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起到了重要历史关头一锤定音的作用,堪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是向全党、全社会发出的又一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南方谈话”的要义在于,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精辟论述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解答改革开放中的诸多难题、提出抓住时机加快经济发展的“台阶论”、精辟论述坚持党的领导以及加强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对经济特区和东部沿海地区寄予厚望。党的历任领导人高度肯定“南方谈话”的历史地位,指出“南方谈话”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新认知、打开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局面、开创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理论。“南方谈话”对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启示在于：社会主义具有蓬勃的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党的领导、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孟子以“好辩”著称于世,其“辩”包括游说诸侯的政治性辩对,以及与其他思想学派围绕仁义的学理性辩论。孟子对诸侯的游说辩对事业,最能表现其对现实情势考量的话语实践,可从法语与巽言来看。法语的论说特点是当面直陈对方的过错,是非标准分明,目的在于使论说对象思过改错。巽言的论说特点则是使人听之欣悦,启发对方的良知,从而劝喻诸侯推行仁政。二者的内核都是孟子积极致力于以王道仁政为核心的儒学政治思想的理论建设。就学理性辩论而言,孟子与他人的论辩“驳”的成分要远大于“立”。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其与告子之间围绕“仁义内外”及“人性之善恶”展开的一系列论辩。这种对抗性论辩的作用主要是澄清儒家义理的思想边界。而孟子真正安顿儒家义理之学的根基,当属其以四端之心为其性善说奠基性的论证。总之,孟子在思想上的创造性,与“辩”所造就的思辨理性有莫大的关联。正是对“辩”的自觉,使孟子不仅发孔子所未发,为儒家理论事业奠定规模,也以其论说实践为如何言说思辨性学问树立了一种典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体制改革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随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已经形成内容丰富、脉络清晰、结构完整的理论体系,深刻回答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性、目标、原则、路径和方法等一系列问题。其核心要义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持续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坚持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经验和规律的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理论在新时代的创新和发展,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改革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苏轼不仅是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巨擘,也堪称宋代儒学复兴运动的主将。作为苏氏蜀学的集大成者,苏轼以儒为本,兼采佛道,构建了融会三教、兼容并蓄的学术体系。他对佛禅的态度,经历了“游禅”“近禅”“逃禅”“融禅”的心路历程。苏轼对佛禅亦信亦不信,非信非不信,信的是佛禅中与儒家相合的义理,而与儒家不相合的义理则不信;他在思维方式、思想资源上汲取佛禅的有益因素,并不在吃斋念佛、布施放生等仪式上纠缠其事;苏轼在人生困顿之时常有“人生如梦”的空幻感,不免走进虚无缥缈的空幻世界,但当走出困境之时,他又回归儒家大道。苏轼学佛禅的目的,首先是借佛禅消解人生逆境与困惑,其次是汲取佛禅元素丰富和发展儒学思想。

基于对中国数字游民的质性研究,本文从“流动基础设施”视角出发探讨基础设施力量和环境如何形塑游民个体的工作与生活实践及流动体验。研究发现,“制度性”“实体与技术性”及“社交性”基础设施能够生成并推动数字游民的职业发展、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同时,这些基础设施的“故障”“中断”和“失效”会对其工作与生活及整体流动进程产生阻碍与破坏。此外,研究阐明,数字游民个体在面临基础设施所带来的困境时能够展演能动性,并寻求、整合和调配基础设施资源,积累相应能力和资本,以维系或中止其数字游牧的生活方式。由此,本文将“流动基础设施”这一视角引入中国语境下数字游民等议题,进一步拓展其作为分析框架的深度和广度,并在实证层面促进对中国青年流动和生活方式变化等研究主题的关注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充分继承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和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科技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的历史经验基础上,围绕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全球人才高地等内容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科技观。习近平科技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当代科技发展的最新规律性认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科技事业发展变革的百余年历程和伟大成就的经验规律上达到了新高度;二是在新征程上就科技创新如何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准确把握和战略擘画上开辟了新境界。深刻领悟习近平科技观,对新征程上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形成进路、基本向度和时代价值三个视角,重点分析习近平科技观的演进逻辑和丰富内涵,旨在从整体上加强习近平科技观的学理化阐发与系统性研究,为人们更好把握其理论特质和实践要求提供支撑。

廖仲恺遇刺案发生后,国民党中央决定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织“特别委员会”处理紧急情况。案情比较迅速地趋向清晰,但却以许崇智下台,被迫“赴沪养疴”而告一段落。“廖案”甫一发生,蒋介石即指英国所为,这是因为孙中山晚年革命矛头逐步指向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帝国主义,“关余”斗争中双方矛盾激化,从而使蒋介石等人形成了凡遇坏事必疑英国的惯习,“商团事件”和“沙基惨案”等更强化了这种认知,蒋介石甚至准备对英备战。处理“廖案”时,鲍罗廷和共产国际认定陈炯明及其背后支持者英国对革命形成了致命威胁,但许崇智却不行动,甚至想取而代之,包庇深深卷入“廖案”的部下梁鸿楷等人。鲍罗廷等利用许崇智与胡汉民的个人恩怨先除掉梁鸿楷等人,进而以许崇智把持财政为由,由蒋介石率领黄埔学生军和第一军采取军事手段,解决了许部。鲍罗廷等以为解决许崇智,蒋介石等“左派”上台,国民革命即可顺利推进,殊不知,革命的致命威胁已经培育出来,蒋氏势力已经崛起。

乡村旅游目的地作为特殊的地域空间,关涉利益主体多元,其生态环境维护与治理对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经济社会变迁、乡村旅游提质升级和人民大众发展需求变化,传统乡村生态治理模式难以适应现代乡村旅游经济发展。新时代乡村旅游目的地生态环境治理需要在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中寻求动态平衡,从价值理念、制度设计、管理与协作机制等维度优化发展路径,构建乡村旅游目的地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格局,协力提升乡村旅游目的地生态环境质量,共同回应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近几年,中国人口出生率屡创新低,如何提高生育意愿成为解决人口问题的关键。欲寻低生育意愿的根源应深入到文化层面,中国多样的地域文化为研究“文化与生育”提供了理想场景。研究利用方言测度地域文化,发现地域文化与个体生育意愿相关。进一步研究显示,地域文化通过社会观念、社会压力和社会支持三个机制影响生育意愿,且不同方言区的地域文化影响各异,方言“强势”、人口流入多、宗族文化强的地区,地域文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更显著。此研究为学界提供了新视角。解读影响中国生育意愿的非制度因素,为完善生育政策提供数据支持,也为国际学界研究生育领域的文化效应提供了来自非移民国家的新的经验证据。

网络平台逐渐成为版权作品传播中心,大量用户上传作品在平台传播,版权相关方利益也会被此类作品侵蚀,要求网络平台维护著作权人群体权益就成为必然选择。平台是提供搜索匹配服务的信息中介,算法信息匹配效率是平台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因此,观察算法如何对待平台用户上传作品可以了解平台版权保护倾向。以电影作品为关键词,在短视频平台进行搜索,分析搜索结果中用户上传作品的搜索结果排序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为实现利益最大化,网络平台确实存在选择性版权保护行为。平台会将存有侵权可能性的影视二次创作作品推荐给用户;但当平台依赖该影视作品获取直接经济利益时,则会以降低搜索权重方式隐藏二次创作作品,以使平台的版权作品优先被选择和消费。对此,平台自身应提高盗版内容过滤清除能力,同时,平台的版权算法相关责任也亟待明确。

在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国家,内资企业拓展投资布局时面临国内异地投资还是对外直接投资的选择。本文从外商直接投资视角探讨开放经济对内资企业跨区域投资选择的影响,以及国内市场和要素条件在其中的作用。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商务部公布的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和企查查提供的企业相关信息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促使企业偏向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成本上升效应、溢出效应和跟随效应实现。受制于要素流动障碍和禀赋差异,在外商直接投资作用下,市场分割程度相对较低和要素禀赋相对有限地区的内资企业更为倾向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结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理论参考,对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具有现实意义。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责任投资逐渐被投资者和资产管理行业所重视,企业ESG（环境、社会和治理）责任履行与股票市场稳定之间的关系受到广泛关注。采用2012—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耐心资本视角探讨了企业ESG责任履行对股票市场稳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ESG责任履行可显著降低股价崩盘风险,从而增强股票市场稳定。机制识别发现,ESG责任履行能够产生信息效应、长期机构投资者治理效应和绿色投资者关注效应,进而发挥耐心资本稳定股票市场的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ESG责任履行的股票市场稳定效应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秦岭淮河以北（空气质量较差的）地区和高污染行业的企业样本。以上结论丰富了ESG责任履行缓解股价崩盘风险的实现机制,为推动企业履行ESG责任与稳定股票市场提供了理论参考。

“中国奇迹”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根本的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邓小平理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的奠基作用,集中体现在八个方面：一、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制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二、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题,概括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三、突出强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领导我们党有步骤地展开各方面体制改革,勇敢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四、大胆突破社会主义传统观念束缚,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为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铺平了道路;五、全力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六、创造性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指导实现香港、澳门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推动海峡两岸关系打开新局面;七、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推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八、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必须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使党充满新的生机活力。

分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聚焦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需要从文化竞合视角把握世界文化图景。文化竞合作为一种新的世界意识和方法论,是对人类文明进程和文化动力的深刻把握,以全球化与现代化作为前行坐标;文化竞合的内在规律体现在“两极互联”与“辩证转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城市,都可以依托全球性的普遍联系而获益;文化竞合的基本形态,在“四力”象限中展开,即导向力、传承力、创新力和传播力;在文化竞合-中国力量-世界图景的历史大格局中,中国以文化竞合显示自信自强的力量,以胸怀天下推动文明互鉴与共存,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世界文化图景。

质性资料分析是发挥社会学想象力的一个重要环节。如何做好这个环节,尚缺乏足够的方法论讨论。莫莱蒂所说的“远读”可以给人以启发。但他所说的远读促使研究者朝量化远读方向发展,脱离了传统质性资料分析的范围,而传统的质性资料分析方法同样也可以采纳远读策略,但不是量化远读,而是质性远读。与量化远读不同,质性远读既不需要把资料文本变成海量文本或“大数据”,也不需要人为地减少分析指标,而是借助抽象来拉开与资料文本的心理距离,从而以更为整体的视野来“俯视”资料。虽然质性远读和传统质性研究方法都强调思维抽象和理论概括的作用,但二者在最高层次的思维抽象和理论概括策略上存在时间性和功能性区别。质性远读的策略主要有三种：及早提高解释的抽象层次、及早采纳理论溯因推理和借助备忘录撰写。

《穆斯林的葬礼》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创作特征的小说。它获有茅盾文学奖的社会声誉，同时经受着文学史书写的怠慢和文学经典化的美学考验。它书写了曲折的爱情悲剧及其复杂的人性世界，彰显出丰富的历史意识及其传统文化内涵，展示了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典型性、史诗性和审美性追求，带有20世纪8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装置特征。与此同时，它在故事设计、细节刻画以及诗意表达上也存在刻板、重复和拖沓现象，这也敞露出特定时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局限和问题。

产业链绿色低碳转型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要求,符合高质量发展与产业链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是我国抢抓全球低碳经济发展新机遇,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分析产业链绿色低碳的战略逻辑、创新逻辑、竞争逻辑和安全逻辑,阐释了产业链绿色低碳的科学内涵与转型成效。针对产业链绿色低碳转型面临的技术、市场、人才和制度等方面挑战,立足“双碳”目标要求,提出了加强技术创新与应用支持、优化市场机制与激励措施、提升人才培养与社会意识、完善政策支持与制度建设以及锚定绿色产业体系等举措,推动我国产业链绿色低碳转型。

中华革命党时期,救济生活困难的海内外党员是孙中山难以轻视的经费支出。这既缘于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政府严厉打击革命党的客观环境,也体现了作为革命党魁的孙中山挽救几近涣散的党组织的个人魄力。但因流亡时期党内经济左支右绌,救济党员的费用时常与起义经费混为一谈,继而产生起义经费被极大压缩的“反噬”现象。1915年5月,孙中山宣告停止救济、遣散在日党员,设法“倾注才力财力”于一途,这一决定引发了党内对遣散问题的激烈争论,甚至转向入党誓约与党章的合理性、干部人才臧否以及应否联络海外各处革命同志等诸多问题的讨论。救济党员问题的背后,折射出中华革命党内部在经费运用及组织认同等层面存在严重分歧。

专业关系是社会工作学科的基础议题,但其在学科发展历程中的话语变迁还缺少充分关照。梳理专业关系的话语变迁发现,在由“专业”与“友爱”两种属性构成的关系光谱之中,专业关系研究经历了“确立友爱—遮蔽友爱—重现友爱”的过程。在社会工作先驱那里,助人者与受助者之间构成友爱关系。但经由比斯泰克的阐述,加之受到专业化和市场化的影响,这种关系的友爱属性在20世纪70至90年代逐渐被遮蔽。正是在这一时期,界限话语开始兴起,并成为专业关系的主导性话语。直到90年代末“关系为本”的社会工作出现,以及社会工作实践场景的转换,友爱才得以重新显现在专业关系的光谱中,而界域也开始成为界限的竞争性话语。梳理专业关系的话语嬗变有助于引导我们对本土专业关系和相关伦理议题的反思。

随着新文化地理学研究视角的不断丰富,现象学也为我们解读日常风景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提供新思路。现象学理论指导下的风景研究强调人的主体性活动,提出人类对所栖居的自然环境的理解和改造首先来源于日常与具身性的生活经验、感知和情感,人类与自然风景之间呈现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动态关系。现象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理念引导文化风景研究聚焦情感、身体、实践、操演及日常生活等话题,大大拓展了新文化地理学的开放性、实践性和整体性。

大历史观就是将历史置于纵深历史长河和广阔历史空间进行评价的方法,邓小平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大历史观的概念,但其评价历史的方法中蕴含着大历史观的精髓。邓小平大历史观的生成,有其历史基础、哲学基础、时代条件和主体条件。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改革开放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评价,诠释了基于大历史观评价历史的方法。邓小平的大历史观是历史自觉与历史主动、民族立场与世界情怀、历史与现在未来的有机统一,蕴含历史评价的辩证法。基于大历史观,邓小平确立了评价历史的正确方法,得出了系列重要结论,并促进了历史自信的生成。

全球价值链中的不对称结构性权力深刻影响各国价值创造、价值获取及经济安全。本文融合全球价值链网络与结构性权力理论,从生产、知识、安全三个维度,剖析全球价值链结构性权力的来源及其建构路径。全球价值链结构性权力重构是各“能动者”对生产、知识、安全权力的争夺,本质是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调整。全球价值链主导国通过生产再组织、知识断链、构建盟友供应链等方式,加剧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碎片化”、区域价值链竞争和国家间贸易摩擦。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需顺应全球价值链结构性权力重构的大势,从生产、知识、安全维度寻求突破,构建“以我为主”的区域价值链,增强规则、技术等知识供给,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培育全球价值链的国际竞争新优势。

在具有孝道传统的中国社会,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疾病谱系的转变,怎样为临终老人花钱、医治与尽孝成为中国家庭面临的重大挑战,而如何恰当地处理金钱与孝道之间的关系更是愈发微妙且棘手。基于对N市19个家庭的访谈与观察,发现在这场关于父母临终医疗的道德经济“试炼”中,孝道和亲情看似是各个家庭所共享的文化想象与情感寄托,但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又会展开差异化的医疗方案与尽孝策略,由此呈现出“过度医疗”“适度医疗”“放弃治疗”等不同的老年临终安排。本文意在从新经济社会学视阈深化和推进我国老年临终医疗的研究,力图展现其中金钱与孝道之间既紧张又融合的共存互构关系。工具性的医疗开支不可避免地受到孝道文化的标记与改造,而神圣无价的孝道伦理与父母生命实际上又与经济考量紧密联系在一起。

良知学的成立可以归到王阳明的龙场之悟,龙场之悟的内容是新的格致学,也是对朱子学的格致学的反动。王阳明的“良知”是主体化的本体,可谓“乾知”,它统摄了主体的情、意、知的功能。良知的作用是无知之知,它与所感者不是主客对列的关系。良知的感应为物,其物不是认知心所对之物,而是无物之物。王阳明的格致是良知直感直应的顿教事件,“心”与“物”都不是经验性的概念,而是超越界的概念,但却又作用于现实世界。朱子的格致论也预设了“心”与“物”都有超越面,它在学者“豁然贯通”的功夫论终点呈现。但在工夫历程中,心知与物理有辩证的关系。学者要先了解现实事物的认知之理,其心中蕴藏的理才可彰显。心中明朗一分后,对物之理可以有更广与更深的理解,如此反复。朱子的格致论强调现实世界的道德判断都要建立在分殊性的、间接性的背景知识上面,最终才可达到心物同时升入先天境界。王阳明与朱子的格致论其实不一定矛盾,但王阳明因强调良知的承体起用,所以彰显了物的先天义,但对物的知识义却无法证成。本文举王阳明用以形容良知妙用之场的书法与军事为例,指出良知的当下判断其实仍建立在广阔的支援性意识的间接性知识上面,良知教是顿教与渐教的统一。

环境信息公开对于完善中国环境治理体系至关重要,但其能否进一步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尚不明晰。本文采用面板Tobit模型实证考察了环境信息公开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结果显示：环境信息公开程度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由环境绩效（即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所表征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得到了验证;环境信息公开主要通过推动技术创新和调整产业结构这两种作用渠道改善城市环境绩效;环境信息公开对城市环境绩效的改善作用在东部地区、非资源型、高制造业密集度及低环境规制城市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决策参考。

从经济层面而言,回归以来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实践探索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17年以来进入以粤港澳大湾区区域规划引导的融合发展新阶段。澳门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有着深刻的战略意涵和内在逻辑,是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增强经济发展动能的有效路径,借助顶层设计可以有针对性地带动特区政府经济治理机制相应调整。澳门通过主动对接上位规划、构建战略规划的宏观引导功能、建立配套产业政策体系、完善政府管理架构和协调机制等方式,探索“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更好结合的新模式。立足澳门在国家、区域中的定位和使命,关注并处理好融入式发展与“同化”、融入国家与发挥国际化优势、深化融入与创新发展、“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等关系,不仅有助于澳门的长远发展,也将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大湾区“引领地”功能与澳门样板。

从学理基础看,英美刑法法律错误之争的本质系法哲学立场之争。法实证主义认为,公民具有知晓法律的义务,否认法律错误的抗辩能够激励公民学习法律以实现遵守法律的目的;法律道德主义认为,公民只能以遵守道德来遵守法律,因此（意图）遵守道德者的法律错误应免责。从实践运行看,“不知法不免责”受到严重冲击。立法承认法律错误否定犯意或成立抗辩,而法院则通过解释犯意来处理法律错误;法律错误免责的合理标准与真实标准体现了两大学派的价值博弈。从价值评鉴上看,法律道德主义主观论更能回应对刑罚正当性问题的关切,其以“知错犯错”作为谴责依据与我国《刑法》第14条相符合;而英美刑法中搁置“事实”与“法律”的区分也是我国刑法体系运行值得借鉴与坚持的技术选择。

能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新能源既是能源转型的重要落脚点,又是新质生产力推动下的新业态。在新的实践要求下,中国新能源产业亟待摆脱传统增长方式和发展路径。故此,围绕新质生产力特征,分析新能源产业所面临的新挑战、探讨如何推动其发展尤为重要。首先,本文介绍了在新质生产力理念下,新能源产业已呈现出的“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其次,探讨了新能源产业后续发展中,进一步强化上述三方面特征可能面临的相关挑战。最后,基于上述挑战为新能源产业发展提出了针对性建议,旨在助力筑牢新能源产业“绿色”底色的同时具有更鲜明的新质生产力特征。

“中国理论”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重要概念的提出,是历史反复证明理论具有多重重要性与新时代尤为需要理论指导和支撑,即历史之鉴与时代之需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理论”是立足于新时代中国实践,对中国经验、中国成就进行理论升华,通过中国话语来有力表达中国立场、中国主张,凝聚和彰显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为世界奉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理论。构建和发展“中国理论”,筑牢和发挥文化主体性是其根本要求和根本途径。具体而言,就是要更为自觉地推进“两个结合”,更为自觉地坚持实践取向、坚持群众路线、坚持问题导向,更为自觉地坚持守正出新,更为自觉地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构建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而又科学严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形成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

本文采用时变参数模型,从省级层面对我国财政政策周期性进行动态测度,结果显示,随着经济快速持续发展,我国财政政策周期出现了“跨周期”转变,多数省份呈现财政政策顺周期扩张和逆周期向非周期乃至顺周期转变,这些变化引致全国财政政策跨周期转变,呈现了积极财政政策的一致性和持续性。研究结果对于优化各省财政政策调控,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抵御未来财政风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林家有先生是国内孙中山研究的老一辈学者中的杰出代表。自20世纪70年代末走上孙中山研究道路开始,他锐意进取,常研常新,在孙中山研究走向繁荣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学术中坚作用。在研究的过程中,林先生以高度的学术自觉,较早对革命史范式进行突破,致力于系统性阐发孙中山的建设思想。晚年主编的《孙中山评传》,则是他奉献给学界的集大成之作。在学术交流等领域,林先生同样身体力行,成就斐然。林家有先生在孙中山研究领域的学术探索,是改革开放时期崛起的第一代学者的奋斗缩影。

哲学译介在清末西学输入大潮中蔚为壮观，中文世界译介西方哲学书籍至少有99种，其中哲学概论性著作10种，逻辑学18种，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超此前同类译作。当时哲学界几乎所有领域，包括哲学概论性著作、逻辑学著作被成批介绍进来，古希腊哲学、西方近代哲学，以及从古希腊到近代重要哲学家学说，无一不被介绍。蔡元培、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众多时代精英投身其中。逻辑学尤受重视，被视为实现社会理想、实业振兴、科学昌盛、国家富强的根本。清末哲学之所以备受重视，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哲学译介、哲学建设被人们视为民族振兴的关键所在。这与五四时期揭橥的科学大旗一脉相承，都是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表现。

1908年11月16日,日本外务省经驻华公使馆向上海总领事馆等22个使领馆下达了一份机密训令,核心内容是要求各领事馆调查辖区内在华布教日人及布教状态,具体包括布教者的年龄、宗派、布教方法、布教经费、信徒数量、地方官民的人缘等内容。这次调查,是晚清中日布教权交涉陷入停滞之际,外务省了解布教实态、决定今后外交政策的重要举措。通过这次调查,日本在华领事们加强了对华传教上的共识,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日本对外传教以及外务省的相关决策。这次调查也再次证明了近代中日布教权交涉中日本宗教的侵略本质。

“宠辱若惊”章是人们讨论《老子》的焦点之一。郭店本“宠辱若”的“”字,应释为“䁝”,读作“撄”,而不应读作“荣”,其义为扰动、惊扰。对于此句,本文联系其他简帛本,从文字、句法、词源、文义四个方面作了分析和论证。“何谓宠辱”以下数句是为了说明老子对世俗宠辱所采取的态度。世人贵宠而厌辱,而老子则等同视之,甚至以宠为下。“宠辱若惊”与“贵大患若身”是两个贯通、递进的命题,人“贵大患”便是由惧辱而来的对生命本真的撄扰。“无身”与“贵身”本质上并无区别,只是其理解“身”的角度不同,“无身”是实现“贵身”的手段与工夫。“无身”的“身”,专指不合于道之“身”,这是《老子》的特殊用法。“无身”并不是对个体生命之“身”的消解,而是对受到外在宠辱的撄扰、不合于道之“身”的否定。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政治发生巨大变动的时代。社会主义思潮的广泛传播与国民革命运动的兴起,极大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版图。在此背景下,梁启超与戴季陶虽属不同的政治阵营,但思想上有着一定的共性,即都认为源自近代西方的社会主义学说需要用中国传统来进行一番诠释,革命活动的正当性也需建立在符合中国传统的标准之上。在他们那里,中国传统,特别是儒家学说成为回应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工具。儒家学说既能用来描述社会主义的基本旨趣,又能重新展望实现社会主义及其相关政治理想的路径。将他们二位放在一起讨论,研究他们二人在当时如何基于一定的时代感来重新诠释中国传统,挖掘二人思想当中的共性,可以比较完整地呈现国民革命运动前后运用中国传统来回应社会主义思潮的基本态势。进一步而言,还可将二人的相关言说总结为一种思想类型,分析其对之后中国学术思想与政治文化的影响。

引进海外科技创新人才是实现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22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研究了“海外科技创新人才引进政策”对我国产业升级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实施“海外科技创新人才引进政策”对我国产业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该结论在满足模型有效性前提下,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2）“海外科技创新人才引进政策”对我国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科技人才集聚效应、人力资本高级化效应以及创新创业效应实现;（3）“海外科技创新人才引进政策”对我国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因激励手段、城市类型和市场化程度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该促进作用在“供给型政策”与“环境型政策”激励程度更大、“生产型城市”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表现的更大且更显著。

鬼神观念在商周之际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该转变奠定了中国人的社会心态基础。殷人认为鬼神是一种有意识且能降祸福的存在,殷商社会中弥散着恐怖、祈福的氛围。经过孔子等儒家思想家的改造,鬼神成为人对生死本质、魂魄关系的一种认识,鬼神观中神秘、功利的成分被剔除殆尽,而人伦情谊则更为根本。周孔之后的鬼神观反映出中国人的社会心态基础,即亲子之间的生死相依、传续不绝形成了中国人不朽观念的重要来源,家内伦理也为社会关系的不断感通、外推提供了根基与源泉。这种社会心态使中国人从根本上与他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死者永存于生者心中,历史能够在生者的精神中重现。这也构成了中国人最基本的人生态度,即本乎心性的情感人伦、显亲扬名的德业精神是解除天年之限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