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负增长是人口再生产方式转变长期积累的结果。本文以全国人口普查、1%人口抽样调查和年度人口变动抽样调查为基础,研究中国人口变动的新情况和新特点,研究发现,中国人口形势发生重大转变,总人口负增长进程加速启动。首先是死亡率从相对稳定向持续上升的转变,死亡因素成为决定人口负增长快慢的新力量。其次是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进入极低生育水平,生育水平从超低生育率向极低生育率的转变,开启总和生育率的1.0时代,出生人口数量持续、快速、稳定下降至1000万以下。再次是婚姻状态变化主要表现为晚婚、不婚和离婚,有配偶比例下降引起人口再生产连锁反应,第二次人口转变成为加速人口负增长的新机制。还有是死亡人口规模结构性持续上升和高龄化趋势明显。最后,通过孩次递进方法进行人口总量、结构预测,结果显示,总人口减少速度较快,到2050年总人口减少到12.68亿人左右。出生人口规模持续下降趋势不可避免,2026年继续下降到900万人以下,2050年预计出生人口不到740万人。老年人口比例2047年前后超过30%,与少儿人口比例之差逐渐加大,2048年起相差20%以上。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在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侵权风险。法律上应持如下应对立场：在侵权规制模式上,宜恪守审慎包容的监管态度,坚持“发展中规范,规范中发展”这一理念,避免过度严苛的监管扼杀新兴技术的生机,并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解决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侵权问题。在侵权归责原则上,宜采纳过错责任原则,可围绕场景化、现有技术等构建科学合理的过错认定标准。在具体侵权的应对上,宜类推适用避风港规则认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主观上是否具有过错,并规范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已公开个人信息、敏感个人信息和已公开作品的收集处理行为,还应当规制深度伪造技术的应用。

关于戏曲将扮演女性者称作“旦角”之来源及缘由问题,众说纷纭,讫无定论。据相关文献,我们认为该称谓当源自吴方言、江淮官话之“妆旦”。散乐、百戏及戏曲起源时,男伎扮演女性角色被称曰“胡妲”,明方以智释其为“汉饰女妓”,即后世之“装旦”。该扮演形式在唐时称曰“弄假妇人”,宋时则曰“乔宅眷”“乔师娘”等,其艺明清及今实未曾间断。相对而言,曾于汉魏盛极一时的“但歌”,则或为女饰男腔的“乖调”艺术,而“但乐”或为女子演奏男性所善吹奏类、击打类乐器之谓。“旦”既是“妲”的省文,也是“但”的省文。显然,戏曲之“装旦”由“胡妲”一词演化而来,古人或认为“旦”之称谓出自金元市语,今天看来,这一说法实为其流而非其源。“旦”初始写法为“妲”或“丹”,缘于吴方言的“饰色令赤”曰“丹”。所谓“妆旦”,“妇女冶容,敷粉曰妆。施胭脂,呼如妲”,而“妲”复为“丹”之入声通转而来,其称本源自闽浙、江淮官话之土音、土语而已。

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对传统侵权法理论已形成剧烈冲击。关于自动驾驶汽车侵权责任的承担,理论界主要围绕交通事故责任制度和产品责任制度的适用展开,但均存在相应缺陷,有待未来立法予以完善。一方面,就交通事故责任制度适用于自动驾驶情形而言,现有规范存在责任承担主体不明确、归责原则难以适用等问题,不论是否肯定自动驾驶汽车具有限制性的民事主体地位,未来立法均宜引入无过错责任的保有人责任制度,实现其与产品责任制度的衔接。另一方面,就产品责任制度适用于自动驾驶情形而言,现有规范存在产品缺陷认定困难、因果关系举证困难以及生产者免责抗辩存在争议等问题,未来立法需要明确不同产品缺陷类型下“不合理危险”的具体认定方式,宜采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减轻受害人举证负担,还需完善抗辩事由中的“产品投入流通”时点确认规则,并严格限定现有技术抗辩权的适用。

中国的老龄化和“未富先老”特征,对养老保险制度形成严峻挑战,也导致对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的担忧。诚然,从健全社会保险精算制度要求出发,保持对老有所养问题的忧患意识,未雨绸缪做足政策准备十分必要;然而,陷入担心养老金不足的“精算恐慌”也于事无补。应该着眼于依托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以及人工智能提高生产率的巨大可能性和确定性,秉持普惠、均等分享生产率的思路,更加积极地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本文揭示,即便在老龄化加深的趋势下,劳动年龄人口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仍然显著领先于老年抚养比的提高速度,这个领先优势还会因人工智能进一步强化。基于此,本文阐释人工智能时代养老保险模式的思路,特别指出第一支柱的核心地位,也强调了若干政策要点,如完善现收现付式的职工养老保险、把居民养老保险提升为社会养老金、推动个人养老金稳步健康发展等。

本文在坚持劳动价值论前提下研究新质生产力视角下的财富价值论。劳动价值论有价值分析和财富分析两种分析范式,新质生产力是具体劳动的生产力,因此财富分析范式能准确评价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力效应。财富是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共同创造的,直接劳动以外要素对财富创造所起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尤其是科学技术。各种生产力要素在创造性破坏中发展新质生产力,其中企业家不仅是劳动者,而且是创新的主导者,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企业家要素也面临创造性破坏。资本对新质生产力要素的优化组合起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进入21世纪,新质生产力的迭代升级表现为：信息经济—数字经济—智能经济。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包含了全新的三个要素：数据、算力和算法。面对智能经济形态,经济学研究财富增长要素有必要从单纯物质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分析拓展到数字经济三要素分析,智能经济以数字经济为基础且算法作用明显增强。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形态下,数据、算力和算法成为财富创造新要素,会对财富价值创造带来颠覆性影响。因此,智能经济形态下的财富创造研究不能完全用劳动过程说明,更要关注创新过程,由此带动一系列生产关系的调整,建立起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文章从哲学视角审视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认知主体性的深层挑战,揭示“理解错觉”如何削弱知识生产的完整性。研究发现,这种错觉呈现为三重维度的危机：在科学研究中,AI应用导致研究者将统计相关性误认为因果洞察,催生“科学单一文化”风险;在技术层面,大型语言模型的流畅表达掩盖了其统计本质,缺乏符号奠基和因果推理能力;在人机交互界面,可解释人工智能工具诱发的“解释深度错觉”使用户陷入认知惰性。依据认识论与技术哲学视角分析,这一危机的根源主要在于人类理解依赖具身经验、因果模型和意向性,而AI则受困于数据驱动的相关性计算。为走出困境,文章主张基于技术中介理论重构人-技术-世界关系,建构关系性责任框架,维护认识论多元主义,并通过价值敏感设计将哲学反思转化为技术治理实践。唯有重新确认人类认知主体的自律地位,在与技术的批判性共存中保持认知自主性,才能既享受AI增益,又不至于丧失人之为人的根本条件。

要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客观上要求对于中国当前三孩政策下的低生育形势及未来走势进行实证分析并采取积极行动策略。本研究基于生育意愿视角,认为要有效应对中国当前及未来的超低生育率,需要解决以下三个关键问题：科学研判三孩政策下低生育意愿的新特点与新趋势。基于2010年至2023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本研究发现三孩政策以来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呈显著下降趋势,1995年及以后出生的年轻一代育龄女性不仅生育意愿明显低于其他较为年长群体,而且自身生育意愿随时间推移“不升反降”,这一现象表明了中国未来生育水平很可能还会继续下降,值得高度警惕。人口发展战略与人口政策应充分体现生育意愿视角。基于以往人口治理的经验和教训以及顺应全球人口与发展最新理念的需要,生育意愿视角应贯穿中国当前及未来人口发展战略和人口政策研究和决策的全过程。构建基于生育意愿视角的更具包容性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不变的生育支持政策的人口发展战略应以千方百计提升过低生育率为目标,要重新树立微观层面育龄女性的主体地位,尊重其多样化的生育需求。具体而言,更具包容性的生育支持政策包括进一步拓宽人口政策空间、提升生育意愿、提高生育意愿向生育行为的转化这三个重要环节。要更好发挥生育支持政策的效力,还需要在人口与发展的伦理、人口政策合法性基础、生育意愿测量、对于年轻一代婚育意愿的跨学科研究等方面重点着力。

政府注意力分配深刻影响政策优先序与治理效能。研究以五年规划指标作为观测窗口,构建政府注意力“规模-结构”分析框架,对331份地市级“十四五”规划纲要指标专栏进行编码统计,系统分析地方政府在规划指标设置呈现的注意力配置特征。研究发现：第一,地方政府注意力规模呈现“总体稳定、区域适配”特征。地市指标总数围绕国家规划的基准浮动,近八成地市的指标维度与国家规划保持一致。第二,地方政府注意力结构凸显“民生优先、刚柔并济”格局。民生类指标占比最高、平均超过三成;约束性指标比例控制在适度区间,聚焦环境治理与民生底线任务。第三,地方政府注意力分配区域差异显著。东部地区侧重民生改善与科技创新,中西部地区仍聚焦经济增长,东北地区在转型压力下民生投入受限。进一步分析表明,地方政府注意力差异化配置与制度周期、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等因素高度关联。研究延展了政府注意力测量路径,依托规划指标跨周期、制度化属性,为理解地方政府中长期注意力配置特征提供了经验基础。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数字平台拒绝交易数据,形成横向封锁效应,提高下游市场竞争对手成本,抑制基于平台数据的创新,有必要引入反垄断法规制。“必需设施”模式主张数字平台具有开放必需数据的义务,这与平台数据的非排他特性相抵牾,与维护均衡状态的竞争相违背,难以实现制度运行成本最小化。基于经济层面数字平台呈现寡头垄断与迭代式创新的特性,政策层面增强平台国际竞争力的目标定位,实施层面实现错误成本最小化的要求,应回归“竞争影响”模式。为贯彻之,须以信息可替代性强弱认定数字平台的市场支配地位;竞争损害认定须重点分析隐私保护程度的下降和竞争对手获取、存储数据成本的提高以及创新能力减损;如平台数据中蕴含敏感个人信息及商业秘密,应适用违法性阻却。

]本文尝试从影子教育发生的社会心理机制和群体文化效应为教育“内卷”提供解释。通过分析“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本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显著地影响了课外补习支出,但教育期望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课外补习支出的中介效应较小,而课外补习支出更多地来自同辈群体补习参与行为的影响。据此,本文认为家庭让孩子参与课外补习,更多的是在同辈群体补习压力下,为规避“补习掉队”而采取的策略。进一步分析发现“掉队规避”在不同群体间表现出异质性,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更易受到“掉队规避”的影响,“掉队规避”将扩大影子教育支出的差距。本文通过比较教育期望和同辈群体补习参与对家庭课外补习支出的相对影响大小,从两种社会心理机制分析我国教育“内卷”现象,并呼应了国家为影子教育降温所采取“双减”政策。

数字时代劳动法面临的根本问题是算法控制引发的劳动支配重构。平台通过算法派单、动态定价、评分排名、账户控制和自动化决策,将传统雇主管理权转化为技术化、数据化和隐蔽化的支配结构,进而冲击以显性命令、固定组织和合同形式为基础的传统从属性识别标准。我国劳动法目的在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劳动关系,其理论基础可概括为生存权保障说、从属性矫正说以及人的全面发展说。数字时代劳动支配重构使劳动法目的实现面临实质从属隐匿化、保护内容单维化和规制手段表面化三重挑战。对此,应具体确立技术从属性标准以重塑保护范围,保障劳动者程序性参与以强化其主体性保护,并通过培训义务、数据可携带和算法劳动影响评估推动发展权保障制度化。

内蒙古王公由特权性“满蒙一家”转向平等性“五族共和”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清朝与民国政府适时的衔接运作。清朝分治蒙旗以防范王公联合形成地方势力,但清末新政削减其传统特权、辛亥革命骤起以及对“共和”的陌生,迫使王公们产生联合自主的趋势。外蒙古库伦当局趁机拉拢内蒙古各旗,俄日两国也在“满蒙”重划势力范围,导致部分东部王公联合举事、西部王公消极对待民国,边疆危局亟需应对。在制度建设方面：北京政府参酌前清旧制恢复王公特权,又提高内蒙古宗教领袖地位以抵御外蒙古当局的拉拢,使总统府取代紫禁城的中心意象;在应急处置方面：北京政府趁俄日互相牵制之际,借助清末新政时期在内蒙古所设州县布防新军平复危局,遏止俄日干预,再组织慰问员深入蒙旗宣传共和,并顺势于1912年10月、1913年1月依次召集东部、西部王公会议,促使内蒙古拥护民国,成为边疆制度建设的样本。在此意义上,清朝“非共和”旧制度为民国“五族共和”新观念提供了转型支撑,让中国的多民族统一方式告别封建皇权纽带,迎接平等共建原则。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藉尊孔与反共标榜政权正统性,然至1960年代中期遭遇制度实践与意识形态的多重困境。1966年,国民党教育当局依据训政时期所定尊孔及优待圣裔办法,保送孔子后裔、述圣奉祀官继承人孔维宁升读大学,即遭遇官僚抵制、舆论反弹、大学拒纳及监察纠正,引发大规模反教育特权风波。该案迫使国民党当局收缩尊孔旧制、弱化圣裔待遇,并通盘检讨基于“反共复国”政策及“大中国”象征体制而存在的各类特殊身份考生优待制度。由此折射出台湾国民党威权体制下尊孔旧制与考试制度、升学特权与教育公平,以及社会平权观念与官方意识形态之间的张力。

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和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的背景下,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推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时代命题孕育于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系统观念的方法论以及全生命周期的重要视角,是科学把握人口发展规律、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前瞻性、全局性、长期性战略谋划。其内在逻辑在于塑造好、发挥好总量充裕、素质优良、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等高质量人口要素,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激发和释放长寿红利,增进代际公平和性别平等,培育中国特色老龄文明,夯实积极老龄化的人口、物质、服务、社会和文化等多维基础。以人口高质量发展为战略核心,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全方位视角出发,完善生养育支持、终身学习教育、社会保障与养老服务以及老龄人口发展支持等“五大”体系,系统优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方案,将人口老龄化转化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力,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

数字资本主义通过资本与技术的耦合重塑了以知识为载体的结构性暴力形态,即“知识暴力”形态。这种暴力形态并非源自知识自身逻辑,更多是数字资本主义向知识领域展开掠夺性扩张的结果。其形成依赖于权力寄生、认知排他、价值抽离与资源垄断等四个相互关联的机制,并呈现精准而隐蔽、垄断且殖民、系统又日常的特征。具体运行中,数字资本主义通过控制知识生产与分发的核心资源,算法系统通过设定可见性与排序规则,传播机制通过持续塑造认知习惯,共同削弱了知识主体的自主判断能力,并使知识价值受制于资本增殖逻辑。针对这一现象,传统正义理论难以充分回应知识主权与公共性的受损问题。因此,建构知识正义的核心在于强化知识生产的公共属性,解构算法霸权,重塑知识治理权,为摆脱数字资本主义对知识创造的支配性影响提供规范性基础。

]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是新时代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任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旗帜性学科,其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水平直接决定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方向纯度、理论深度与实践力度。本文立足党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战略部署,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重点探讨并阐释了其主体性与原创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整体化与一体化、学科性与学术性的关系问题。唯有坚持守正创新,立足中国实践,回应时代课题,才能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提供坚实理论支撑,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1938—1939年,八路军为更好坚持与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积极推动太行山以东的土匪、民军、保家民团、乡队及联庄会等民间武装走上抗日道路,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这一时期,民间武装向八路军靠拢,是民族主义抵抗热情和寻求出路需求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不过,由于各区域政治力量格局有所区别,不同区域民间武装向八路军靠拢的具体动因并不完全一致。以这一具体动因的区域性差异为线索,重建民间武装接受八路军收编的史实,有助于深刻认识1938—1939年中共领导下的华北敌后抗日游击武装发展壮大的历史。

关于“艺术生命”的论题,美国当代著名艺术哲学家苏珊·朗格提出“生命形式”理论,将艺术形式视为一种“生命形式”,并从有机性、运动性、节奏性、生长性四个方面对其进行了阐释。中国艺术哲学也从来不乏对“艺术生命”的强调,南朝谢赫提出的“气韵生动”理论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学说之一。二者虽根植于中西不同的文化土壤,且具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但二者对“艺术生命”的认识却遥相呼应,共同揭示了艺术的生命本体属性。本文以苏珊·朗格的“生命形式”理论与谢赫的“气韵生动”理论为例,深入探究中西方文化对艺术生命共通性的理解。通过中西艺术生命哲学的跨文化互证与融合,本文提出艺术生命包含“形式生命”与“精神生命”两个维度,尝试构建一个超越单一文化局限的艺术生命理论阐释框架。具体而言,本文从“有机之构”“流动之势”与“节律之感”三个方面详细阐述艺术的“形式生命”内涵,从中西各自文化视野出发探讨艺术“精神生命”的丰富意蕴,并从文化基质、本体认知、生成机制三个方面辨析中西艺术生命哲学的差异,为构建跨文化视域下的艺术生命理论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中华文明精神标识是国家形象建构中最深层、最持久的文化资源。在文化动能上,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以文化主体性的根基建构、国际叙事的结构优化、跨文化传播的认同联结赋予建构国家形象三重动能。在类型特征上,通过对文化内涵的现代转译、符号形态的有机组织与价值逻辑的深层嵌入,中华文明精神标识衍生出文明传承型、发展驱动型、治理有序型、价值开放型与责任担当型五维形象矩阵,生动彰显了中华文明形塑国家形象的内在向度与外显特质。在实践路径上,国家形象的未来建构亟需在强化符号体系、重塑叙事结构、拓展传播场景以及深度融入全球议题等维度协同发力,从而全方位增强中国国家形象的文化表达力、意义建构力、价值传播力与实践支撑力。

随着数字行政的决定形成日益依赖于算法运作,以个案适用为核心的行政法规范难以对行政权力进行有效管控。数字行政需要将可解释性作为其运作基础,以确保自动化决策的治理活动能服务于行政任务的目标实现。可解释性是一种认知结构,为行政实践提供公共理性的判断基础。通过揭示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的理由,可解释性使数字行政的运行过程、规范前提及其组织形态得以被理解、质疑并进行审查。在此基础上,可解释性细化并重塑了数字行政的审查对象,使算法决策、协同治理以及行政任务的形成过程得以纳入实质审查,从而对数字行政塑造社会现实的自主性施加有效约束。

]近代Nation概念的演变,曾经包含法兰西式和德意志式双重理路的纠缠,前者强调统一的主权和自觉的政治意愿,后者强调文化乃至血缘的同源和同一性。直至19世纪后期,Nation在东亚地区大多依据法兰西式理路被译为“国”或者“国民”。明治中后期日本偏向德意志式理路,将其译为与“种族”“人种”纠缠不清的“民族”。清末日本新名词涌入,与中国的政治变革潮流相互激荡,导致“民族”相关概念混乱。基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实际情况,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相继从整体的“中华国族”“中华民族”意义上阐释Nation的内涵,顾颉刚继而从理论、历史和现实诸方面阐明“中华民族是一个”。这一方向的思考和探索,体现了近代知识全球流动背景下本土自主话语构建的早期尝试。

]论文基于礼物的馈赠与回报关系的视角,对高价彩礼的实践形式、影响及治理展开定性分析。研究发现,高价彩礼的多样化实践形式包括赤字型高价彩礼、均衡型高价彩礼和增益型高价彩礼。赤字型高价彩礼可能使婚姻生活面临困境,给家庭和社会带来多重风险和挑战;均衡型高价彩礼可能为婚姻稳定提供支撑、为家庭发展提供保障,但互惠平衡之下存在社会隐忧;增益型高价彩礼可能为婚姻幸福增添助力、为家庭发展增添动能,但婚嫁新风之下存在社会风险。不同类型的高价彩礼给个体、家庭和社会带来了差异化影响,这要求对高价彩礼进行分类化治理。综合施策与多元规制：对赤字型高价彩礼进行联动治理;合理引导与积极赋能：对均衡型高价彩礼实施精准治理;“化高为低”与回归本源：对增益型高价彩礼开展精细治理。

传统“理发”向现代“美发”的转型催生了一个新的就业群体——发廊青年。他们的工作愈发呈现出互动性和展演性。他们除了提升理发技艺之外还要丰富身体资本,通过身体整饰应对市场变化和需求。鉴于该群体的职业化程度高度依赖以身体为媒介的互动与表演,且相关实践在工作与生活场域交错发生,理解其专业形象的建构必须回到其微观情境展开考察。基于此,本文以身体为核心,进一步区分了发廊青年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的双重身体整饰实践,并发现：在工作时空,发廊青年主要运用时尚具身化和多维度身体互动的身体整饰策略形塑身体资本;在非工作时空,他们则通过媒介化整饰以及购买消费符号等“类中产”审美实践与社交演出不断延续并维护其在工作中形成的身体形象,展现出一种持续性的职业展演。由此可见,双重整饰既是空间上的差异策略,也表现为身体资本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循环性、协同性与延续性。同时,发廊青年的整饰行为也呈现出过度整饰的倾向：一方面,这种过度整饰使他们的工作与生活边界逐渐模糊,生活世界被异化为“工作世界”;另一方面,整饰实践并未实质改变其社会坐标,反而加剧了身体的客体化与商业化,或许是一种个体的“虚拟现代性”。

]本文以19世纪后期香港保良局的历史为切入点,探讨将社会科学理论转化为历史分析工具的可行路径,为史学与社会科学的深度对话提供一种参考。首先,运用“折射理论”分析殖民政府内部的认知博弈,揭示保良局是主张基于尊重习俗的委托治理的官僚派系取得政治胜利并将其认知制度化的产物;其次,结合“实践理论”与“合法性理论”,剖析华人精英如何利用制度矛盾,将地方惯习转化为法典条文,通过法律确证实现自我赋权与治理参与;最后,借鉴场域理论,分析官僚与精英对入局女性身份定义权的博弈,揭示底层女性如何利用制度差异与行为策略,在权力缝隙中拓展生存空间。这种基于实证案例的理论转化,不仅为审视中西管治模式碰撞下的权力场域拓展了新视角,亦为推进学科间的知识互补与范式互鉴提供了可行路径。

]从家国同构的历史文化逻辑出发,借鉴“婚育新风进万家”的先期经验,讨论面向新时代新型婚育文化建设的推进策略。“家国同构”的社会治理逻辑构成积极婚育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婚育新风进万家”宣传活动为新时代新型婚育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新型婚育文化建设应致力于培育积极的婚育家庭观,倡导“以国成家、以家持国”的价值理念,营造尊重婚姻、重视生育的社会氛围;需借助数智时代的技术红利,结合常态化倡扬与集中性倡导、参与式生殖健康支持,构建价值友好的文化空间、生活友好的日常空间、政策友好的制度空间和服务友好的社会空间。

1871年琉球漂民遇害事件发生,明治政府内部的“征韩派”以此为借口谋划了侵台行动,间谍活动率先展开。桦山资纪获悉琉球漂民遇害消息后积极奔走,提出间谍计划,在西乡隆盛与副岛种臣的支持下顺利通过。日本间谍先后分四批潜入台湾搜集情报,桦山资纪直接参与和指挥间谍详细调查“番”情,将情报传回东京。日谍情报为明治政府侵台发挥了作用,以桦山资纪为首的间谍也因谍报有功而获得晋升。清政府及台湾地方官员前期在防范日本间谍的问题上应对失当,侵台事件发生后及时调整策略,开山抚“番”,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日本的侵台行动。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中间谍活动的成功,暴露了明治维新后日本急于侵略扩张的野心,成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活动与扩张的先声。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健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亦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统一大市场,应具备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健全精准的监管体系,要素实现自由流动与市场资源实现高效配置。财税体制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制度根基,是统一大市场适应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保障。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仍面临政府间关系、税收制度设计、非税收入管理等财税体制层面的约束,而数字经济等各类新业态的蓬勃发展,进一步凸显现行财税制度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匹配差异。对此,应构建新型央地治理关系并完善横向财税分配机制;健全税收制度设计,创新税收征管模式;深化预算管理体制改革,加强非税收入管理;推进数据财税体系建设,构建数字化治理新范式。

]运动是人类作为生物体的具身性体验,也是观察社会的一个窗口,运动感知与技术几乎是人类的生存本能,但关于身体运动与社会联结的知识生产却往往被社会学领域所忽略。以本土作为方法、世界作为目的,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与标识性概念不仅是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动阐释,也是对中国运动社会学面向自身文明与世界接轨过程中所展现思想图景的激发。一方面,在出场形态上,本土思想体系中对身体运动社会性价值的探寻要远大于对生物性潜能的激发,身体运动的多元意涵被现代性语境所遮蔽;在曾经的效法西方现代化路径中,“赶超”作为一种社会心态而存在,体育被赋予无限的“意义感”,身体运动的经验性解释以及日常感知被忽略,运动行为的本土化建构在知识生产中沦为被言说的客体。另一方面,本土的身体以及身体运动思想在实现中西社会理论会通,建构运动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上具有独特的想象力。中国运动社会学应致力于实践主体性、文化主体性和文明主体性建设。从本土经验中提炼原创性问题,在中西互鉴下回应时代症结,以本土作为方法、世界作为目的,用中国之原理解决世界之问题。

]原创性、标识性概念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石。辨析“自主”概念创新与话语“依附”的历史困境对于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具有根本的前提性意义。实现从概念提炼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必须遵循其内在逻辑,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思想之魂,确保从概念到体系构建的彻底性与科学性;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动力之源,增强从概念到体系构建的解释力与贯通力;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文化之根,彰显从概念到体系构建的主体性与民族性;以传播规律为话语之翼,提升从概念到体系构建的传播力与影响力。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深耕经典文献与运用当代实践成果,做好原创性概念的提炼与知识的体系化建构工作;坚守学术主体性,激活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文化资源;秉持开放包容,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彰显自主知识体系承载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持续推进话语创新,打造既能讲清中国道理又能获得国际认同的融通中外的知识表述体系,最终实现主体性确立、原创性涌现、体系性完备、普遍性意义彰显的价值目标。这一从概念到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与创新进程,不仅是中国学术主体性确立的必由之路,更是贡献中国智慧的知识论基础。

]在技术迭代加速、产业边界消融与创新范式转换的时代背景下,构建系统、专业、高效的知识产权诉讼特别程序,已成为激励原始创新、保障技术转化与维护市场竞争优势的关键制度需求。传统民事诉讼程序在应对新技术、新业态所引发的知识产权纠纷时,显现出专业审理能力不足、证据规则滞后及救济时效性欠缺等制度局限。为此,构建契合知识产权特性的诉讼特别程序具有紧迫的必要性与坚实的现实基础。知识产权诉讼特别程序应建立“类型化分流、争点前置”的案件管理机制、构建以技术调查官为核心的多元协同事实查明体系、设计“有限披露与保密协同”的适应性证据规则以及完善兼具效能与比例原则的临时救济措施,推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从事后救济迈向兼顾创新激励与竞争秩序的制度治理,以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乡土小说在百余年发展中形成了鲜明的艺术与审美价值,新时代乡土小说在承继传统乡土文学的基础上,表现出新的美学特质。乡土社会在当下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迁,新时代乡土小说既记录了这种变迁,也通过独特的仪式叙事及其记忆建构增强了个体与集体、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未来之间的联系。新时代乡土小说通过仪式叙事承继了传统乡土小说的历史民俗书写,并深入剖析了乡土社会中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深刻关联。从仪式叙事及其记忆建构的角度对新时代乡土小说进行考察,能够进一步理解乡土社会在新时代的新质意义。

]地方政府行为对区域间经济关系的形成与演进具有重要影响。近年来,财政支出结构的偏异趋势凸显,基于2007—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财政支出结构偏异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效应是倒U型的。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目标导向下,中西部地区、南方地区和高偏异度地区可以保持相对较高的财政支出结构偏异程度。不确定性冲击使得地方政府更需要通过强化财政支出结构偏异以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全样本下生产性财政支出占比的最优阈值在34.35%左右,而南方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生产性财政支出占比的最优阈值分别在35.62%和35.19%左右。对此,应实施异质性的财政支出结构,创新政府资金投入管理模式,靶向特定领域提升生产性支出效率,规范地方政府竞争优化财政支出决策。

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对推动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当前,伴随国内外发展环境的深度调整,纵深推进区域协调发展面临一系列难题和挑战,主要包括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区域发展带来新冲击、城镇化进程放缓叠加人口总量下降形成新压力、破解多种特殊类型地区发展困境亟需新动力、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需要新思路。“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需高度重视现存挑战,以构建一体化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规范化的区域战略实施体系、专业化的区域政策体系和均衡化的城镇体系为原则和方向,以提高战略实施的有效性为重要抓手,不断推动区域战略联动融合、完善区域管理制度基础、增强区域政策专业性以及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

破产偏颇行为撤销制度是基于债务人破产的前提而对其所有权自由的限制。虽然破产偏颇行为非因破产法上的原因,没有任何其他的效力瑕疵,但仅是因为债务人破产的发生其就具有了可责性。偏颇行为撤销制度是民法基本原则之平等原则在破产法上的投射,该制度从理论上兼具功能层面、利益层面和价值层面的三重正当性。而在规范构造上,偏颇行为撤销权人行使的是破产法上所特有的撤销权,该撤销权不应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有优待相对人之认识,同时,应当设置易于举证的状态要件、长度合理的时间要件,并且采用列举加兜底方式设定行为要件。

]经济发展是在社会总供需动态平衡上“增量提质”的过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动态平衡。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社会总供需平衡是一种被动的、静态的和事后的平衡。本文回归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原理,深入挖掘马克思提出的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剖析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在协调“两种时间”的实践局限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促成“两种时间”实现“握手”,社会总供需可以实现动态平衡。内在机制包括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微观上,公有制经济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协同配合;宏观上,高效完善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统筹赋能。在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为“两种时间”的握手提供畅通渠道、空间路径、市场条件和终端保障,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之义。

朱迪亚·珀尔提出的“因果之梯”理论为推断因果关系提供了形式化、层级化的分析框架,但其植根于形式逻辑与统计模型的方法底色,使其在解释复杂的历史事件时仍面临适用困境。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为例,唯物史观叙事中的社会历史结构不能被解读为“观察”所能把握的关联网络;历史主体的能动性是嵌入具体社会关系并在结构性约束中展开的实践活动,无法被“干预操作”简化为单一的历史因素;而基于矛盾运动对历史趋势的科学预见,亦不同于“反事实”层对虚拟情境的逻辑推演。唯物史观叙事通过辩证的、历史的和科学的分析,既揭示了形式化因果模型在历史领域的局限性,也在历史哲学层面彰显了其理论科学性与当代解释力。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确立为“十五五”时期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对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提出更高要求。我国国家安全法治建设以人民安全为核心价值,这不仅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安全基本规律的深刻认识,体现了党执政为民理念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要求,而且彰显出中国国家安全法治目标的价值排序。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是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核心价值的重要制度载体,它内含集体安全与个体安全相统一的制度理念,构建起依托国家权力保障人民安全的制度框架,并通过以国家机关依法履职为中心的运行机制,为维护人民利益提供了制度支撑。新时期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必须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通过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环节切实保障人民的利益与权利。

作为大生产运动中的一面旗帜,南泥湾因八路军三五九旅极富传奇色彩的屯垦故事而闻名于世,此地之所以被冠以“陕北好江南”的美誉,与水稻的成功引种密不可分。抗战时期,水稻由部队中的南方籍官兵最先种植,在数年内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奠定了南泥湾的稻作传统,并赋予水稻革命传统象征意义;集体化时期,在革命传统精神的影响下,加之农业战略推进、制度保障的完善和劳动力、资金、技术的投入改进,南泥湾稻作传统在赓续中有所发展;改革开放后,南泥湾稻作顺应市场经济规律不断调整,价值体系和传播空间日益拓展,为地方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注入动力。历史上南泥湾的稻作虽屡有起落兴衰,但其传统从未中断,基于南泥湾稻作史的长程梳理与分析表明,革命传统的形成和延续有其生态环境基础、政治组织保障和历史文化基因,尤其离不开广大基层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持续追求与向往,只要这些因素不变,革命传统便不会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