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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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广一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4):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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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共同富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的论述是新时代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方略与行动指南。探析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战略部署的理解。明确实现共同富裕的主体力量、有效路径、保障制度和价值意蕴,可更好揭示实现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进入新时代,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领域要以更加系统和更为实际的政策举措,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更为丰富的物质基础和更加坚定的根本保障,满足全体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营造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环境,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态需要,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不断促进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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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要素市场化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夏杰长, 袁航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4): 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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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数字经济时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基于中国28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作用尚不显著;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通过加快要素市场化实现,当要素市场化程度较高时,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作用尤为显著。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仅显著促进了南方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在G20峰会之后,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数字经济指数的四个合成维度中,仅数字经济发展基础和应用水平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未来,我国应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以此畅通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渠道,不断释放数字经济红利,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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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应用如何影响人力资本投资偏好?^*

李超, 宁光杰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4): 2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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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分析来看,人工智能应用会提高还是降低人们的人力资本投资偏好尚不明确。实证研究表明,面对人工智能替代,劳动者更倾向于减少人力资本投资,而非通过改善自身教育来提高竞争力。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人工智能职业替代的影响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平均减少16.983%,这一结论在多种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中均成立。人工智能的影响机制在于,它通过降低劳动者的社会经济地位、风险偏好与未来信心减少人力资本投资。研究还表明,加强劳动保护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减缓人工智能对人力资本投资偏好的负向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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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现代化理论史的视角^*

赵刘洋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4): 3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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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现代化理论依据资本主义现代化经验,以形式演绎逻辑构建起一套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理论模式,进而否定任何非西方国家探索自己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实践中生成的现代化,推动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奇迹,是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超越,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应深入分析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与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悖论关系,重构关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概念,从而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奠定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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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与欲望的间隙：非认知主义如何应对道德的不确定性^*

余天放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4): 4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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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不确定性问题是一类由于描述性事实或规范性理由的不确定而导致我们无法进行理性决策的问题,对这类问题的解决已存在“我之最爱理论”“不确定主义”等多种方案。然而这些方案都是在道德认知主义的框架内被提出,在史密斯等人看来,由于欲望结构的微小性,非认知主义对于道德不确定性问题的处理将是不可能的。与之相对的是,我们提出在放弃一种关于欲望和信念二元论看法的前提下,非认知主义能够很好地应对道德的不确定性,这类现象的必然存在也将支持非认知主义作为一种元伦理学立场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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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价值关怀的历史条件——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逻辑”^*

郭春明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4): 5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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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穿透现实的迷雾,破解历史的逻辑,人的自由和解放的价值关怀才能在现实条件中实现自身。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及发展中,马克思哲学超出早期国家与法的政治层面和私有财产的人本-异化先验框架,真正深入到历史现实及其生产内部,彰显出其历史逻辑。《德意志意识形态》将历史逻辑置于现实的个人之生产-分工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阐发了生产力与交往关系交互作用下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一转变进而造就了普遍化的对抗关系,孕育出彻底革命的共产主义意识和实践,自由人的联合由此成就自身;《资本论》及其手稿确立了对资本主义更有针对性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逻辑：马克思首先于方法上在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中分析作为研究起点的“简单规定性”,以此将其不断综合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丰富规定性”;其次进一步揭露资本的本性及其拜物教性质,进而阐述资本文明作用下历史逻辑冲破由资本的历史使命所造成的资本自身的界限,最终实现其与人的“自由个性”的内在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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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主义形而上学中“实存”概念的三重界定^*

谢裕伟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4): 6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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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存”（existentia）一词的概念发展史中,17-18世纪在德国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莱布尼茨主义形而上学的相关思考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它围绕“实存”概念提出了“实存是本质的完成”“实存之物皆被通贯规定”和“实存是一种实在性”三个命题,尝试从本质/实存之分中逐步深入地刻画实存概念的独特内涵。不过,相应理论手段的缺乏使得莱布尼茨主义形而上学对实存概念的理解始终附属于本质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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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时局与粤澳金融关系的深化——1940年代广东省银行澳门支行的个案研究

吴义雄, 陈健鸿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4): 7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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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银行澳门支行成立于1939年。该机构的问世和存续,是以澳门的特殊地位和抗战时期的特殊情势为背景的,其机构在战时和战后的演变与政治经济时局密切相关。战时它担负着沟通侨汇、为内地经济民生和抗战事业提供支持之使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战后它发展成为一个日渐成熟的金融机构,与澳门地方社会产生越来越深入的联系,具有明显的本地化趋势。该行的存在和发展,不仅是粤澳两地社会经济关系走向深化之见证,也可以看作澳门金融史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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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初的台海“反攻”议题^*

冯琳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4): 9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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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前后,面对美国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背离,国民党当局在不安与绝望中想要孤注一掷、“自行反攻”大陆。此时,中国大陆面临经济与外交的困难,社会的稳定性出现波动,蒋介石认为时机已至。基于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的限制及以往的相关保证和声明,国民党当局并不能真正“自行反攻”,而需要先获得美方首肯。模糊政策之下,为“稳住”蒋介石,信奉“多米诺骨牌”理论的美国政要曾暗中支持和纵容其“反攻”计划。1962年春夏,中央军委在东南沿海进行战争部署、集结兵力,美国对国民党当局一度放松的缰绳此时才真正收紧,“反攻”议题得到遏止。但,美国担心强行阻止会影响台湾当局的士气,且减弱美国对台湾的控制力,因而仍以拖延战机交付等策略阻止国民党“反攻”,实际上美国对台态度仍然处于“且收且放”的模糊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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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学术史的生活史：王国维和孙德谦之交谊^*

张仲民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4): 108-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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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王国维同民初上海遗民圈学者的关系,较少为研究者关注。个性鲜明的孙德谦作为民初上海遗民圈中的活跃学者,当时同王国维有很多交往和互动,但两人对对方学问和治学路径也各有看法,其中颇不乏文人意气、高自标榜成分。对此进行关注,不仅有利于研究孙德谦、了解民初上海遗民圈的“生态”情况,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与把握王国维的性格、思想与交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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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史《续文苑底稿》广东文士记载的形成^*

戚学民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4): 12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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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文苑传》等正史类传对广东学人的记载,是岭南文化影响扩张的一个重要事件,但因相关档案深藏内府,无人知晓。通过利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续文苑底稿》等清史档案,可大致还原清史《文苑传》对岭南文士记载的形成过程。广东文人群体在清史《儒林传》与《文苑传》纂修的早期阶段一度未被记载,但在1884年至1888年清廷集中续修时境遇大改,多达七人在清史《文苑传》中被列为正传。这七位广东学人连同附传人物,书写了清朝从顺治到道咸时期广东学林的状况。广东学人集体被记入正史,是朝野多方力量作用的结果。广州府学纂辑、广州府呈报的《采访册》是少有人知的清代广东学人合传,成为广东学人记载的基础。总纂谭宗浚和缪荃孙等人直接负责纂辑广东学人传记,他们采纳了《采访册》中的某些记载并进行修订,最后形成清史《续文苑底稿》中广东学人的诗文史和经世学记载板块。清史《文苑传》对广东学人群体的整体记载和书写,对今天研究岭南学术文化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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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医官对霍乱致病论的认知与分流——以江海关和工部局为中心（1869—1896）^*

刘士永, 刘豪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4): 13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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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前后,德国细菌学家科赫在埃及和印度的霍乱调查与上海工部局对霍乱的实验室检验几乎同步进行。科赫倡导的“单一细菌致病论”与德国公共卫生学家佩登可夫提出的“环境-细菌”复合致病理论,这两派学说的辩论已成为欧洲医学界的经典公案。19世纪80年代之前,上海工部局卫生官亨德森和《海关医报》主编哲美森均深受瘴气论影响,甚至《海关医报》本身可以部分视作哲美森为工部局所作公共卫生计划的延伸。上海在1882—1885年间反复爆发的霍乱疫情,推动科赫和佩登可夫的理论分别影响了亨德森和哲美森对霍乱致病论的认知,从中可以略窥晚清上海工部局卫生官和海关医官在传染病认知方面逐渐从相似走向分野。同时,可借此论证上海医官之经验在近代流行病学理论建构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可见,近代上海已然成为国际医学界理论传播、辩驳与验证的重要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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弭后患与维人道：1937年广州大福岭枪杀麻风病人事件之各方因应^*

周东华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4): 148-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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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4月底广州白云山大福岭发生麻风病人被军警集体枪杀惨案。新闻界根据知情人士消息与实地访谈,认定这是一起广州警政当局制造的谋杀案,连续发文予以谴责。广州当局对此极力否认,指其为谣言。针对此一状况,以中华麻风救济会为代表的医学界,尤其是麻风救济界,通过公私途径向各级军警政界请求彻查大福岭事件真相、惩处枪杀麻风病人凶手,并提议筹建麻风院救济等措施,但收效甚微,其中一个可能原因是广东归政中央后担任财政厅长的宋子良与大福岭事件存有一定关系。新闻界、医学界、司法界和军警政界等对大福岭事件的不同因应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结果,折射出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政府在治理麻风病等传染病方面的无力与中国社会精英自发救济麻风病患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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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基点、本体与方法^*

吴翔宇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4): 162-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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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注人的问题上,文学与文学理论具有内在的相通之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是“儿童文学是什么”,而儿童文学“元概念”的基点则是“儿童”及“儿童观”。这种聚焦儿童生存与发展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与现代性品格,并自觉纳入“人学”的话语系统之中。儿童文学内蕴的双逻辑支点开启了代际话语的交流,也赋予了儿童文学理论的结构性、交互性。中国儿童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一体化”有助于本体与自体的统一,在补全作家、批评家文学理论完整序列时,也激活了儿童文学理论的主体性、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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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导师：茅盾对战时青年的引领^*

梅琳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4): 173-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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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纷繁复杂,青年的选择关系中国的走向,茅盾要给青年一个思想的榜样,同时也要给社会培养青年思想的范本,他分别选择了鲁迅和苏联。茅盾将希望都托付于青年,他用文论的形式激励、帮助和劝诫青年。茅盾以报刊为媒介搭建起了与青年之间的桥梁,亦经常参与青年活动,积极保护青年,从行动上主动走进青年。刊物、纪念活动和保护青年都是介入和体察青年思想的方式,这些行为在战时状态下更为深入人心和直接有效,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青年群体的重要经验之一。引领战时青年思想是党给茅盾的任务,也是茅盾给自己的责任,茅盾圆满完成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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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地鸣动”:《野草》与20世纪20年代新诗坛的对话^*

宋夜雨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4): 18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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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草》不仅是鲁迅自我的“心声”,同时也内含着与20世纪20年代新诗坛的对话,无论是《我的失恋》对徐志摩的讽刺,还是针对张耀翔“亡国之音”的回应,鲁迅都在表明自我以“心声”为根底的诗歌态度,这种态度不仅与《野草》的写作缘起相呼应,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野草》的文体选择和形式实践。《秋夜》作为《野草》的首篇首先就设定了鲁迅对自我内在声音的找寻,而《一觉》作为《野草》的终篇,鲁迅又再次强调“寂寞地鸣动”的诗歌意义。对“心声”的探求由此形成了首尾的呼应,在呈现《野草》完整的组织形式的同时,更串联起了《野草》内在的诗歌精神。鲁迅不仅借此化解了自我关于“死”的困惑,更从中整理出如何“活”的“生”的勇气和态度。由此,鲁迅完成了由“野草”的自我到“杂文”的自我的思想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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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的科学：从德罗伊森到韦伯的概念衍变

马志谦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4): 194-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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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学方法论中,“理解”是一个核心概念,其基础是由韦伯奠定的。但是,在韦伯那里,“理解”意味着对他人的理解,而不包含与之紧密相关的自身理解。本文将对于理解概念的讨论,重新置于十九世纪末的思想危机中。正是在当时各种新旧势力彼此交战的过程中,为应对实证主义的挑战,“理解”才成为了方法论讨论的核心。本文重新梳理了从德罗伊森经狄尔泰、李凯尔特、齐美尔再到韦伯,对于一种学科方法的“理解”概念的阐述。在这一过程,理解从一种历史学的对于个体的理解,最终发展为社会学的类型化的理解。但是,其中也发生了一些关键性的变化,并最终衍变出韦伯理解社会学中主体间的困难和理性主义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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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涂尔干集体表象自我证成的结构——一个基于知识社会学的分析

张晓溪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4): 21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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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尔干认为,集体表象具有自主性和创造性,这在知识发生学的维度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已有的研究多关注集体表象的“社会事实”表征,却忽略了主体能动性。实际上,一方面涂尔干试图将集体表象转化为新理性主义的基础,另一方面意在表露集体表象具有自我证成的内在结构,但涂尔干并没有作出彻底的诠释。本文试图运用知识社会学的规定性,在经验生活与呈现形式的结构上进行探索分析,以澄清集体表象知识社会学上的意义结构。涂尔干确信,人类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具有表象性的。由表象的经验世界这一来源所决定,个体只有沉浸其中,才能澄清客观对象;集体表象关联并面向的社会世界,并非来源于心灵,而是来源于心灵的关联。集体表象具有超越性,它源于社会生活,又超越社会生活,它需要用概念思考、连接社会。主客体复合性是集体表象自我证成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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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尊统亲亲：论传统中国社会的伦理内涵与结构化机制^*

吴柳财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4): 22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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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亲、尊尊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化原则,亲亲与尊尊系于具体的人伦关系,尊尊之义生于亲亲之情,而又统摄亲亲。尊尊统亲亲在社会结构层面有特定的意涵,一是家内父子主轴的确立,二是在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尊统的生成,三是本宗与外亲间的内外之别的形成。礼制中有关 “亲”与“尊”的诸种概念,如至亲、至尊、正尊、私尊,体现了家内的尊尊统亲亲的结构化过程。由尊尊之义形成宗统与君统两种尊尊之统,则是尊尊统亲亲在宗法与政治领域的结构化过程。通过婚姻确立夫道与妇道,形成男女有别的亲属关系体系,是尊尊统亲亲在内外亲领域的结构化过程。尊尊统亲亲,就其伦理意义而言,是以尊敬涵育亲爱,由此形成一个道德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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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资产的属性及其刑事风险研究

胡云腾, 周维明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4): 233-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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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资产属于第二代虚拟财产。加密资产以去中心化技术为支撑,具有匿名性、不可篡改性、跨境跨平台流转的方便性等特征。围绕加密资产的分类和属性,以及针对加密资产的监管模式,各国存在不同观点和做法。我国加密资产监管制度经历了从部分禁止到全面禁止的过程。加密资产有可能被利用于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并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传销犯罪和知识产权犯罪等刑事法律风险。在未来,我国应当围绕监管和责任两个关键词,制定《数字资产法》,实现与《民法典》第127条的衔接,并探索构建数字刑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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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刑事变通的路径选择

杨方泉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4): 246-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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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自治地方对刑法的变通执行存在着两种路径即立法路径和司法路径。立法路径的问题主要不在于对刑事变通立法权的争议,刑事变通立法的权力基础是包括宪法、立法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刑法在内的法律体系,其核心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的法律变通立法权;更重要的是人们对变通立法的内容和方式没有共识,实现的难度极大。司法路径具有充足的刑法理论基础,但存在着裁判标准不统一、裁判结果随意的问题。通过制定司法解释性质的地方指导性文件是目前刑事变通的有效路径,其具体内容包括综合性变通规定、“不以犯罪论处”和“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出罪方式以及效力范围上的属地管辖与属人管辖相结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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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数据保护模式的反思与求解

李扬, 苏艺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4): 255-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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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数据立法陷入绝对权保护模式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法”）保护模式的选择难题,主张绝对权保护模式的学者以绝对权为数据交易市场带来的安定性和激励效果为据,而主张反法保护模式的学者则强调反法的灵活性与数据特性的适配度。但从长远看来,目前学界讨论的焦点并不构成两种模式的实质差异,因数据的动态性和利益关系复杂性无法满足设权模式安定性目的,进而无法实现激励效果,而反法的灵活性也不会是永恒的状态,其必将在案例积累中逐渐归纳出较为具体、可预见性高的权衡规则,逐渐形成稳定的规则体系。两种模式的真实差异实际体现为对善意第三人的处置路径,前者依赖善意制度的引进,而后者通过行为不法性要件实现对交易安全的保护,鉴于后者的处置路径更具解释力,制度成本更小,应在商业数据领域适用反法保护模式。此外,对于商业数据界定之前置问题,可以在借鉴日本“限制提供的数据”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对“电磁管理性”等要件进行新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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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人侵权中过失相抵规则的类型化适用^*

欧达婧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4): 26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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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人侵权中过失相抵适用的重点与难点在于多个主体间的过错衡量方式及责任划分方式。首先应考量数侵权人与被侵权人之间的过错衡量,对此存在“整体衡量”与“分别衡量”两种方式。其次,应考量具体的侵权责任在数侵权人之间如何分担,对此存在连带责任与按份责任两种方式。对数侵权人与被侵权人之间的过错衡量与责任划分方式的适用应为递进式顺序。我国司法裁判对数人侵权中过失相抵的适用尚未出现较为完善的裁判思路,应结合《民法典》对不同类型数人侵权的规定,形成过失相抵在数人侵权中适用的类型化规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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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奈格里“主体性”解读的反思与批评——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机器论片段”

李雪阳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4): 276-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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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奈格里完成了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及其“机器论片段”的“主体性”解读,并撰成了《〈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一书。通过对以“机器论片段”为中心的多个文本的考察,我们认为,奈格里的“主体性”解读无疑有助于抗衡“令人窒息”的“经济主义”“客观主义”阐释,且使马克思“思想”呈现出一种应然的理论“完整性”,但由于这一解读路径过于强调“分离逻辑”主导下的劳动者“主体性”,从而不仅弱化了马克思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辩证性,而且使他力图颠覆“剩余价值规律”的反抗方案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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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第0卷, 第4期　刊出日期：2023-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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