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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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 李吉良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3):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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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作为新质态的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新型举国体制彰显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资源配置的创新形式,是新型生产关系的体现,二者共同助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创新变革。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在资源配置、创新主体、支撑载体上的协同创新作用。因此,要更好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应从组织创新、研发创新、产业创新出发,以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技术革命性突破、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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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技术创新规模优势的测度、区域差异及时空演变^*

欧阳峣, 袁礼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3):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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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的市场规模能通过市场需求、供给和供需互动对技术创新形成积极影响,从而塑造大国技术创新的规模优势。基于大国技术创新规模优势的理论内涵,本文从创新要素投入、市场需求驱动、创新资源流动和创新集聚能力四个维度,构建大国技术创新规模优势的指标体系,以中国为研究样本,采用熵值法测算2005—2021年大国技术创新的规模优势指数,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从区域内和区域间视角揭示其区域差异及来源。研究发现：大国技术创新规模优势指数呈稳步上升趋势,创新要素投入和市场需求驱动是形成大国技术创新规模优势的重要动因,而创新资源流动和创新集聚能力则是进一步释放大国技术创新规模优势的掣肘。大国技术创新的规模优势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且主要来源于各区域之间的差异。在区域间,东高西低的规模优势差异稳定,与东北地区相比,中部地区的规模优势进一步扩大;在区域内,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区域内部差异较大,但东部地区区域内差异呈下降趋势,而西部地区区域内差异呈上升趋势。本文提出打破技术市场区域性分割,以超大规模国内市场驱动高质量创新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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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升级的“第三种机会窗口”：逻辑理路与典型化事实^*

邓久根, 田亚彩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3): 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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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升级是人类发展的永恒话题,也是国家赶超的核心内容。不同学者对判断和选择用于解释产业升级的理论依据有不同的看法。通过批判主流经济学以比较优势为理论基础的“第一种机会窗口”,如雁阵发展模式,分析“第二种机会窗口”的弊端,并且梳理领先市场嵌入“机会窗口”的逻辑理路,从而提出“第三种机会窗口”的内涵。运用比较方法,论证国内外典型案例,为“第三种机会窗口”的理论提供实践依据。为此,产业升级要抓住领先市场嵌入“机会窗口”,从价值链高端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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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需视角下扩大消费的国际循环路径研究^*

刘金山, 杜林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3): 4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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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辩证处理内需与外需的关系。消费既可能是经济活动的起点,也可能是经济活动的终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在畅通双循环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基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构造以要素与产品市场为载体、生产与消费互动的以消费需求为核心的经济循环模型,从外需视角厘清扩大消费的16条国际循环路径及其资本循环过程,基于国际循环路径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构造四象限图研判循环路径的发展优先序,提出多元化拓展国际消费市场与要素市场、优化消费环境以吸引国际消费需求、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以高品质吸引外需、多渠道运用金融工具对冲通胀风险等路径建议,以期加速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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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哲学：进路与思考^*

杨国荣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3): 5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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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哲学与理解何为哲学相关。按其本义,哲学的特点在于通过跨域知识的界限而求其通,以把握世界的真实形态。哲学的这一品格,决定了做哲学的方式。具体而言,首先需要体现“史”与“思”的统一,也就是融合哲学史的考察与哲学理论的思考。其次,应该形成“学无中西”的视域,亦即将中国传统所积累的成果与西学所提供的思想资源,都视为人类文明的产物,以此为今天思考的智慧之源。其三,需要基于现实问题,即不仅关注哲学之“流”,而且注重哲学之“源”。对何为哲学和做哲学的理解,同时关乎哲学与科学、知识智慧等关系,并涉及价值领域的问题。从更具体的层面看,如何做的问题与虚与实、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语言与哲学等关系具有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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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传统功夫论的继往与开新（笔谈）

倪培民, 杨儒宾, 陈立胜, 王正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3): 6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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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论气的结构与运作机制

安鹏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3): 7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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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抗佛老的空虚思想,张载通过诠解《易传》等经书,对气这一传统概念作出全新解读,使其具有基础性地位。以往学者的研究,无论以气为本的一元论者,还是虚气相即的体用论者,多将气视为构成万物的材质,而对与此概念紧密相关的“乾知坤作”等表述缺乏深入阐发。细绎张载对气这一概念的表述可见,“一物两体”是气的基本结构,太极两仪则是更为具象且有代表性的表达。“乾知坤作”是一物两体这一结构的运作机制,本身没有行迹,不可测度,也不受物形的局限,所以也被称作神、天德、体;这一机制运作的结果,则是产生万物、形体,促成天地间的一切变化,所以这一过程也被称为化、天道、用。从无形的太虚到有形的万物、天地,这一生成历程正是乾知、坤作的作用使然,故最终都可以被统合在气的一物两体这一结构中获得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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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现代性：从荀子看传统道德教化的当代境遇及其价值^*

吴之声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3): 8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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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儒家教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荀子道德教化思想在传统与近现代社会中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伴随现代化的发展,与传统相对的“现代性”在制度结构、价值理念与个体精神气质上引起的整体变化和秩序转型给当代社会的道德建设带来了新挑战,具体表现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张裂、个体与共同体的疏离、规训与教化的悖反。但现代性的发展及其弊端的破解离不开其所植根的文化传统。荀子从重构社会秩序的现实出发来考察人与社会的存在,其教化思想内蕴着理性与情感互渗、个体与群体统一、规范与德性融合的价值特质,可以为当今社会的人格重塑、人与社会的秩序关系重构提供重要的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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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孙中山提出五权学说的时间节点及政治指向^*

安东强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3): 9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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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清末法国在华情报机构报告所存孙中山信函,可证孙中山提出五权学说的时间应在1906年初欧游之后,至迟不晚于是年6月。厘定这一问题,可以准确把握孙中山革命学说的变化脉络,以及他的政治指向：在党内打破同盟会成员对三权分立学说的执迷,统一思想认知;对外宣传则要对抗立宪派和占领学理制高点,凸显中国革命学说的先进性,争取欧美国家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检讨各方关于三权、四权、五权的学理与制度设计的论争和言说,可见三权分立并非牢不可破的真理,适于本国历史与传统的政治学说才可为政治实践奠定坚实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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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行者”绰号与革命形象^*

彭剑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3): 10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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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求学期间,孙中山就有过被呼为“孙行者”“孙悟空”的经历。1896年伦敦被难之后,“行者”绰号更是不胫而走,维新派常以此指代孙中山。20世纪初,革命派与保皇派论战期间,曾经发表短篇小说《新西游》,借用孙行者“有志竟成”占领了天宫,暗示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必将取得胜利。小说中的很多关键情节,与报刊上报道的孙中山行踪颇多吻合,显示了革命派宣传的多样性。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的相关报刊曾致力于打造孙中山革命党魁形象,《新西游》只是其中的一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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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华金栋对藏南的地理调查及其影响

张皓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3): 118-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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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金栋是英国对中国西藏地理调查和情报搜集史上的显著人物,他从地理上论证了英国所划“麦克马洪线”的“正确性”。他在英国有关“学会”和团体的支持下,专门到中印边界东段东端雅鲁藏布江下峡谷地区和西端门隅地区进行植物搜集、地理调查。他在地理上将西藏高原划分为羌塘高原、外层高原和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三个地区。与之相适应,他在植物分布上划分中亚地区、印度-马来亚、东亚地区三个植物带,将这三个地区和三个植物带相连地区视为中印之间的“强度结合地带”。他沿着喜马拉雅山脉,划分喜马拉雅山脉之南潮湿植物带和之北干燥植物带,声称要以喜马拉雅山脉为中印“边界线”。他向英国政府提出研究报告,建议英国政府采取实际行动,实施“麦克马洪线”,侵占喜马拉雅山脉以南和“强度结合地带”的中国领土。华金栋的行动,使英国政府及英印政府想起“麦克马洪线”,英国自1935年开始向“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国领土实施“前进政策”。华金栋事例,折射出20世纪上半叶英国以及侵藏分子寻找地理依据以侵占中国藏南领土的策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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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协运动”概念再探讨^*

莫岳云, 李晨钢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3): 13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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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协运动”在中共党史上意义非凡、影响深远,但至今未有统一的概念界定。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新政协运动”概念界定入手,明确新政协运动的发起者、领导者和参与主体,分析新政协运动的时间与空间,阐述护送旅港民主人士北上工作与新政协运动的关系,揭示新政协运动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逻辑关联,在此基础上对新政协运动概念做出新的归纳和科学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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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前后中国共产党的司法接管及政策调整^*

李在全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3): 15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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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前后,司法接管是中国共产党接管国民党政权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马列主义国家观、政权观、法律观和自身干部队伍实际情况,中共的司法接管既有原则要求,也有弹性策略。东北地区司法接管工作,在解放战争初期即已展开,到1949年前基本结束,相关做法和经验为其后所沿用。三大战役结束后,新解放区迅速扩大,中共面临着大规模接管政权的任务,司法接管随之扩大,如何高效、有序、规范地进行接管,成为急切问题。为此,中共中央于1949年1月发出《关于接管平津国民党司法机关的建议》,同年11月又发出《关于接管国民党司法机关的补充建议》。这两个建议成为司法接管的指导文件,两者总体原则一致,但有所区别,前者较为严格,后者相对缓和,这是中共中央接管政策调整在司法领域的体现。这一调整影响了此后中南、西南、西北等解放区的司法接管工作。接管后的相关司法问题,在以后人民政权巩固过程中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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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羿形象的衍生与文化内涵的建构^*

刘全志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3): 165-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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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早期文献对后羿故事的书写,以互动关联性立场来观察后羿形象衍生的过程,有助于重新审视“历史神话化”或“神话历史化”的单线衍生线索。从“有穷氏后羿”到“当尧之时”射日的后羿,后羿形象经历了多次转换,其中重要的衍生阶段可概括为由夏朝之后羿到符号化的善射之后羿,进而善射之后羿获得历史品格,并与夏之后羿相区分,以至形成生活于帝尧时代的射日之后羿。后羿形象的衍生,经历了历史事件的鉴戒、人物的抽象化和符号化以至历史属性的再次获得、强化和定型。射日之后羿的历史品格促使其所塑造的非凡英雄与圣君明主的结合,以形成“贤才配明君”的文化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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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现《樵歌》：晚清民国时期朱敦儒词史地位的确立^*

孙启洲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3): 175-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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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宋即负词名的朱敦儒,因委身秦桧门下与词集刻本不传的缘故,在宋之后相当一段时间里未能得到词学家们更多的青睐。直至晚清民初,三卷本《樵歌》的刊行,才使得朱敦儒其人其词再次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在文学革命的语境下,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学家,激赏希真词自然舒畅的语言表达与闲适洒脱的个性特质,意在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张目。与此同时,词学家们通过对“词之三变”说的推演,使朱敦儒词在词体发展史中的意义得以凸显,并给予其相当高的词史定位。正是在此过程中,朱敦儒逐渐为文学史家所接受,并被纳入经典作家的序列之中,其词史地位也最终得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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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学人对《金瓶梅》的重评及其背后的新文学话题^*

王小惠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3): 187-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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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学人对《金瓶梅》的重评,是新文学话语发挥“权力”之结果。五四学人视《金瓶梅》为文学实录,让其成为中国白话文学的历史代表。并且五四学人承认《金瓶梅》对日常生活的微观书写具有超时代价值,使得传统文章学作为潜在的文化结构贯穿于新文学之中。同时五四学人批判民国消费主义文化对《金瓶梅》的利用,提倡严肃的欲望书写。这些重评,既让“实录叙事”“微观书写”在中国小说史上的意义被发现,也让“欲望书写”的限度得以明确,更改变了文学史中的《金瓶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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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社会理论：一战期间及战后马克斯·韦伯的精神劳动刍议^*

何蓉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3): 19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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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研究领域的一个挑战是其学术与政治的某种分立乃至张力。本文提倡一种贯通式的韦伯文献阅读方法,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争体验为前提,梳理韦伯的诸多政治参与和学术研究,以精神劳动概念统合其战时贡献的四个层次：组建战时医院等实际行动层次;参与外交和谈、政党政治等制度建设层次;积极发挥社会影响的公共舆论层次;著述、教学的学术研究层次。本文认为,有关战争的理论思考是韦伯战时论述中一条隐在的线索,以新教伦理的研究为立足点,他反对所谓战争有助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命题;从其诸多战时政治评论之中,可以提炼出战争与和平的某种辩证关系;其背后是一个普遍而无定形的权力逻辑。正是通过其精神劳动,韦伯自身也彰显出从被动的战争之民到主动担当的政治人的转变。本文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开拓研究视野,将战争作为基础理论问题纳入社会学学科的基本框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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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个体的社会-历史生命：试论狄尔泰精神科学的方法意涵

马志谦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3): 21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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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思想家狄尔泰将包括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在内的精神科学,视为与自然科学相独立的经验科学,其基础是与外在经验有所不同的内在经验或体验。而“理解”则是精神科学的主要活动。它既基于个体性的体验,也基于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社会-历史世界。作为理解的对象,生命既是个体的,也是总体的。个体生命的核心,是他与所生活的世界的诸种精神性的关联。它是人类总体生命的个别的表现。由此,狄尔泰的精神史写作,形式上呈现为重要个体的传记。不过,他是将个体作为社会的交汇点,而去探讨更具普遍性的社会和文化现象。这一方法的核心,则是他所使用的“生产关联体”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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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策变革：一个认知社会学分析框架的提出^*

柳静虹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3): 224-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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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是政策研究的一个经典议题。本文尝试在认知社会学视域下发展一种解释社会政策变革的认知分析方法,探究变革背后政策的认知过程,明晰政策变革的内在逻辑。长期以来,政策研究大多集中于对变革的外生解释,倾向政策的内稳态假设,对变革的内生性根源的思考相对受限。认知社会学为解释政策的变革提供了一个前沿“解题”思路：政策变革基于众多缘由,但变革必然通过政策的认知调整来实现。基于此,本文发展了聚焦政策认知过程的认知分析框架,从理论立场、基本假设和分析要素三方面进行具体的理论提出。政策认知分析框架为政策变革研究提供了一般意义上的理论解释,其边际贡献在于将政策变革理论拓展为一种聚焦社会制度反身性的社会理论,阐明社会政策作为社会的认知系统及其对现实赋意的多极建构,揭示了政策变革伴随的政策认知过程动态。本文对政策认知过程的关注,也为理解政策变革与其思想、话语转变之间的关联提供了一个衔接的理论观点,为发展政策的强认知分析方法提供了一个讨论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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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促进法的立法原则

王轶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3): 240-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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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促进法作为民营经济领域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平等和自由为立法原则,遵循法律价值判断问题的两项实体性论证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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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专门立法的理据、定位及体系表达

陈云良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3): 247-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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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是推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从国家层面对民营经济进行专门立法是对民营经济由政策促进到立法保障的需要、是统筹推进国家立法与地方立法的需要、是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需要。基于我国现有民营经济规范的现实特征,考虑到立法功能的实现等原因,促进型立法应当是我国民营经济立法的定位选择,但是促进型立法因其软法规范较多可能带来权威不足,过于倚重激励机制可能导致手段和目标偏离,也需要提前预防。体系化是科学立法的关键维度,民营经济促进法在体系外部要合理衔接宪法、地方民营经济专门立法、其他单行立法以及民营经济政策;在体系内部,民营经济促进法要实现从目标到规范、从原则到规则两个层面的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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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及其法治保障^*

江必新, 曹梦娇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3): 261-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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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本质上要求民营经济发展实现法治化、制度化。民营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较高,民营企业“家族制”“泛家族化”管理模式有内在缺陷。从法治视角看,民营经济面临的困境主要有立法供给不足、多头执法随意执法重复执法、“四新经济”合法性难题、民营企业家财产权益保护不足、行业自律功能缺位以及合规建设发展迟滞等。应加快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构建“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执法新模式,落实包容审慎的监管理念,健全民营企业家财产权益保护制度,建立高效运行行业自律机制,建立民营企业合规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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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非化约主义的法本体论何以可能?

谢可晟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3): 271-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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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法理学和法社会学研究在回应“法律是什么”这一本体论问题时均采用了化约主义的理论框架,难以充分说明日益复杂的法律实践现象。一种非化约主义的法本体论将持有形态发生学的观点,把法律视为由异质性实体所构成的实践网络,其区别性特征是在其中浮现的一种整体性网络特征。在这种形态发生学观点下,法律实践网络中的异质性实体被称为“司法变形体”,它们一方面具有各异的特性,另一方面又都具有通向法律之整体的法律途径;要发现这种法律途径,则需要法律实践中的人类参与者秉承实践所要求的内在主体性。法律实践网络的区别性特征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实践动员形式,将具体实践行为可归属化,与其实践主体用肤浅而形式化的途径联系起来。非化约主义的法本体论补充了现有法本体论的概念分析进路和经验研究进路,能更充分地说明法律实践中日益兴起的技术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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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第0卷, 第3期　刊出日期：2024-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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