型性、史诗性和审美性追求，带有20世纪8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装置特征。与此同时，它在故事设计、细节刻画以及诗意表达上也存在刻板、重复和拖沓现象，这也敞露出特定时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局限和问题。

产业链绿色低碳转型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要求,符合高质量发展与产业链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是我国抢抓全球低碳经济发展新机遇,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分析产业链绿色低碳的战略逻辑、创新逻辑、竞争逻辑和安全逻辑,阐释了产业链绿色低碳的科学内涵与转型成效。针对产业链绿色低碳转型面临的技术、市场、人才和制度等方面挑战,立足“双碳”目标要求,提出了加强技术创新与应用支持、优化市场机制与激励措施、提升人才培养与社会意识、完善政策支持与制度建设以及锚定绿色产业体系等举措,推动我国产业链绿色低碳转型。

大国竞争加速推动了新兴区域概念的崛起与传播,准确把握区域概念的形成及合法性问题成为发展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现实要求。本文通过梳理、比较多种学科领域对区域概念的理解,建构出以物质主义和理念主义本体论特征“强”“弱”为变量的分类框架,区分出自然-建构型、建构型、自然型和抽象概念型四种类型的区域概念,而不同类型的区域概念也在现实维度表现出显著合法性差异。通过比较“东南欧”与“东南亚”这两个区域概念,进一步揭示反思区域概念对区域国别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即在把握区域概念时须深入考察其本体论特征,从而避免陷入西方主导设置的“概念陷阱”,这将有利于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在香港求学期间,孙中山就有过被呼为“孙行者”“孙悟空”的经历。1896年伦敦被难之后,“行者”绰号更是不胫而走,维新派常以此指代孙中山。20世纪初,革命派与保皇派论战期间,曾经发表短篇小说《新西游》,借用孙行者“有志竟成”占领了天宫,暗示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必将取得胜利。小说中的很多关键情节,与报刊上报道的孙中山行踪颇多吻合,显示了革命派宣传的多样性。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的相关报刊曾致力于打造孙中山革命党魁形象,《新西游》只是其中的一环而已。

1949年前后,司法接管是中国共产党接管国民党政权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马列主义国家观、政权观、法律观和自身干部队伍实际情况,中共的司法接管既有原则要求,也有弹性策略。东北地区司法接管工作,在解放战争初期即已展开,到1949年前基本结束,相关做法和经验为其后所沿用。三大战役结束后,新解放区迅速扩大,中共面临着大规模接管政权的任务,司法接管随之扩大,如何高效、有序、规范地进行接管,成为急切问题。为此,中共中央于1949年1月发出《关于接管平津国民党司法机关的建议》,同年11月又发出《关于接管国民党司法机关的补充建议》。这两个建议成为司法接管的指导文件,两者总体原则一致,但有所区别,前者较为严格,后者相对缓和,这是中共中央接管政策调整在司法领域的体现。这一调整影响了此后中南、西南、西北等解放区的司法接管工作。接管后的相关司法问题,在以后人民政权巩固过程中加以解决。

专业关系是社会工作学科的基础议题,但其在学科发展历程中的话语变迁还缺少充分关照。梳理专业关系的话语变迁发现,在由“专业”与“友爱”两种属性构成的关系光谱之中,专业关系研究经历了“确立友爱—遮蔽友爱—重现友爱”的过程。在社会工作先驱那里,助人者与受助者之间构成友爱关系。但经由比斯泰克的阐述,加之受到专业化和市场化的影响,这种关系的友爱属性在20世纪70至90年代逐渐被遮蔽。正是在这一时期,界限话语开始兴起,并成为专业关系的主导性话语。直到90年代末“关系为本”的社会工作出现,以及社会工作实践场景的转换,友爱才得以重新显现在专业关系的光谱中,而界域也开始成为界限的竞争性话语。梳理专业关系的话语嬗变有助于引导我们对本土专业关系和相关伦理议题的反思。

在南宋这一“中国转向内在”的时代,陈亮以“事功之学”对朱熹理学提出了挑战。这场争论围绕“义利之辩”“王霸之争”和何谓理想人格三项议题展开。朱熹构建了形上学和伦理学的精微体系,陈亮则发扬了孔子积极用世的精神,以功利主义匡救世儒空谈心性之弊,两者构成了宋儒伦理学的主流与伏流的关系;在政治文化的向度,朱熹的儒家王道理想主义和陈亮儒法合一的现实主义,凸显了古代政治史的显/隐、表/里结构。朱熹意在挽“人欲横流”之世风,陈亮则拒绝朱熹的“醇儒”楷模,坚持孔子的学以成人理想,力主豪杰人格,以救理学人格论偏枯之失。从现代性视域看,陈亮所提倡的“豪杰”人格屡屡为后来的改革者所推崇;他对商业和商人地位的重视,可以视为倡导商业伦理之前驱。进入中国对外开放、积极进取的20世纪,功利主义从“伏流”翻转为“主流”,陈亮的政治理论与现代国家的建构也颇有契合之处。

韦伯研究领域的一个挑战是其学术与政治的某种分立乃至张力。本文提倡一种贯通式的韦伯文献阅读方法,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争体验为前提,梳理韦伯的诸多政治参与和学术研究,以精神劳动概念统合其战时贡献的四个层次：组建战时医院等实际行动层次;参与外交和谈、政党政治等制度建设层次;积极发挥社会影响的公共舆论层次;著述、教学的学术研究层次。本文认为,有关战争的理论思考是韦伯战时论述中一条隐在的线索,以新教伦理的研究为立足点,他反对所谓战争有助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命题;从其诸多战时政治评论之中,可以提炼出战争与和平的某种辩证关系;其背后是一个普遍而无定形的权力逻辑。正是通过其精神劳动,韦伯自身也彰显出从被动的战争之民到主动担当的政治人的转变。本文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开拓研究视野,将战争作为基础理论问题纳入社会学学科的基本框架之中。

大历史观就是将历史置于纵深历史长河和广阔历史空间进行评价的方法,邓小平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大历史观的概念,但其评价历史的方法中蕴含着大历史观的精髓。邓小平大历史观的生成,有其历史基础、哲学基础、时代条件和主体条件。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改革开放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评价,诠释了基于大历史观评价历史的方法。邓小平的大历史观是历史自觉与历史主动、民族立场与世界情怀、历史与现在未来的有机统一,蕴含历史评价的辩证法。基于大历史观,邓小平确立了评价历史的正确方法,得出了系列重要结论,并促进了历史自信的生成。

随着新文化地理学研究视角的不断丰富,现象学也为我们解读日常风景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提供新思路。现象学理论指导下的风景研究强调人的主体性活动,提出人类对所栖居的自然环境的理解和改造首先来源于日常与具身性的生活经验、感知和情感,人类与自然风景之间呈现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动态关系。现象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理念引导文化风景研究聚焦情感、身体、实践、操演及日常生活等话题,大大拓展了新文化地理学的开放性、实践性和整体性。

近几年,中国人口出生率屡创新低,如何提高生育意愿成为解决人口问题的关键。欲寻低生育意愿的根源应深入到文化层面,中国多样的地域文化为研究“文化与生育”提供了理想场景。研究利用方言测度地域文化,发现地域文化与个体生育意愿相关。进一步研究显示,地域文化通过社会观念、社会压力和社会支持三个机制影响生育意愿,且不同方言区的地域文化影响各异,方言“强势”、人口流入多、宗族文化强的地区,地域文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更显著。此研究为学界提供了新视角。解读影响中国生育意愿的非制度因素,为完善生育政策提供数据支持,也为国际学界研究生育领域的文化效应提供了来自非移民国家的新的经验证据。

良知学的成立可以归到王阳明的龙场之悟,龙场之悟的内容是新的格致学,也是对朱子学的格致学的反动。王阳明的“良知”是主体化的本体,可谓“乾知”,它统摄了主体的情、意、知的功能。良知的作用是无知之知,它与所感者不是主客对列的关系。良知的感应为物,其物不是认知心所对之物,而是无物之物。王阳明的格致是良知直感直应的顿教事件,“心”与“物”都不是经验性的概念,而是超越界的概念,但却又作用于现实世界。朱子的格致论也预设了“心”与“物”都有超越面,它在学者“豁然贯通”的功夫论终点呈现。但在工夫历程中,心知与物理有辩证的关系。学者要先了解现实事物的认知之理,其心中蕴藏的理才可彰显。心中明朗一分后,对物之理可以有更广与更深的理解,如此反复。朱子的格致论强调现实世界的道德判断都要建立在分殊性的、间接性的背景知识上面,最终才可达到心物同时升入先天境界。王阳明与朱子的格致论其实不一定矛盾,但王阳明因强调良知的承体起用,所以彰显了物的先天义,但对物的知识义却无法证成。本文举王阳明用以形容良知妙用之场的书法与军事为例,指出良知的当下判断其实仍建立在广阔的支援性意识的间接性知识上面,良知教是顿教与渐教的统一。

环境信息公开对于完善中国环境治理体系至关重要,但其能否进一步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尚不明晰。本文采用面板Tobit模型实证考察了环境信息公开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结果显示：环境信息公开程度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由环境绩效（即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所表征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得到了验证;环境信息公开主要通过推动技术创新和调整产业结构这两种作用渠道改善城市环境绩效;环境信息公开对城市环境绩效的改善作用在东部地区、非资源型、高制造业密集度及低环境规制城市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决策参考。

林家有先生是国内孙中山研究的老一辈学者中的杰出代表。自20世纪70年代末走上孙中山研究道路开始,他锐意进取,常研常新,在孙中山研究走向繁荣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学术中坚作用。在研究的过程中,林先生以高度的学术自觉,较早对革命史范式进行突破,致力于系统性阐发孙中山的建设思想。晚年主编的《孙中山评传》,则是他奉献给学界的集大成之作。在学术交流等领域,林先生同样身体力行,成就斐然。林家有先生在孙中山研究领域的学术探索,是改革开放时期崛起的第一代学者的奋斗缩影。

“中国理论”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重要概念的提出,是历史反复证明理论具有多重重要性与新时代尤为需要理论指导和支撑,即历史之鉴与时代之需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理论”是立足于新时代中国实践,对中国经验、中国成就进行理论升华,通过中国话语来有力表达中国立场、中国主张,凝聚和彰显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为世界奉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理论。构建和发展“中国理论”,筑牢和发挥文化主体性是其根本要求和根本途径。具体而言,就是要更为自觉地推进“两个结合”,更为自觉地坚持实践取向、坚持群众路线、坚持问题导向,更为自觉地坚持守正出新,更为自觉地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构建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而又科学严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形成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

“宠辱若惊”章是人们讨论《老子》的焦点之一。郭店本“宠辱若”的“”字,应释为“䁝”,读作“撄”,而不应读作“荣”,其义为扰动、惊扰。对于此句,本文联系其他简帛本,从文字、句法、词源、文义四个方面作了分析和论证。“何谓宠辱”以下数句是为了说明老子对世俗宠辱所采取的态度。世人贵宠而厌辱,而老子则等同视之,甚至以宠为下。“宠辱若惊”与“贵大患若身”是两个贯通、递进的命题,人“贵大患”便是由惧辱而来的对生命本真的撄扰。“无身”与“贵身”本质上并无区别,只是其理解“身”的角度不同,“无身”是实现“贵身”的手段与工夫。“无身”的“身”,专指不合于道之“身”,这是《老子》的特殊用法。“无身”并不是对个体生命之“身”的消解,而是对受到外在宠辱的撄扰、不合于道之“身”的否定。

哲学译介在清末西学输入大潮中蔚为壮观，中文世界译介西方哲学书籍至少有99种，其中哲学概论性著作10种，逻辑学18种，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超此前同类译作。当时哲学界几乎所有领域，包括哲学概论性著作、逻辑学著作被成批介绍进来，古希腊哲学、西方近代哲学，以及从古希腊到近代重要哲学家学说，无一不被介绍。蔡元培、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众多时代精英投身其中。逻辑学尤受重视，被视为实现社会理想、实业振兴、科学昌盛、国家富强的根本。清末哲学之所以备受重视，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哲学译介、哲学建设被人们视为民族振兴的关键所在。这与五四时期揭橥的科学大旗一脉相承，都是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表现。

本文采用时变参数模型,从省级层面对我国财政政策周期性进行动态测度,结果显示,随着经济快速持续发展,我国财政政策周期出现了“跨周期”转变,多数省份呈现财政政策顺周期扩张和逆周期向非周期乃至顺周期转变,这些变化引致全国财政政策跨周期转变,呈现了积极财政政策的一致性和持续性。研究结果对于优化各省财政政策调控,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抵御未来财政风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引进海外科技创新人才是实现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22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研究了“海外科技创新人才引进政策”对我国产业升级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实施“海外科技创新人才引进政策”对我国产业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该结论在满足模型有效性前提下,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2）“海外科技创新人才引进政策”对我国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科技人才集聚效应、人力资本高级化效应以及创新创业效应实现;（3）“海外科技创新人才引进政策”对我国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因激励手段、城市类型和市场化程度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该促进作用在“供给型政策”与“环境型政策”激励程度更大、“生产型城市”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表现的更大且更显著。

1908年11月16日,日本外务省经驻华公使馆向上海总领事馆等22个使领馆下达了一份机密训令,核心内容是要求各领事馆调查辖区内在华布教日人及布教状态,具体包括布教者的年龄、宗派、布教方法、布教经费、信徒数量、地方官民的人缘等内容。这次调查,是晚清中日布教权交涉陷入停滞之际,外务省了解布教实态、决定今后外交政策的重要举措。通过这次调查,日本在华领事们加强了对华传教上的共识,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日本对外传教以及外务省的相关决策。这次调查也再次证明了近代中日布教权交涉中日本宗教的侵略本质。

能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新能源既是能源转型的重要落脚点,又是新质生产力推动下的新业态。在新的实践要求下,中国新能源产业亟待摆脱传统增长方式和发展路径。故此,围绕新质生产力特征,分析新能源产业所面临的新挑战、探讨如何推动其发展尤为重要。首先,本文介绍了在新质生产力理念下,新能源产业已呈现出的“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其次,探讨了新能源产业后续发展中,进一步强化上述三方面特征可能面临的相关挑战。最后,基于上述挑战为新能源产业发展提出了针对性建议,旨在助力筑牢新能源产业“绿色”底色的同时具有更鲜明的新质生产力特征。

依据清末法国在华情报机构报告所存孙中山信函,可证孙中山提出五权学说的时间应在1906年初欧游之后,至迟不晚于是年6月。厘定这一问题,可以准确把握孙中山革命学说的变化脉络,以及他的政治指向：在党内打破同盟会成员对三权分立学说的执迷,统一思想认知;对外宣传则要对抗立宪派和占领学理制高点,凸显中国革命学说的先进性,争取欧美国家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检讨各方关于三权、四权、五权的学理与制度设计的论争和言说,可见三权分立并非牢不可破的真理,适于本国历史与传统的政治学说才可为政治实践奠定坚实理论基础。

从经济层面而言,回归以来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实践探索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17年以来进入以粤港澳大湾区区域规划引导的融合发展新阶段。澳门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有着深刻的战略意涵和内在逻辑,是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增强经济发展动能的有效路径,借助顶层设计可以有针对性地带动特区政府经济治理机制相应调整。澳门通过主动对接上位规划、构建战略规划的宏观引导功能、建立配套产业政策体系、完善政府管理架构和协调机制等方式,探索“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更好结合的新模式。立足澳门在国家、区域中的定位和使命,关注并处理好融入式发展与“同化”、融入国家与发挥国际化优势、深化融入与创新发展、“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等关系,不仅有助于澳门的长远发展,也将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大湾区“引领地”功能与澳门样板。

廖仲恺遇刺案发生后,国民党中央决定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织“特别委员会”处理紧急情况。案情比较迅速地趋向清晰,但却以许崇智下台,被迫“赴沪养疴”而告一段落。“廖案”甫一发生,蒋介石即指英国所为,这是因为孙中山晚年革命矛头逐步指向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帝国主义,“关余”斗争中双方矛盾激化,从而使蒋介石等人形成了凡遇坏事必疑英国的惯习,“商团事件”和“沙基惨案”等更强化了这种认知,蒋介石甚至准备对英备战。处理“廖案”时,鲍罗廷和共产国际认定陈炯明及其背后支持者英国对革命形成了致命威胁,但许崇智却不行动,甚至想取而代之,包庇深深卷入“廖案”的部下梁鸿楷等人。鲍罗廷等利用许崇智与胡汉民的个人恩怨先除掉梁鸿楷等人,进而以许崇智把持财政为由,由蒋介石率领黄埔学生军和第一军采取军事手段,解决了许部。鲍罗廷等以为解决许崇智,蒋介石等“左派”上台,国民革命即可顺利推进,殊不知,革命的致命威胁已经培育出来,蒋氏势力已经崛起。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政治发生巨大变动的时代。社会主义思潮的广泛传播与国民革命运动的兴起,极大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版图。在此背景下,梁启超与戴季陶虽属不同的政治阵营,但思想上有着一定的共性,即都认为源自近代西方的社会主义学说需要用中国传统来进行一番诠释,革命活动的正当性也需建立在符合中国传统的标准之上。在他们那里,中国传统,特别是儒家学说成为回应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工具。儒家学说既能用来描述社会主义的基本旨趣,又能重新展望实现社会主义及其相关政治理想的路径。将他们二位放在一起讨论,研究他们二人在当时如何基于一定的时代感来重新诠释中国传统,挖掘二人思想当中的共性,可以比较完整地呈现国民革命运动前后运用中国传统来回应社会主义思潮的基本态势。进一步而言,还可将二人的相关言说总结为一种思想类型,分析其对之后中国学术思想与政治文化的影响。

鬼神观念在商周之际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该转变奠定了中国人的社会心态基础。殷人认为鬼神是一种有意识且能降祸福的存在,殷商社会中弥散着恐怖、祈福的氛围。经过孔子等儒家思想家的改造,鬼神成为人对生死本质、魂魄关系的一种认识,鬼神观中神秘、功利的成分被剔除殆尽,而人伦情谊则更为根本。周孔之后的鬼神观反映出中国人的社会心态基础,即亲子之间的生死相依、传续不绝形成了中国人不朽观念的重要来源,家内伦理也为社会关系的不断感通、外推提供了根基与源泉。这种社会心态使中国人从根本上与他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死者永存于生者心中,历史能够在生者的精神中重现。这也构成了中国人最基本的人生态度,即本乎心性的情感人伦、显亲扬名的德业精神是解除天年之限的唯一出路。

法官惩戒委员会认定违法审判责任具有权力专属性,其正当性在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职业专门逻辑,并意在防止对司法权的不当干预。惩戒委员会审议范围确定的基准应与司法自由裁量权相链接。不涉及自由裁量权判断的违法审判责任的认定,只需通过查清事实便可作出认定,无需法官惩戒委员会介入。为进一步框定法官惩戒委员会的审议范围,有必要澄清《法官法》第四十六条第四、五项与其他各项所涉违法审判责任的关系,阐释第四、五项两种违法审判责任的构成要件。化解法官惩戒委员会认定违法审判责任的困境,应在立法上明确法官惩戒委员会的审议是追究法官违法审判责任的前置程序,并强化法官惩戒与纪检监察工作双向衔接,同时还需要细化《法官法》第四十六条第四、五项的具体情形。

孟子的政治论,可通过民本、仁政、王道和推恩四个关键词加以提炼。“民本”是统治者权力合法化之基础;“仁政”是政治活动的本质;“王道”是权力运作之目标;“推恩”是权力运作的方法。这四个关键词环环相扣,使孟子的政治论从理论到实践,构成一个严整的体系。本文首先指出孟子本于“民本”说,主张政权合法化之基础在于“天与人归”,“民本”说源自于春秋时代大兴的民贵思想,并开启此后“天下为公”之理念。但“民本”说与近代“民主”政治仍有距离,因“民本”说只有“民享”与“民有”而无“民治”。“民本”所建立的是“契约政权”,但孟子主张统治者如背叛契约,则人民可以起而革命推翻之。其次分析孟子的“仁政”说的普遍必然性及其理论问题,指出“仁政”说蕴含“仁之效用化”问题。继而探讨孟子的“王道”理念,指出“王者”是“道德的政治家”,“王道”是“文化的世界主义”,但其理论缺陷在于忽视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运作逻辑之差异。最后分析“推恩”理念,指出“推恩”有其母性思维特质,并以“类推”思维方式为其基础。总结而言,孟子政治论以人民为主体,与大一统帝国体制之君本位政治现实互为扞格,他在以“权力”为基础的政治世界外,另建一以“良贵”为核心的“天爵”的德性世界,同时强调统治者的“职份论”,仍深具现代之启示。

在南宋即负词名的朱敦儒,因委身秦桧门下与词集刻本不传的缘故,在宋之后相当一段时间里未能得到词学家们更多的青睐。直至晚清民初,三卷本《樵歌》的刊行,才使得朱敦儒其人其词再次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在文学革命的语境下,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学家,激赏希真词自然舒畅的语言表达与闲适洒脱的个性特质,意在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张目。与此同时,词学家们通过对“词之三变”说的推演,使朱敦儒词在词体发展史中的意义得以凸显,并给予其相当高的词史定位。正是在此过程中,朱敦儒逐渐为文学史家所接受,并被纳入经典作家的序列之中,其词史地位也最终得以确立。

结合早期文献对后羿故事的书写,以互动关联性立场来观察后羿形象衍生的过程,有助于重新审视“历史神话化”或“神话历史化”的单线衍生线索。从“有穷氏后羿”到“当尧之时”射日的后羿,后羿形象经历了多次转换,其中重要的衍生阶段可概括为由夏朝之后羿到符号化的善射之后羿,进而善射之后羿获得历史品格,并与夏之后羿相区分,以至形成生活于帝尧时代的射日之后羿。后羿形象的衍生,经历了历史事件的鉴戒、人物的抽象化和符号化以至历史属性的再次获得、强化和定型。射日之后羿的历史品格促使其所塑造的非凡英雄与圣君明主的结合,以形成“贤才配明君”的文化赋义。

领域法的提出是实用主义方法论的体现,是对部门法划分所彰显的理性主义立场的调适和补充。领域法所针对的“问题”是有规范价值的问题域。较之部门法,领域法的规范结构有一定特殊性,其正视主体的差异性并予以制度回应,在合法-违法之外另对行为给出鼓励和限制两种评价,权利义务结构非均衡且向弱势主体倾斜,责任形式具有差异性,责任类型具有综合性,追责目的具有多元性。依据不同标准,可对领域法作基础性领域法-综合性领域法、一般领域法-重点领域法、传统领域法-新兴领域法、国内领域法-涉外领域法的界分,其生成路径也有脱胎于传统部门法和发轫于传统部门法未顾及之处两种。领域法直接规范特定领域的秩序,能提升法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对制度设计和制度运行都有多方面助益。

国家荣誉不仅是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鲜活素材与不竭动力,也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标杆,通过彰显国家成就与民族精神,为深化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与实践典范。国家荣誉制度的本质是一种价值认可与激励系统,体现国家意志,其理论基础在于个人价值与国家利益、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一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荣誉制度应不断适应新的发展形势和国家中心任务需要,表彰目标应与国家的发展战略和核心价值观相一致;应在法治轨道上构建国家荣誉制度,完善基础性法律,制定配套法规,提升国家荣誉制度法律体系的科学化水平;应建立国家荣誉制度定期评估制度,及时改革、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应注重国家荣誉制度与相关法律法规的衔接、配合,促进国家荣誉制度法律体系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