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是当今全球经济竞争中的热点问题。演化经济地理学以企业与产业的动态性为第一原则,系统建构了研究区域产业演化格局、过程、机制的理论与实证框架。近年来,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视角不断转变,对区域产业演化新形式、新动能、新机制以及新的空间对象研究日渐成熟。演化经济地理学也开始与全球生产网络、可持续转型发展、地理政治经济学等领域融合发展,系统提升了对区域产业演化的解释力。在此背景下,面向“十五五”时期,中国新一轮区域产业发展与布局需以国家战略为导向,紧密结合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以多维邻近性框架为指引,平衡供给侧与需求侧关联演化,通过积极预期促进产业路径突破,构建起区域协调、韧性十足的产业网络,赋能统一大市场建设。

在全球地缘格局紧张加剧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背景下,推动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议题。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支撑,区域发展需实现“四个转向”,即发展导向从“增长至上”转向“福祉优先”、发展动能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经济结构从同质化转向差异化分工、主体功能从单一生产转向“三生”融合。沿海地区作为我国生产要素集聚分布的主要区域,推动实现从“数量”主导的经济增长转为“数量”和“质量”并重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对支持全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至关重要。“十五五”时期,亟须强化沿海地区“压舱石”地位,打造全国新质生产力引擎;依托科技创新,推动制造业由大到强攀高向优;优化沿海地区空间布局,形成协调发展新格局。

国家机关间共享个人数据属于对个人数据的处理行为,受《个人信息保护法》约束。但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告知同意”规则无法适用于国家机关的数据共享活动,且以“法定职责”和“公共利益”为依据的数据共享标准具有模糊性,导致难以精准界定以“履职需要”为目的的数据共享边界。为此,应以目的限制原则为核心,构建国家机关共享个人数据的规范框架。纵向维度上,通过对“法定职责/公共利益—行为目的”进行程序性解释,依据“场景—事由—功能”的递进式说明,厘定数据共享活动中的具体目的。横向维度上,以比例原则为标准,审视国家机关间共享个人数据的真实、决定性目的。在此基础上,以个人数据类型为依据,对共享目的的合理性、关联性进行审查：对私密数据采用“直接关联”标准,对一般数据采用“合理关联”标准,对基础数据采用“适度关联”标准,从而构建起目的限制原则适用的规范体系。

网络信息焦虑已成为影响青年社会心态的重要因素,体现了海量信息环境与个体适应能力之间的张力。现有研究多聚焦数字技术对青年心理影响的同质化效应,而忽略了数字不平等所引发的心态分化,尤其在是城乡数字接入鸿沟日趋弥合的背景下,数字使用差异对青年心态的形塑机制亟待深入探讨。基于5757份线上调研数据,本研究深入考察了小镇青年与城市青年在网络信息焦虑上的差异及其生成路径。研究发现,小镇青年比城市青年更容易产生网络信息焦虑,数字不平等是造成这一差异的关键因素。具体而言,数字素养的抑制作用和数字依赖的强化作用构成了网络信息焦虑产生的双向作用力,较低的数字素养和较强的数字依赖是小镇青年焦虑水平更高的重要原因,且数字依赖的影响更为显著。本研究揭示了数字不平等如何导致青年群体焦虑情绪的差异,为深化网络社会心态分层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涉及中央政府、省政府、特别行政区政府、城市政府等核心行动主体,受国家逻辑、区域逻辑、部门逻辑、重大平台逻辑等多重制度逻辑的共同作用。多重逻辑相互嵌套,或相辅而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或相互冲突导致规则衔接面临复杂利益博弈,影响规则衔接质效。调适大湾区规则衔接中不同制度逻辑的冲突,需深化跨域协同治理理念认知,促进制度性集体行动实践;激发目标驱动意识,塑造合作供给的协同核心与共生框架;疏通资源共享渠道,形成多方利益平衡格局;合理制定纵横对接的配套政策,建立联合攻关的弹性结构,共同推进大湾区建设向纵深发展。

作为体现理论自觉的标识性范畴,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是基于特定内容、话语以阐释中国理念的理论框架和表达体系,是具有原创性和解释力的理论产物。从认识论层面看,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础上的“真”,是以思想引领价值、文化传承价值、身份认同价值、国际传播价值为主要表现的“善”,以及在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中所呈现出的“美”,彰显出独特的认识论特质。从主体论层面看,引领主体、实践主体、传播主体,共同构成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主体。从价值论层面看,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蕴含着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话语叙事价值内核,体现了消弭西方话语范式依附的话语叙事价值塑造,呈现出打造国际话语权新坐标的话语叙事价值主轴,展现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话语叙事价值图景。从方法论层面看,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构成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哲学思维方法。这四个层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形成了一个内涵深刻、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从理论高度上推动了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理论构建。

智能驾驶作为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的前沿产物,正在重塑汽车产业与社会治理格局。然而,传统还原论思维下的规制模式已无法有效应对其系统性挑战,导致目标、规范、流程与权责等四重失衡困境,其本质是将复杂的智能驾驶规制拆解为孤立要素进行应对。因此,应引入系统观念并从理念、策略、工具和结构四个层面重构智能驾驶规制体系。在此基础上,应推进立法、主体和流程三大协同路径：立法协同通过统一立法与多法衔接构建整体性法律框架;主体协同通过政企合作与企业间协作实现风险共治;流程协同通过全周期联动实现研发、准入、运营、追责各环节的有机衔接。系统观念为智能驾驶规制提供了从要素分割走向系统整合的新范式。

海外学界明清性别史叙事批判将传统中国妇女视为受害者的国族主义叙事,关注妇女的主体能动性,倡导以女性视角重新审视历史,以及重视对社会性别象征维度的分析,从而展现一幅更具立体性的明清妇女社会生活画卷,既拓宽了历史书写的范围,同时也加深了人们对历史意义的理解。但是,海外学界明清性别史叙事为解构国族主义叙事,将任何视传统中国妇女为受害者的认识皆作为话语构建,其结果则是明显美化明清中国妇女的真实生存状况,且忽略近代中国妇女权利的诸多变化。构建更具包容性的性别史叙事,需要恰当处理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关系,并在事实和理念的多元互动中深入认识明清中国妇女生活实际。

基于对数字平台从业者与用户的质性研究,本文从可供性视角出发,从隐私的认知、摄取和呈现三个维度探讨个体隐私管理策略及隐私边界变动机制。研究发现,隐私边界的建构是一个动态的协商过程,平台技术的交互性、追踪性与可见性为用户隐私边界被拉伸或压缩的变化提供了可能性。本文从平台技术配置与互动策略的双轨共同切入,丰富了隐私社会学对个体日常数字生活的关注,揭示了平台技术与用户能动性互动下隐私边界的微观变动机制,为理解数字平台环境下的隐私管理提供了实证参考。

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枢纽经济已成为各地竞相培育发展的增长点和新动能。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水陆空多式联运的交通网络要道,是我国现代物流体系、现代商贸体系建设的交通骨干地区,也是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链接“双循环”的重要枢纽。枢纽经济在大湾区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其发展过程呈现实体基础夯实、枢纽偏好型产业集聚壮大、枢纽城市崛起和多类型枢纽融合四个阶段。发展枢纽经济,有助于激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新动能,提升全球价值链控制力、强化“双循环”战略支点、创新中国参与全球化模式。应立足推动实现由“物理枢纽”到“功能枢纽”再到“规则枢纽”的跃迁,处理好集聚发展与辐射扩散的关系,在集聚资源要素基础上做好牵引带动、优势转化;处理好传统枢纽与新型枢纽关系,在巩固提升传统优势中聚力打造新优势;处理好硬枢纽和软枢纽关系,在强化“硬软联通”中实现协同融合、互动并进;处理好对内辐射与对外架接关系,善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拓展发展新空间,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枢纽经济的集聚、增值和扩散功能,加快建设国际金融枢纽、区域信息枢纽、国际科创中心、高水平人才聚集地。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定性,关涉政府在土地出让环节的角色定位、土地出让市场的稳定以及土地资源利用的效率。国有土地承载着公权力代表的公共利益和市场主体代表的私人利益,两种利益交错影响着最高审判机关的态度,地方法院出现同案异判的现象。理论上出让合同定性难题可化解为民事合同与行政协议的区分标准问题,行政法学界已从最初的“主体说”和“目的说”向“行政法律关系说”靠拢;司法实践中审判机关开始倾向于以“行政法中的权利义务内容”为标准判断出让合同的性质。理论与实践的趋同,提供了确立判断标准的思路,即从合同文本与裁判规则中,提炼出“行政法中的权利义务”这一新的认定标准,从而补足民事合同理论的解释力,增强司法实践的引导力,为有效规范和调节土地流转行为、激活市场信心注入稳定的法治力量。

中国人口负增长是人口再生产方式转变长期积累的结果。本文以全国人口普查、1%人口抽样调查和年度人口变动抽样调查为基础,研究中国人口变动的新情况和新特点,研究发现,中国人口形势发生重大转变,总人口负增长进程加速启动。首先是死亡率从相对稳定向持续上升的转变,死亡因素成为决定人口负增长快慢的新力量。其次是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进入极低生育水平,生育水平从超低生育率向极低生育率的转变,开启总和生育率的1.0时代,出生人口数量持续、快速、稳定下降至1000万以下。再次是婚姻状态变化主要表现为晚婚、不婚和离婚,有配偶比例下降引起人口再生产连锁反应,第二次人口转变成为加速人口负增长的新机制。还有是死亡人口规模结构性持续上升和高龄化趋势明显。最后,通过孩次递进方法进行人口总量、结构预测,结果显示,总人口减少速度较快,到2050年总人口减少到12.68亿人左右。出生人口规模持续下降趋势不可避免,2026年继续下降到900万人以下,2050年预计出生人口不到740万人。老年人口比例2047年前后超过30%,与少儿人口比例之差逐渐加大,2048年起相差20%以上。

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叙事,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叙事研究向纵深发展的有益尝试,对于全面证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批判超越西方现代化话语及其叙事逻辑、探索破解我国现代化叙事的“古今中西之争”具有重要意义。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叙事,需要统筹“事实分析”与“话语建构”,通过深入考察中国共产党探索破解现代化问题、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历史进程和历史事实,描摹刻画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宏阔历史图景;通过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叙事、世界历史叙事、文明形态叙事,阐发讲述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深远历史意义。面向未来,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叙事建构,关键在于以唯物史观筑牢哲学基础,以大历史观拓展理论视野,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历史底蕴,以现代化共同特征凝聚广泛共识,以国际传播增强世界影响力。

学界以往多在中英冲突视角下研究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致使奉命护送使团南下的清朝官员松筠与长麟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关注。事实上,松、长二人在护送过程中通过安抚使团、向乾隆帝奏明英使“愧悔”等举措,在中英首次官方接触不甚愉快的背景下,一定程度改善了两国相互观感、缓和了紧张关系,对早期中英交往产生了重要影响。深入探究松筠与长麟行动的原因,与清朝宗藩体制及官僚君主制密切相关,这些制度性因素也是清朝君臣调适中英关系的重要基础。以陪同使团南下的中国官员松筠与长麟为视角,重新审视他们的角色与行动,可为理解早期中英关系的多元面向与冲突调适逻辑提供新的视角。

具有显著差异的广袤地域处于同一政治体统治之下,是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最根本的空间特质。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贡赋体制的有效运转,正是建立在对不同地区的差异化汲取、投入和跨区域调拨之上。从财政资源收支、储藏的分布和跨区域移动两个维度分析明清贡赋体制,可以揭示三大核心功能区（国都、关键军事前线、核心财源地）的位置关系如何奠定全国财政空间格局的骨架,以及财政调拨与民间商贸网络的深度互嵌关系。这有助于突破国家/市场二元对立概念的局限,还为理解传统中国大一统国家的自我强化机制提供了新思路。

语源学上的“义”假借于“宜”,凸显了义的蕴涵的协调性、切合性与对人、事、环境的适应性。人“化天理而义”表明,因为有义,才使得人的生命存在获得价值,让人成为一种义的存在。董仲舒以谊代义,使之处在五常之中却又超越五常、统领五常,又把义当作天道的有机成分,义之中包含着真理和力量。义的天理化使义获得绝对的属性和超验的高度,也使义从事务性的公平公正诠释中抽离出来而获得更大的普适性。“土若地,义之至也”,则要求效法地对天竭尽全力侍奉,而把对长辈的尊敬和顺从做到极致。阴阳灾异系统中的“义之至”则要求把倒置的阴阳次序纠正回去,让义获得充分呈现,把义发挥到最高的水准。董仲舒对义概念的这些独特规定,极大地丰富了儒家义的思想。

“几善恶”语出周敦颐《通书·诚几德第三》。对于这一话语的理解与诠释,后世儒者分歧极大。朱子将“几”释为人心隐微之际、念虑将发未发的瞬时状态,“几善恶”意谓人心所发之“几”兼有善恶两种趋势。而依王阳明、湛若水的理解,“几”为贯通寂感显微的良知本体的初萌状态,其性质应为至善无恶。在“几”的先天转向之思路的影响下,晚明、清初思想家对“几善恶”提出新释,对“几”兼有善恶的意见提出反驳,以期调适心学脉络下的“几善恶”说与朱子旧训之间的冲突。“几善恶”究竟意谓“几”兼有善恶抑或至善无恶?善恶关系究竟是由善统恶,抑或是善恶并峙?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诠释与辨析,既是对“几”进行本体论构建的理论尝试,也是对第一义工夫的不断追问。

王斑的新著《天下中国》（China in the World）系统论述“天下”与国际主义、世界主义和全球化等概念的联系与差异,指出这个“中国范畴”不仅具备思想性、古代性,更具有实践性、现代性。它在全球史研究的语境中重生,在国际关系方面,强调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并行不悖,在多民族国家内部,提倡多元一体、机能团结,超越了帝国以军事、经济抹平地方差异的粗暴做法,挑战了西方话语在界说世界格局和文化关系方面的垄断性,为“从世界思考世界”提供了新的可能。“天下”居安思危,带有充分的伦理抱负和责任道义,是我们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形势的重要思想资源和操作方案。

继现代大型购物中心或购物摩对社区商业的市场造成挤压之后,当代电商平台和网购的兴起进一步对实体店的消费市场构成重大冲击。尽管如此,线下社区商业并未完全消失。以往的社会学研究倾向于把商业从社会学研究中剥离出去,而商学研究往往只侧重对消费者在线上和线下消费的权衡进行微观分析,忽略了社会结构变迁的因素。文章试图从社会的感性化角度说明,社区商业是感性社区的组成部分,而感性社区是社区生活质量的内在组成部分;消费者行为并不完全是遵循理性选择的逻辑;具身感触性成为消费者选择社区商业的一个影响因素。

面对顾客投诉带来的工作压力,快递员在日常工作中逐渐分化出紧张工作型、听天由命型和积极进取型三种类型。文章依据快递员和顾客的熟识程度以及顾客对快递服务的响应程度将顾客区分为包容型熟客、计较型熟客、包容型生客和计较型生客。快递员在识别不同顾客类型的基础上,从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两个方面来识别并化解投诉。在服务态度方面,快递员通过区分顾客类型并提供相对应的服务态度来降低投诉;在服务质量方面,快递员通过事前预案、事中管理和事后补偿来化解投诉。这些都意味着快递员早在快件收派之前就在对快件和顾客分类基础上进行了全过程管理。然而,面对计较型生客,快递员仍需要提供良好的服务态度和高效的服务质量来应对。

中国近代围绕民政制度的设立,存在以传统治民思想为依托,及以西方政学知识为主导的中西路径争论。甲午战争前后,由于西学东渐和日本侵略带来的域外因素,传统“民政”语词概念发生变化,出现命名专门的民事管理机构与指称民众参政议政的西方“民主政制”的两种用法,造就了“中西路径”的观念分野。与此相应,至戊戌年间,朝野不同的政治立场和学识背景,使得各方对“民政”概念理解存在差别,在设制方案层面促成了“中西路径”双轨并进又有所扭缠的复杂现象。维新派方案不无融通中西的可能,但被戊戌政变打断进程。清末新政初期有所接续,而后民政部的设立又显示了别样的“西体中用”趋势,产生了新的路径抉择困扰。在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中,多方对“民政”各执一词,折射出对国家治理和民众管理之中西道路抉择问题的百般困惑。

从归化翻译视阈讨论美国学者葛浩德对徐訏小说的英文翻译具有一定学术价值。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徐訏的数部作品在20世纪60—70年代就由Eudora Yu、林语堂等人陆续翻译成英文出版,但均未产生足够影响。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葛浩德翻译的徐訏作品选集在2020年一经出版就迅速引发了专业评论家与普通读者的高度关注与好评。在倡导“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今天,这一案例值得我们加以借鉴讨论。葛浩德践行了英美翻译界通行的归化翻译,通过结合具体案例加以分析讨论,探索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更多可能性。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突出贡献之一是用唯物史观构建科学的中国通史叙事模式,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历史智慧。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尚钺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传统的经世致用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有机结合,在认识历史、研究历史、阐释历史的过程中,完成了学术领域的创造历史。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通史编纂坚持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相统一,在一般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中探索中国化的社会形态发展学说,构建了一整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通史撰述体系。同时,重视学术表达的通俗易懂,推崇集体项目的协作精神,坚持为人民群众书写历史,扩大了受众阶层和阅读群体,让学术服务于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历史之思与文化之源。

There is no shortage of opinion on the origin and reasons for the drama to call the female character “dan character.”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we believe that the appellation originates from “zhuang dan” in Wu dialect and Jianghuai Mandarin. When the drama originated, male actors playing female characters were called “hu dan.” Fang Yizhi of Ming Dynasty described it as “the man dressed up as a female character,” which is “zhuang dan” from later periods. This form of play was called “act a false woman” in the Tang Dynasty. In Song Dynasty, it was called “play the part of Mistress.” This form of play, from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o the present, has not been interrupted in fact. “Dan song,” which flourished in Han and Wei dynasties, was a kind of “guai melody” art, in which performers play a female character and sing in a male voice. And “dan music” may be a title for women to play the wind and percussion instruments that men are good at. “Dan (旦)” is the shorthand of “dan (妲)” or “dan (但).” Obviously, “zhuang dan” in the drama evolved from the word “hu dan.” The ancients thought that the appellation “dan” came from the folk language of the Jin and Yuan dynasties. In fact, this is the process of its spread rather than its origin. The original writing of “dan (旦)” is “dan (妲)” or “dan (丹).” It has its origins in Wu dialect, which means “makeup reddened the skin.” The so-called “zhuang dan,” derives from “when women improve their looks, powder is called ‘zhuang’ and paint is called ‘dan’.” “Dan (妲)” is a variation of the checked tone of “dan (丹),” which originates from Minzhe dialect and Jianghuai Mandarin.

The development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esents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while also introducing novel infringement risks. From a legal perspective, the following positions are advanced: First, regarding the regulatory model for infringement, Chinese law should adopt a prudent and inclusive approach,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promoting development through standardization and achieving standardization through development.” Infringement issues arising from generative AI should be addressed within the existing legal framework to avoid stifl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ith overly stringent regulations. Second, concerning the attribution of liability, a fault-based principle should be adopted, establishing clear and reasonable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fault based on the specific context and current technological standards. For adjudicating specific infringements, “safe harbor” rules should be applied by analogy to assess the fault of generative AI service providers. Furthermore, appropriate regulations should be designed to govern the collection and processing of publicly available personal information, sensitive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existing works by generative AI, as well as the application of deepfake technology.

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对传统侵权法理论已形成剧烈冲击。关于自动驾驶汽车侵权责任的承担,理论界主要围绕交通事故责任制度和产品责任制度的适用展开,但均存在相应缺陷,有待未来立法予以完善。一方面,就交通事故责任制度适用于自动驾驶情形而言,现有规范存在责任承担主体不明确、归责原则难以适用等问题,不论是否肯定自动驾驶汽车具有限制性的民事主体地位,未来立法均宜引入无过错责任的保有人责任制度,实现其与产品责任制度的衔接。另一方面,就产品责任制度适用于自动驾驶情形而言,现有规范存在产品缺陷认定困难、因果关系举证困难以及生产者免责抗辩存在争议等问题,未来立法需要明确不同产品缺陷类型下“不合理危险”的具体认定方式,宜采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减轻受害人举证负担,还需完善抗辩事由中的“产品投入流通”时点确认规则,并严格限定现有技术抗辩权的适用。

要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客观上要求对于中国当前三孩政策下的低生育形势及未来走势进行实证分析并采取积极行动策略。本研究基于生育意愿视角,认为要有效应对中国当前及未来的超低生育率,需要解决以下三个关键问题：科学研判三孩政策下低生育意愿的新特点与新趋势。基于2010年至2023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本研究发现三孩政策以来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呈显著下降趋势,1995年及以后出生的年轻一代育龄女性不仅生育意愿明显低于其他较为年长群体,而且自身生育意愿随时间推移“不升反降”,这一现象表明了中国未来生育水平很可能还会继续下降,值得高度警惕。人口发展战略与人口政策应充分体现生育意愿视角。基于以往人口治理的经验和教训以及顺应全球人口与发展最新理念的需要,生育意愿视角应贯穿中国当前及未来人口发展战略和人口政策研究和决策的全过程。构建基于生育意愿视角的更具包容性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不变的生育支持政策的人口发展战略应以千方百计提升过低生育率为目标,要重新树立微观层面育龄女性的主体地位,尊重其多样化的生育需求。具体而言,更具包容性的生育支持政策包括进一步拓宽人口政策空间、提升生育意愿、提高生育意愿向生育行为的转化这三个重要环节。要更好发挥生育支持政策的效力,还需要在人口与发展的伦理、人口政策合法性基础、生育意愿测量、对于年轻一代婚育意愿的跨学科研究等方面重点着力。

中国的老龄化和“未富先老”特征,对养老保险制度形成严峻挑战,也导致对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的担忧。诚然,从健全社会保险精算制度要求出发,保持对老有所养问题的忧患意识,未雨绸缪做足政策准备十分必要;然而,陷入担心养老金不足的“精算恐慌”也于事无补。应该着眼于依托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以及人工智能提高生产率的巨大可能性和确定性,秉持普惠、均等分享生产率的思路,更加积极地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本文揭示,即便在老龄化加深的趋势下,劳动年龄人口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仍然显著领先于老年抚养比的提高速度,这个领先优势还会因人工智能进一步强化。基于此,本文阐释人工智能时代养老保险模式的思路,特别指出第一支柱的核心地位,也强调了若干政策要点,如完善现收现付式的职工养老保险、把居民养老保险提升为社会养老金、推动个人养老金稳步健康发展等。

After the Kuomintang retreated to Taiwan in 1949, it relied on honoring Confucius and the anti-communist banner to legitimize its regime. However, by the mid-1960s, the institutional practice of honoring Confucius and granting privileged treatment to descendants of the Sage, established during the training administration era, fell into multiple predicaments of practice and ideology. In 1966, the Kuomintang education authorities implemented a policy of guaranteed university admission for lineal descendants of Confucius and hereditary Sacrificial Officials. Yet this policy met bureaucratic resistance, public backlash, university refusals, and supervisory corrections, triggering a large-scale controversy over educational privileges for descendants of Confucius. This incident forced the Kuomintang authorities to scale back the age-old Confucian sacrificial official system and reduce the special privileges afforded to the Sage’s descendants. It also comprehensively reviewed various preferential treatment systems for examinees with special identities under the symbolic framework of the “Great China” and the policy of “Recovering the Mainland.” This reflects the tensions between the legacy of ancient rituals and examination systems, special admission privileges versus educational equity, and social egalitarian ideas and official ideology under the Kuomintang authoritarian regime in Taiwan.

The fundamental issue facing labor law in the digital age is the reconfiguration of labor domination brought about by algorithmic control. Through algorithmic dispatching, dynamic pricing, rating and ranking, account control, and automated decision-making, platforms transform the traditional managerial authority of employers into a technology-based, data-driven, and concealed structure of domination, thereby challenging the traditional criteria for identifying subordination based on explicit commands, fixe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and contractual forms. The purpose of China’s labor law is to protect the lawfu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workers and to establish and develop harmonious and stable labor relations. Its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may be summarized as the theory of protecting the right to subsistence, the theory of redressing labor subordination, and the theory of all-round human development. The reconfiguration of labor domin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presents three challenges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purpose of labor law: the concealment of substantive subordination, the reduction of protection to a single dimension, and the superficiality of regulatory measures.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specific criteria for technological subordination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reshape the scope of protection; workers’ procedural participation should be guaranteed to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their agency; and the protection of workers’ right to development should be institutionalized through training obligations, data portability, and algorithmic labor impact assessments.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数字平台拒绝交易数据,形成横向封锁效应,提高下游市场竞争对手成本,抑制基于平台数据的创新,有必要引入反垄断法规制。“必需设施”模式主张数字平台具有开放必需数据的义务,这与平台数据的非排他特性相抵牾,与维护均衡状态的竞争相违背,难以实现制度运行成本最小化。基于经济层面数字平台呈现寡头垄断与迭代式创新的特性,政策层面增强平台国际竞争力的目标定位,实施层面实现错误成本最小化的要求,应回归“竞争影响”模式。为贯彻之,须以信息可替代性强弱认定数字平台的市场支配地位;竞争损害认定须重点分析隐私保护程度的下降和竞争对手获取、存储数据成本的提高以及创新能力减损;如平台数据中蕴含敏感个人信息及商业秘密,应适用违法性阻却。

关于“艺术生命”的论题,美国当代著名艺术哲学家苏珊·朗格提出“生命形式”理论,将艺术形式视为一种“生命形式”,并从有机性、运动性、节奏性、生长性四个方面对其进行了阐释。中国艺术哲学也从来不乏对“艺术生命”的强调,南朝谢赫提出的“气韵生动”理论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学说之一。二者虽根植于中西不同的文化土壤,且具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但二者对“艺术生命”的认识却遥相呼应,共同揭示了艺术的生命本体属性。本文以苏珊·朗格的“生命形式”理论与谢赫的“气韵生动”理论为例,深入探究中西方文化对艺术生命共通性的理解。通过中西艺术生命哲学的跨文化互证与融合,本文提出艺术生命包含“形式生命”与“精神生命”两个维度,尝试构建一个超越单一文化局限的艺术生命理论阐释框架。具体而言,本文从“有机之构”“流动之势”与“节律之感”三个方面详细阐述艺术的“形式生命”内涵,从中西各自文化视野出发探讨艺术“精神生命”的丰富意蕴,并从文化基质、本体认知、生成机制三个方面辨析中西艺术生命哲学的差异,为构建跨文化视域下的艺术生命理论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Nation in modern times had once involved the entanglement of dual approaches of French and German, with the former emphasizing unified sovereignty and conscious political will, while the latter emphasized the homology and identity of culture and even blood ties. Primarily following the French approach, the term of Nation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and then Japan as Chinese words “国” (kwǒ, state) or “国民” (kokumin, citizen) by the late 19th century. During the middle and late Meiji period, there was a shift towards the German approach, leading to the translation of Nation as “民族” (minzoku), which became entangled with concepts of race and ethnicity.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influx of new terms from Japan combined with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led to confusion about “民族” (minzu) and related concepts. Politicians and scholars like Liang Qichao and Sun Yat-sen, in light of historical traditions and practical circumstances of China, successively explored the connotations of Nation in the sense of wholly “中华民族” (zhonghua minzu) or “中华国族” (zhonghua guozu), and Gu Jiegang argued from various aspects of theory, history, and reality that “the Chinese Nation is the whole” in 1939. These efforts reflect early attempts to construct local autonomous discourse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of modern knowledge.

]论文基于礼物的馈赠与回报关系的视角,对高价彩礼的实践形式、影响及治理展开定性分析。研究发现,高价彩礼的多样化实践形式包括赤字型高价彩礼、均衡型高价彩礼和增益型高价彩礼。赤字型高价彩礼可能使婚姻生活面临困境,给家庭和社会带来多重风险和挑战;均衡型高价彩礼可能为婚姻稳定提供支撑、为家庭发展提供保障,但互惠平衡之下存在社会隐忧;增益型高价彩礼可能为婚姻幸福增添助力、为家庭发展增添动能,但婚嫁新风之下存在社会风险。不同类型的高价彩礼给个体、家庭和社会带来了差异化影响,这要求对高价彩礼进行分类化治理。综合施策与多元规制：对赤字型高价彩礼进行联动治理;合理引导与积极赋能：对均衡型高价彩礼实施精准治理;“化高为低”与回归本源：对增益型高价彩礼开展精细治理。

]本文尝试从影子教育发生的社会心理机制和群体文化效应为教育“内卷”提供解释。通过分析“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本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显著地影响了课外补习支出,但教育期望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课外补习支出的中介效应较小,而课外补习支出更多地来自同辈群体补习参与行为的影响。据此,本文认为家庭让孩子参与课外补习,更多的是在同辈群体补习压力下,为规避“补习掉队”而采取的策略。进一步分析发现“掉队规避”在不同群体间表现出异质性,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更易受到“掉队规避”的影响,“掉队规避”将扩大影子教育支出的差距。本文通过比较教育期望和同辈群体补习参与对家庭课外补习支出的相对影响大小,从两种社会心理机制分析我国教育“内卷”现象,并呼应了国家为影子教育降温所采取“双减”政策。

]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是新时代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任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旗帜性学科,其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水平直接决定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方向纯度、理论深度与实践力度。本文立足党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战略部署,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重点探讨并阐释了其主体性与原创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整体化与一体化、学科性与学术性的关系问题。唯有坚持守正创新,立足中国实践,回应时代课题,才能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提供坚实理论支撑,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The transition of the Inner Mongolian princes from the privileged “Manchu—Mongolian family” to the more egalitarian “Five ethnic groups republic” was not immediate, it required meticulous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an government. The Qing Dynasty implemented separate governance over the Mongolian banners, thereby preventing the consolidation of local force by princes-uniting. The Late Qing reforms diminished the privileges of the Mongolian banners, and the unexpected outbreak of the 1911 Revolution, coupled with the princes’ unfamiliarity with republicanism, led to their unification in an effort to control their own future. Outer Mongolian authorities seized the opportunity to ally with them, while Russia and Japan also redrew their spheres of influence in Manchuria and Mongolia, which led to the Eastern Mongolian princes’ rebellion and the passive stance of the Western Mongolian princes toward the Republic. However, due to their secret agreements, Russia and Japan limited their support for the Eastern Mongolian uprising. Meanwhile, the Beijing government, capitalizing on the hesitation of both Russia and Japan, swiftly reinstated certain privileges granted to the Mongolian princes during the Qing period and elevated the status of the Tibetan Buddhism leaders in Inner Mongolia to counteract Outer Mongolia’s influence. These facilitated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Forbidden City to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as the central symbol of political authority. Simultaneously, the government stabilized the situation with military presence, deployed propagandists to engage with the Mongolian banners in promoting republican ideals. Subsequently, the government convened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Inner Mongolia conferences in October 1912 and January 1913, respectively, which led to the princes’ endorsement of the Republic. In this sense, the Qing dynasty’s “non-republican” institutional legacy provided a transitional foundation for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concept of “the Republic of Five Ethnic Groups,” enabling China’s mode of ethnic unification to move away from the imperial-monarchical bond and toward a principle of equality.

During 1938-1939, the Eighth Route Army actively encouraged local armed forces east of the Taihang Mountains, including bandits, militia groups, local defense forces, village guard units, and inter-village alliances, to join the anti-Japanese resistance. This effort aimed to strengthen and expand guerrilla warfare behind enemy lines and achieved notable success. During this period, the willingness of these local armed forces to align with the Eighth Route Army was driven by a combination of nationalist resistance fervor and the pursuit of survival opportunities. However, due to variations in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across different regions, the specific motivations for their alignment with the Eighth Route Army were not entirely consistent. By examining thes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motivations, it is possible to reconstruct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how local armed forces accepted incorporation into the Eighth Route Army. This approach provides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nti-Japanese guerrilla force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North China behind enemy lines from 1938 to 1939.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and accelerating population aging trend, the times proposition of actively addressing population aging with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is not only rooted in multiple theories, including the Marxist “two kinds of production” theory, people-centered value orientation, methodology rooted in systematic thinking, and life-cycle perspective. It is also a forward-looking, holistic, and long-term strategic plan that scientifically grasps the laws of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nd is grounded in Chinese modernization practices. Furthermore, its core logic is to effectively shape and utilize high-quality population elements, characterized by abundant size, excellent quality, optimized structure and reasonable distribution, thereby promoting long-term balanced population development, stimulating and releasing the benefits of longevity, enhancing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and gender equality, cultivating a Chinese-characterized aging civilization, so as to consolidate the multi-dimensional foundation of actively addressing population aging in terms of population, material resources, services, society and culture. In the future, we need to prioritize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s our strategic focus and adopt a holistic approach that considers the entire population, the entire life cycle, and all aspects of human needs, and then improve policies for child-rearing support, lifelong learning education, social security, and elderly care services. These initiatives will help us systematically optimize Chinese-characterized proactive approach to addressing population aging, transforming population aging into a new driving force for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ultimately achieving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and shared prosper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