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双重差分法是历史最悠久、应用最广泛的方法之一。最近几年,双重差分法的计量理论取得了许多突破性进展,因此,综述双重差分法的最新理论成果,并总结经验研究的新趋势十分必要。研究显示,传统双向固定效应估计量是所有2×2 DID估计量的加权平均值,而异质性处理效应可能会导致单一的双向固定效应估计量有偏,学者们提出了许多异质性处理效应诊断方法和稳健估计量,这些稳健估计量在精度和方差上各有优劣;DID的平行趋势假设不可检验,学者们也提出了一些放松平行趋势假设的敏感性检验方法;不可观测混淆因子是经济学者最关注的内容,时间趋势法、趋势外推法和工具变量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混淆因子偏误。

从理想层面看,毛泽东等先进知识分子向往世界主义;在现实政治表达中,他们的世界主义言说又透露出强烈的民族意识。世界主义的追求与民族命运的关怀在他们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得以和谐共存：从资本主义侵略的国际性出发,对内进行社会革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及其代言人封建军阀,改造中国;对外联合其他被压迫民族推进世界革命,改造世界。

在能源低碳转型背景下,可再生能源将得到大规模发展,但其波动性、间歇性和难以预测性的特征会加大电力系统实现实时平衡的难度。储能技术能有效地降低可再生能源发电接入电网时造成的波动,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可靠性,从而实现大规模可再生能源稳定接入电网。因此,储能产业已经成为能源低碳转型中不可或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然而,目前我国储能产业在储能配比、标准体系、应用成本、市场机制、产业政策等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和挑战。建议通过增加独立储能配置、建立完善的储能系统标准体系、突破技术创新壁垒、明确储能市场主体地位、设计合理的补贴机制等措施推动我国储能产业快速发展。

商超作为人类消费活动不可或缺的空间载体,直观折射出不同世代社会中各生活性要素的真实境况。新中国成立至今,城市商超内部业态不断进化之时,也一并持续丰富我国居民消费体验。研究基于虚拟民族志方法对H市12位青年调查发现,近年实体商超虽面临着“赛博冲击”下的主客观生存困局,但其通过全新包装弥散出集人间烟火、美学萦绕、即刻拥有、情境交汇等属性于一体的“类情绪安全阀”功能,正在年轻群体中造就一种“魅力俘获”。抓此契机为促成更多青年消费者复归线下,现代商超可沿循数字迎合、格调迎合、休闲迎合和价格迎合等路径安排“自救式转型”,以期重拾消费优势,助力实体经济振兴。

对上海居民非正式访谈和参与观察所获经验材料表明,大多数上海人在处理餐桌剩饭剩菜方面十分节俭,餐后打包普遍,并尽量减少食物垃圾。一些消费者之所以延续积习已久的节俭习惯,主要源于食物短缺甚至饥馑的个人经历或集体记忆,源于对有限资源的精打细算,其客观效果有益于环境可持续性;新的节俭和分享实践则折射出对他人和更广大社会的关心,对环境污染的担忧,保育生态环境的努力。社会经济地位与关注个人如何更有效利用有限的资源、节省财物,国际生活经历、文化资本与避免个人行为的负外部性、重视环境的可持续性,显示可以鉴别得出的联结。餐桌剩余食物再利用的这些日常生活实践有助于环境可持续,但永续发展的愿景仍面临诸多挑战。

1808年英军侵占澳门事件中,两广总督吴熊光认为对手异常猖獗并且拥有船大炮利的优势,如若开战清军无法取胜,只能通过暂停“贸易”这一惯常手段迫使对手妥协,然后迅速恢复对英贸易,以免激发更大的海防危机。吴熊光的现实主义策略虽一时奏效,但被深居紫禁城的嘉庆皇帝视为太过软弱、有失“国体”,因而被革职治罪、遣戍伊犁,由此开创了清朝历史上封疆大吏因为“夷务”处置不当而获罪的先例。“吴熊光之困”反映了鸦片战争前清朝统治集团在愈益明显的西方扩张势头和军事优势面前的无奈,预示着二三十年之后卢坤和林则徐等人的类似遭遇和更大危局即将到来。

组织认同和组织承诺作为组织行为学领域中的经典概念被普遍认为会对组织的各个方面带来重要影响。混合组织的典型特征让组织成员可能产生多重组织认同,这一变量相较单一组织认同可能存在不同特质,并且与组织承诺之间的关系也有所不同。现有研究存在着主要以单一组织认同为框架、以西方语境为基础展开的局限。通过对中国语境下混合组织中的多重组织认同和组织承诺的定性实证研究发现：动态可转换性、由“价值实现”所决定、通过主次方式共存是多重组织认同的三点特质;多重组织认同通过代偿机制影响情感承诺,并且可能显著降低持续承诺,但对规范承诺没有直接影响。强调组织成员对多重组织认同主观性选择的“比较选择”理论,解释了多重组织认同如何形成及共存的问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国际法思想和意识,聚焦国际法主体和人类的终极问题,反映了国际法主体和人类的共同期望和诉求,体现了国际法主体和人类的共同利益,是重要的国际法理念,成为国际法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当代性中蕴涵着极为久远而深厚的历史维度,是人类社会东方大同思想和西方共同体传统思想在当代的一种延伸、拓展和新的突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国际法提供了正当性分析依据,对其创新与发展起到积极的引领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历史主动”主要被用于概括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先进性和革命性,直至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才被正式用于描述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品格。这一转变背后,存在三个基本理据：在理论渊源上,马克思主义经典学说关于主体改造世界的“能动性”、驱动社会发展的“人民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引领性”、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创造性”论述,构成中国共产党精神品格形成的哲学基础;在历史生成上,外在危机的心理内化、理论自觉的精神升华、实践经验的价值凝炼、精神标识的符号建构,成为催生和强化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的核心要件;在行为特征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实践过程中表现出的顺应大势的大局观念、引领时代的担当精神、识变应变的战略思维、自我革命的斗争意识,分别在认知（知）、责任（情）、战略（理）、意志（意）四个维度彰显了历史主动精神。历史主动精神的形成与强化,贯穿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斗争和发展的百年历程,蕴含着中国各项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精神密码。

资本市场在引导金融资源配置,支持实体经济绿色低碳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沪深港通”启动的准自然实验场景的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显著提升了上市公司的绿色创新水平,且在缓解内生性问题以及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保持一致。进一步研究发现,“沪深港通”通过缓解试点公司融资约束、改善投资者结构和提升企业环保压力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沪深港通”对绿色创新的驱动作用在区分“沪港通”与“深港通”、产权属性、污染程度以及环境规制强度后呈现异质性效果。研究提供了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在优化A股市场投资者结构、引导资金资源流向企业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经验证据,也为当前构建多体系绿色金融工具推动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视角与思路。

如何认知和构建自我是个体化时代所有人都要面对的课题。本文运用民族志研究法,从自我建构视角对广东省Y村入乡青年价值观转变和表达型自我的建构过程进行分析。不同于以往将财富积累与年龄成熟视为走向表达型自我的条件,研究发现,逐渐成熟的乡村士绅化社区为青年提供了多样化支持,使其表达型自我的倾向得以生发。然而,以中产家庭为主体的社区内部仍旧存在张力,青年也难以完全逃离主流叙事中的功利性期待,他们表达型自我的建构始终处于多重力量的博弈之中。本文扩展了表达型自我的相关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上丰富了对当代青年多元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理解,也能为洞察“城-乡”流动和乡村变迁提供新案例和新视角。

智能媒体的意识形态功能在技术、媒介、资本三重逻辑的整体性构建中得以生成。其“嵌入-初构-适配”的技术逻辑标示了智能媒体意识形态功能生成的起点,信息智联、精准描摹、具身传播的媒介逻辑形构了智能媒体链接主体的日常生活、心理需求及身体官能系统的微观意识形态功能图式,市场经济框架下资本逻辑的过度介入则赋予智能媒体为拜物教意识形态辩护的现实效能。对智能媒体意识形态功能生成逻辑进行批判分析,是智能媒体的理性发展诉求,更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与媒介融合的创新发展自觉。

雍正二年（1724）上谕,严禁外官蓄养戏班,对官员看戏行为予以限禁。通过雍正朝朱批奏折,可还原清廷对广西按察使白洵等多名官员查处的始末和历史语境。“外官蓄伶”禁令阻断了晚明以来士大夫蓄伶的传统,致使官员看戏的场所由私人堂会转移到戏园和会馆,引发清代剧坛的深层次变革。禁饬外官蓄伶的谕旨作为雍正在位十三年间最核心的一条禁戏令,在话语立场、吏治风貌和央地互动关系上呈现出独特的历史面相,对认识清代戏剧史具有独特的意义。

20世纪70年代,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推动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应运而生。20世纪80年代,文化地理学从伯克利学派为代表的旧文化地理学发展到以伯明翰学派为领军的新文化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风景,由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与新文化地理学的相互作用,在理论内涵和研究主题上取得新突破。西方马克思主义风景观是众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地理学家思想精华的体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既关注风景的历史、地理发展史,又与西方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紧密相连,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运作、空间生产、权力和社会公平等政治议题的表征和具象化。

在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因果效应的识别依赖于不同的识别假设,而识别假设在本质上是不可验证的。因此,讨论因果效应的估计对于识别假设的可能违背是否敏感,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在识别假设可能违背的合理范围内,仍然能够确认因果效应的存在,则说明因果效应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本文首先阐述了敏感性分析的必要性,然后介绍了敏感性分析的基本原理以及定性的判别方法,接着根据敏感性参数构造的不同方式,重点介绍了线性结构模型中基于可观测变量选择性假设下敏感性分析的几种主要定量方法,讨论了不同方法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并用统一的例子展示了其实际应用。

光绪三十三年,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爆发激烈政争,慈禧太后借机调整朝局,调张之洞、袁世凯入军机处,此举基本奠定了清朝统治最后几年的政治格局。张之洞入枢的动因,时人及后世学者多认为是出于慈禧制衡袁世凯起见,但事实上内情复杂,与当时满汉矛盾的激化、国步艰危的朝政有着密切关联。有关此事的台前幕后不乏风闻,折射出光宣之际的政治网络与权力运作的复杂样貌。在各方寄望瞩目之下,张之洞反而对入京觐见游移观望,满汉矛盾、派系纷争、新政分歧、地方事务、京内起居均为其考量因素。结果如其所料,初入枢垣,虽竭力周旋,却难以平衡朝局,终陷入窘境。

杨简肯定孟子性善论,他称引孟子最多的一句话是“仁,人心也”,对“道一而已”“良知良能”“徐行后长”等说法也非常赞赏。与孟子论人心多强调其本有之道德性、伦理性不同,杨简更多从本体论、境界论的角度,突出至善人心之虚明神妙、广大无际、贯通一切,心即道,一切皆一。杨简虽然肯定孟子“勿忘勿助”的工夫论,但反复批评孟子“源泉混混”、不断扩充的修养工夫,也反对孟子“浩然之气”“配义与道”“存心养性”等对后世影响巨大甚至被视为至理名言的工夫论主张。与陆九渊全面肯定孟子不同,杨简对孟子的系列批评,也表明他与陆九渊乃至程朱、阳明等主流理学家的思想都有很大的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杨简之学有较强的禅学精神。但禅自有其高明处,与儒学也并非绝然对立,不可相融。杨简之学是禅学与儒学的一种独特融合,在儒学发展史上有其独特价值和思想魅力。

“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站在全局的高度对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作了阐述,为“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建设提供了新路向和实践指南。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是党中央深刻总结港澳回归祖国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国两制”的实践经验,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成果。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国两制”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从基本制度、制度设计和制度内容三个层次明确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坚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坚持落实“爱国者治理”、坚持保持港澳的独特地位和优势等总体原则;从顶层设计与治理过程中建构推进“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促进“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建设迈上新台阶并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全过程。迈入“一国两制”事业新阶段,应着重从重塑区议会“非政权性区域组织”制度功能、完善和优化官僚系统与国家的情感链接、强化管治队伍治理能力和加快管治效能建设方面提升特别行政区政府治理能力,使“一国两制”制度优势真正转化为治理效能。

作为中国近代第一家股份制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是近代国人谋求工业强国思潮的成果之一,推动了中国船舶文化早期的大众化传播。因应于业务发展需要,该局还创办了相应的船舶修理工厂,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中国近代工业建设。招商局标志着洋务派官员近代工业文化观念的形成,在晚清工业文化的传播方面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与影响。

新质生产力是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协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以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新质生产力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本文构建“技术–要素–产业”分析框架,梳理生产力质态演变规律,分析新质生产力催生机制,提出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强化促进新质生产力生成与发展的制度保障,构建原创性颠覆性关键性技术涌现的创新网络体系,以边际收益递增的数据新质要素优化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以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强化新质生产力现代化系统性支撑,提升大国经济发展战略优势。

鸦片战争之后,从洋务新政到戊戌新政乃至革命重建,在“师夷”的历史惯性中一路求变,形成了中国历史选择的路向,绘就了近代中国文化发展取向的基线。道咸以及同光之后“经世文编”、续编、三编、四编以至新编踵起接续,从一个“切面”具体而真切地标示了文化演进的趋向。民国之后,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人的思想和文化选择为之一变,与当初求西学以自强的诉求相反,开始诉诸于文化自省,以建设本位文化为取向。由《民国经世文编》呈现出的这一文化取向的变动,着实代表着一代文化人的自觉与反省。这一历史方位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提,也是30年代之际“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论争高潮的基石。

中国的安宁疗护在过去十多年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安宁疗护的病区、科室、护理院等,以及与之相关的公众科普与宣传活动。但是,安宁疗护作为一项新的医疗实践引入当下中国的医疗体系,需要经过本土化过程才能真正落地。基于对各级医疗与养老机构中安宁疗护实践的调查,本文通过“嵌入”和“互构”两个概念来呈现中国安宁疗护本土化过程中发生的变化,着重分析其面临的挑战和发展动力,并对未来发展做出展望。首先,由于中国的安宁疗护往往并不以独立机构的形式出现,而主要是嵌入在现有的医疗或养老机构中,安宁疗护工作的开展面临诸多固有制度与社会文化的掣肘。另一方面,随着安宁疗护实践的深入,其逐渐与现有医疗场域的制度和文化互相影响、互相建构,在这种互动中获得发展的动力和机遇。展望未来,要发展符合国情的安宁疗护,应该发掘本土资源,找到安宁疗护与我国文化与制度相契合之处,鼓励安宁疗护根据中国社会的现实环境而进行调整。同时,也需要在制度和文化方面打通一些关键的环节,如建立合理的支付制度,保障多渠道资金来源,以及转变从业者和民众的观念。如何面对中国安宁疗护所带来的风险与挑战,仍是未竟的课题。

经验法则作为犯罪事实认定中的重要方法和思维方式,其本身蕴含着事实构建性、辅助证明性以及心证引导性等特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之于犯罪事实认定存在着直接认定模式、间接认定模式、反向约束模式等三大适用路径。对其适用需要客观补强规则、规范言明规则、差异适用规则、合理论证规则等四大规则予以基础性塑造。由于经验法则客观表现为一种普遍性和概括性命题,对其适用需要把握一定限度,以尽可能避免陷入极端化、混同化、片面化误区,进而达到妥当适用的司法效果。

五四后新文化运动在全国迅速漫延,仅仅一年时间,就遭遇主旨不明,做法各异,方面偏倚等问题,引发诸多质疑和批评。为了了解实情,设法改进,《新人》杂志和少年中国学会等机构有组织地对全国大部分地方（缺湖北、贵州、广西）新文化运动的实况进行调查,以打破“新文化派”对“新文化运动”的专擅和垄断,开辟别样进路。调查结果显示,河南、湖南、浙江三省的情况令人鼓舞,山东、安徽、四川有所起色,其余地方,包括京沪,却未可乐观。而主要的积极体现,就在于出版物的增加和传播。消极的弊端,则包括运动集中于城市和知识界,缺少学理性,未能普及全社会和各层面,高压之下学生群体涣散以及新偶像的出现。如何突破浮泛浅薄的瓶颈,成为新文化运动能够深入持久的关键所在。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以外来语入诗的创作现象,古已有之。及至近代,随着中外文化接触的日益频繁,不少诗人将英语音译词和日语汉字词植入旧体诗中,并往往采取自注形式加以解释。近代中国外来语入诗现象主要集中于以竹枝词为代表的古体诗,岭南和上海是其最活跃的创作地域。就跨文化视角而言,外来语入诗具有独特的诗学意义,它的出现不仅带来了新的思想文化,标志着一种新的诗学观念诞生,而且拓展了诗歌题材,具有建构异国形象的功能;同时促进了中国诗歌从旧到新的变化,对新诗创作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构建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我国《民法典》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正创新。我们要挖掘和传承包括中华法律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诠释《民法典》的民族性和历史感,厚植《民法典》的历史底蕴、文化底蕴、道德底蕴,并以之释法说理。可以将《民法典》中汲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化、学理化为“四观”：法律观、天下观、社会观和家庭观。《民法典》实现了对中华传统法律观、天下观、社会观和家庭观的古为今用与创造性转化。

“清党”后,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不仅没有像设想的那样振衰起敝,反而加速异化。思想建设上,党与政治工作分离,官兵有意疏离主义与信仰。宣传工作上,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声音快速沉寂下去。军政领袖在党军关系、土地问题等方面言行背离,使得军民之间的距离越隔越远。组织工作上,轻视党的建设,迷恋武力,既是党权虚弱的根由,又刺激着军权的进一步独大。在军事领袖的联手打击下,政治工作反而成为国民党中央的眼中钉和弃子。在武力万能的喧嚣声中,“清党”后军队政治工作的蜕化,成为国民党政权覆灭的深层“病灶”。

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在占领地设立军政署,含糊规定军政事务的范围,从而给军政官留下侵占中国地方行政权的空间。在此过程中,为保障军队免受传染病的侵袭,日本军政署根据各地社会结构,采取不同的策略推行卫生管理,在安东推行军政署监督的市政卫生,在奉天推行交涉卫生,在大连和旅顺直接管理卫生事务。军政裁撤后,各军政署的殖民卫生职能相继被日本领事、关东都督府或满铁会社接管,进而形成不同的殖民卫生模式。军政署在各地建立的殖民卫生非法攫取了中国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成为日本在东北地区建立殖民卫生体制的肇始。

从胡五峰和张南轩到朱子、王阳明,构成宋明儒学工夫论演进的一条未受重视的重要线索。五峰和南轩主张先察识后涵养的工夫论,强调觉察和体认发用的本心,使本心主导人的意识和行动。朱子质疑单纯在发用中察识和涵养本心是难以把握本心和保持本心的,认为只有在强调区分未发之性与已发之情、未发之静与已发之动阶段的工夫的基础上,引入穷理工夫和居敬工夫（尤其是静中涵养工夫）,才能解决上述问题。阳明反驳朱子的观点,便面临了五峰和南轩面临的问题,即人难以在发用中把握和保持本心。对此他主要通过强调良知本心的直接性以及后天的着实用意、精察克治加以解决。经由这一正反合的演进过程,一条既凭借发自先天的本心,又凭借后天努力的为学道路臻于成熟。与其他各家工夫论相比,其特点是既简易而又严密。

辛亥鼎革之际,面对摇摇欲坠的清廷统治,忠君爱国的政治认同以及儒家传统之下作为封建臣子使命感的长期熏陶,促使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试图力挽狂澜。在“保境安民”的同时,一面积极支援关内清军镇压革命,一面谋划起兵入关“勤王”。只是迫于局势的发展,最终放弃“勤王助剿”计划,接受民主共和。赵氏的努力虽未能实现其抵制共和、维护君主制的主张,但是“勤王助剿”活动壮大了北方的声势,对于鼎革之际的政局变迁进程不无影响。梳理其“勤王助剿”活动,有利于呈现大变局之下清廷大吏的多重面相,深入理解辛亥鼎革之际封疆大吏的出处抉择以及政局的最终走向。

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是新时代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其实体法根基是社会公共利益足以成为对不同民事强制执行法律关系主体进行类型区分及区别对待的正当性理由,其程序法基础是民事强制执行应当遵循的执行比例原则。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应当适用于所有民事强制执行法律关系主体。为贯彻善意文明执行理念而限制或妨碍债权人的执行利益的,立法机关或执行法院负有实体性论证责任,且应向债权人提供必要的救济途径。在金钱债权执行中,执行程序启动模式的抉择以及执行标的准入与退出均应当贯彻善意文明执行理念。执行标的之确定结果显著违反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民事强制执行法应当向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提供相应的救济。

“中国奇迹”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根本的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邓小平理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的奠基作用,集中体现在八个方面：一、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制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二、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题,概括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三、突出强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领导我们党有步骤地展开各方面体制改革,勇敢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四、大胆突破社会主义传统观念束缚,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为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铺平了道路;五、全力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六、创造性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指导实现香港、澳门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推动海峡两岸关系打开新局面;七、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推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八、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必须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使党充满新的生机活力。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本质上要求民营经济发展实现法治化、制度化。民营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较高,民营企业“家族制”“泛家族化”管理模式有内在缺陷。从法治视角看,民营经济面临的困境主要有立法供给不足、多头执法随意执法重复执法、“四新经济”合法性难题、民营企业家财产权益保护不足、行业自律功能缺位以及合规建设发展迟滞等。应加快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构建“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执法新模式,落实包容审慎的监管理念,健全民营企业家财产权益保护制度,建立高效运行行业自律机制,建立民营企业合规激励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充分继承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和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科技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的历史经验基础上,围绕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全球人才高地等内容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科技观。习近平科技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当代科技发展的最新规律性认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科技事业发展变革的百余年历程和伟大成就的经验规律上达到了新高度;二是在新征程上就科技创新如何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准确把握和战略擘画上开辟了新境界。深刻领悟习近平科技观,对新征程上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形成进路、基本向度和时代价值三个视角,重点分析习近平科技观的演进逻辑和丰富内涵,旨在从整体上加强习近平科技观的学理化阐发与系统性研究,为人们更好把握其理论特质和实践要求提供支撑。

在“中国现代戏剧之发生”的大叙事中,学界通常聚焦于由“春柳社”所开启的受日本“新派剧”和“新剧”的影响路径,而较少关注在此之前由西方侨民从殖民母国直接传入的西洋戏剧。此外,学界过往对于西方在华侨民演剧的史料考证和学术研究,基本上聚焦于鸦片战争之后发生于上海、广州等中国沿海通商口岸的西方侨民演剧活动。但近年来挖掘的新史料则佐证,在鸦片战争之前以英属东印度公司为主体的居澳西侨就已经开展了丰富的演剧活动,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沿海通商口岸的开放,以英美侨民为主体的西方侨民则把演剧活动和所表演的西方近代戏剧带入这些地方。这为西方近代戏剧在中国的引入和接受奠定了基础,并为其后中国近代戏剧的发生开辟了道路,成为晚清之际中国引入西方近代戏剧进行传统戏剧革新的先导。

从历史上看,文学理论经历了客体性阶段、主体性阶段和主体间性阶段。但全面地看,文学具有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复式结构。文学有现实层面,体现着主体性;也有审美层面,体现着主体间性,文学就是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复合。文学的主体性是主体间性的基础,影响和制约着主体间性;文学的主体间性又是主体性的升华,引导并超越了主体性。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共存、互补和冲突,成就了文学作品的双重主题和丰富意义。同时,在通俗文学、严肃文学和纯文学中,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关系也有所不同,从而决定了这些文学形态各自的特性。

《立法法》关于地方性法规“不作重复性规定”条款的语义不够明确,其约束强度和约束范围都相对模糊,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可重复一般性规定等诸多误解。地方立法需要贯彻体系思维,不仅关注体系的统一性和完整性,而且应考虑体系经济性。基于法律体系的构建经济性、表达经济性与实施经济性,应当建立兼容错位和互补的预防规则,兼有定性和定量的限制规则,兼顾形式与实质的审查规则,在立法机制、法规结构、法条构造等方面进一步细化“不作重复性规定”的操作规范,限制“重复性规定”的出现频率,提升我国法律渊源互补、规范衔接以及体系呈现水平。

数字化转型赋予了企业新的创新发展动能,传统制造业通过数字化带动新的技术进步,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从而实现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目标。本文利用2007—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年度数据,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对于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而言,这种提升效果更加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不仅能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加强市场正面预期,而且会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进而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本文的实证结论可为政府部门推动制造业绿色创新以及驱动高质量发展战略,进而促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参考。

由于代位权的行使涉及债权人、债务人和债务人的相对人三方主体,因此在两方主体间存在仲裁协议时,该协议是否应当约束第三方,在实践中经常发生争议,为统一裁判规则,《合同编通则解释》第36条就仲裁协议对代位权的影响作出了规定,该条并没有承认代位仲裁协议当然对债权人产生拘束力,从而维护了仲裁中合同相对性规则的适用,该条也明确了即使存在仲裁协议,债权人也可以通过诉讼程序行使代位权,但债权人行使代位权时要受仲裁协议的影响。依据这些规定,债务人或相对人在首次开庭前已申请仲裁的,应中止代位权诉讼。这些规定有效衔接了代位权与仲裁协议的关系,体现了对当事人私法自治的尊重,而且也解决了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争议。

《孟子·天下言性章》历来聚讼甚多,前人解释此章者多引及道家和新出土文献。但通过与《墨子·兼爱中》相比较,可知此章应与墨家的关系更为密切。从语境前提（杨近墨远）、致思方式（辩故言性）、论证素材（大禹治水）等方面细致分析可见：《孟子·天下言性章》言说对象应主要是墨家,而非传统意义上的道家;“辩故言性”反映了孟子和墨家、庄子的人性主张在因果链条上的根本性差异;大禹治水“利”与“善”的两个面相,则展示了孟子、墨家在同一圣王“故事”上的价值分裂。《孟子·天下言性章》所言不止是“性善”,更是反对墨家将动机与原因混为一谈,意在凸显道德行为根源的无动机和反功利的内在特性。以《墨子》为参照坐标,既为我们诠释《孟子·天下言性章》提供了新的视角,又表明《墨子》是一部长期被学界忽视的孟学比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