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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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叶中, 周鸿雁

广东社会科学. 2026, 0(1):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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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确立为“十五五”时期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对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提出更高要求。我国国家安全法治建设以人民安全为核心价值,这不仅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安全基本规律的深刻认识,体现了党执政为民理念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要求,而且彰显出中国国家安全法治目标的价值排序。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是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核心价值的重要制度载体,它内含集体安全与个体安全相统一的制度理念,构建起依托国家权力保障人民安全的制度框架,并通过以国家机关依法履职为中心的运行机制,为维护人民利益提供了制度支撑。新时期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必须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通过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环节切实保障人民的利益与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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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

蔡昉

广东社会科学. 2026, 0(1): 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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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老龄化和“未富先老”特征,对养老保险制度形成严峻挑战,也导致对养老保险基金可持续性的担忧。诚然,从健全社会保险精算制度要求出发,保持对老有所养问题的忧患意识,未雨绸缪做足政策准备十分必要;然而,陷入担心养老金不足的“精算恐慌”也于事无补。应该着眼于依托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以及人工智能提高生产率的巨大可能性和确定性,秉持普惠、均等分享生产率的思路,更加积极地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本文揭示,即便在老龄化加深的趋势下,劳动年龄人口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仍然显著领先于老年抚养比的提高速度,这个领先优势还会因人工智能进一步强化。基于此,本文阐释人工智能时代养老保险模式的思路,特别指出第一支柱的核心地位,也强调了若干政策要点,如完善现收现付式的职工养老保险、把居民养老保险提升为社会养老金、推动个人养老金稳步健康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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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五”时期推进我国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基础、主要思路与政策建议^*

黄群慧, 李芳芳

广东社会科学. 2026, 0(1): 2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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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深度内嵌于全球工业化进程,既遵循以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分工深化为核心的工业化共性规律,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特色。“十五五”时期推进新型工业化,是对“十四五”时期已基本实现的传统意义工业化基础上的深化,我国为此已积淀形成雄厚的发展根基。“十五五”时期,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高质量发展要求贯彻到新型工业化推进全过程,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强化与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协同,着力培育绿色生产力,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统筹发展与安全,并践行共享理念。为此,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稳定制造业合理规模,培育中国制造“技术+规模+体系”的“全面优势”,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升工业基础能力,优化新质生产力布局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支撑城乡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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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高质量发展空间格局^*

谢地, 钟玲玲, 贺城

广东社会科学. 2026, 0(1): 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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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是构建高质量发展空间格局的重要战略举措。我国重大生产力布局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布局理论,吸收空间经济理论的有益成分,立足于不同发展阶段所面对的主要矛盾,旨在对关键性、战略性生产系统进行空间配置,进而解决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与关键性瓶颈。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重大生产力布局相继经历了以恢复国民经济、应对战争威胁、锚定经济建设、贯彻科学发展观、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五个阶段,演进脉络表现为从应对单一问题、针对单一目标、依赖单一机制向迎接系统挑战、实现多元协同、彰显制度优势而转变,与构建高质量发展空间格局要求具有内在一致性。立足新发展阶段,应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近期与长远、统筹区域协调的原则,完善顶层设计与制度安排,并从微观、中观、宏观层面协同发力,持续优化这一系统工程,扎实推进构建高质量发展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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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方向与建议^*

李晨, 张可云

广东社会科学. 2026, 0(1): 5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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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对推动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当前,伴随国内外发展环境的深度调整,纵深推进区域协调发展面临一系列难题和挑战,主要包括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区域发展带来新冲击、城镇化进程放缓叠加人口总量下降形成新压力、破解多种特殊类型地区发展困境亟需新动力、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需要新思路。“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需高度重视现存挑战,以构建一体化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规范化的区域战略实施体系、专业化的区域政策体系和均衡化的城镇体系为原则和方向,以提高战略实施的有效性为重要抓手,不断推动区域战略联动融合、完善区域管理制度基础、增强区域政策专业性以及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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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理论·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和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逻辑^*

徐奉臻

广东社会科学. 2026, 0(1): 6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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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缘何、以何、如何三个角度出发,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和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有助于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的思想引领力、内生动力和文化定力。契合–结合的文化观筑牢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所形成的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新图景;适应–协调的文化观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运行机理,表达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的基本规律;包容–互鉴的文化观标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驳斥了国强必霸的西方文化逻辑,为推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认知基础和科学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贯彻“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守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是在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生机活力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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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艺术生命哲学互文性阐释——以苏珊·朗格“生命形式”理论与谢赫“气韵生动”理论为例^*

包玉姣, 滕守尧

广东社会科学. 2026, 0(1): 7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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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艺术生命”的论题,美国当代著名艺术哲学家苏珊·朗格提出“生命形式”理论,将艺术形式视为一种“生命形式”,并从有机性、运动性、节奏性、生长性四个方面对其进行了阐释。中国艺术哲学也从来不乏对“艺术生命”的强调,南朝谢赫提出的“气韵生动”理论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学说之一。二者虽根植于中西不同的文化土壤,且具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但二者对“艺术生命”的认识却遥相呼应,共同揭示了艺术的生命本体属性。本文以苏珊·朗格的“生命形式”理论与谢赫的“气韵生动”理论为例,深入探究中西方文化对艺术生命共通性的理解。通过中西艺术生命哲学的跨文化互证与融合,本文提出艺术生命包含“形式生命”与“精神生命”两个维度,尝试构建一个超越单一文化局限的艺术生命理论阐释框架。具体而言,本文从“有机之构”“流动之势”与“节律之感”三个方面详细阐述艺术的“形式生命”内涵,从中西各自文化视野出发探讨艺术“精神生命”的丰富意蕴,并从文化基质、本体认知、生成机制三个方面辨析中西艺术生命哲学的差异,为构建跨文化视域下的艺术生命理论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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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叙事的历史解释作用——基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形式化因果推断的批判性考察^*

齐磊磊, 李晨曦

广东社会科学. 2026, 0(1): 8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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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迪亚·珀尔提出的“因果之梯”理论为推断因果关系提供了形式化、层级化的分析框架,但其植根于形式逻辑与统计模型的方法底色,使其在解释复杂的历史事件时仍面临适用困境。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为例,唯物史观叙事中的社会历史结构不能被解读为“观察”所能把握的关联网络;历史主体的能动性是嵌入具体社会关系并在结构性约束中展开的实践活动,无法被“干预操作”简化为单一的历史因素;而基于矛盾运动对历史趋势的科学预见,亦不同于“反事实”层对虚拟情境的逻辑推演。唯物史观叙事通过辩证的、历史的和科学的分析,既揭示了形式化因果模型在历史领域的局限性,也在历史哲学层面彰显了其理论科学性与当代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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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满蒙一家”到“五族共和”：内蒙古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转型历程

张临希

广东社会科学. 2026, 0(1): 9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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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王公由特权性“满蒙一家”转向平等性“五族共和”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清朝与民国政府适时的衔接运作。清朝分治蒙旗以防范王公联合形成地方势力,但清末新政削减其传统特权、辛亥革命骤起以及对“共和”的陌生,迫使王公们产生联合自主的趋势。外蒙古库伦当局趁机拉拢内蒙古各旗,俄日两国也在“满蒙”重划势力范围,导致部分东部王公联合举事、西部王公消极对待民国,边疆危局亟需应对。在制度建设方面：北京政府参酌前清旧制恢复王公特权,又提高内蒙古宗教领袖地位以抵御外蒙古当局的拉拢,使总统府取代紫禁城的中心意象;在应急处置方面：北京政府趁俄日互相牵制之际,借助清末新政时期在内蒙古所设州县布防新军平复危局,遏止俄日干预,再组织慰问员深入蒙旗宣传共和,并顺势于1912年10月、1913年1月依次召集东部、西部王公会议,促使内蒙古拥护民国,成为边疆制度建设的样本。在此意义上,清朝“非共和”旧制度为民国“五族共和”新观念提供了转型支撑,让中国的多民族统一方式告别封建皇权纽带,迎接平等共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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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困局：中华革命党山东讨袁之役的策动、组织与社会基础

王琛

广东社会科学. 2026, 0(1): 11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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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中华革命党山东讨袁之役的受挫,是中华革命党自身反袁方略失误、组织整合失效以及“联日反袁”军事行动悖离社会民意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二次革命”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山东省内虽然存在反对袁世凯的革命力量,但相对分散弱小,并遭受到北京政府与占据青岛控制胶东的德、日当局的长期联合围剿。正因基础薄弱,加之中华革命党的反袁方略几经变动,内部的畛域歧见时隐时现,山东讨袁行动未能得到中华革命党本部的充分重视,缺乏资金支援,革命的客观条件远不够成熟。尽管后来在日本改变对华政策、转而援助革命党人的背景下,反袁斗争形势发生变化,但前期革命党组织整合中的隐患却在反袁军事行动中彻底爆发：讨袁军分裂为代表中华革命党本部、占领潍县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和代表山东本土革命力量、占领周村的山东护国军两大部分,此外尚有其他若干力量从革命阵营中不断分离出去,各自内部也难以统一。更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分属于哪一阵营的山东革命党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当时国内日益高涨的反日民族情绪与对地方经济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维护,使得革命迅速失去社会基础和道义合法性,陷入极大的被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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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传统的奠基、赓续与转型——以1940年代以来南泥湾稻作史为中心的讨论^*

付宝琦, 赵兴胜

广东社会科学. 2026, 0(1): 126-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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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生产运动中的一面旗帜,南泥湾因八路军三五九旅极富传奇色彩的屯垦故事而闻名于世,此地之所以被冠以“陕北好江南”的美誉,与水稻的成功引种密不可分。抗战时期,水稻由部队中的南方籍官兵最先种植,在数年内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奠定了南泥湾的稻作传统,并赋予水稻革命传统象征意义;集体化时期,在革命传统精神的影响下,加之农业战略推进、制度保障的完善和劳动力、资金、技术的投入改进,南泥湾稻作传统在赓续中有所发展;改革开放后,南泥湾稻作顺应市场经济规律不断调整,价值体系和传播空间日益拓展,为地方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注入动力。历史上南泥湾的稻作虽屡有起落兴衰,但其传统从未中断,基于南泥湾稻作史的长程梳理与分析表明,革命传统的形成和延续有其生态环境基础、政治组织保障和历史文化基因,尤其离不开广大基层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持续追求与向往,只要这些因素不变,革命传统便不会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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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1939年敌后民间武装接受八路军收编的动因——区域比较视野下的考察^*

邹铖

广东社会科学. 2026, 0(1): 139-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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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1939年,八路军为更好坚持与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积极推动太行山以东的土匪、民军、保家民团、乡队及联庄会等民间武装走上抗日道路,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这一时期,民间武装向八路军靠拢,是民族主义抵抗热情和寻求出路需求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不过,由于各区域政治力量格局有所区别,不同区域民间武装向八路军靠拢的具体动因并不完全一致。以这一具体动因的区域性差异为线索,重建民间武装接受八路军收编的史实,有助于深刻认识1938—1939年中共领导下的华北敌后抗日游击武装发展壮大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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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女性角色扮演者称“旦”之源流及缘由考论^*

王福利

广东社会科学. 2026, 0(1): 15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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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戏曲将扮演女性者称作“旦角”之来源及缘由问题,众说纷纭,讫无定论。据相关文献,我们认为该称谓当源自吴方言、江淮官话之“妆旦”。散乐、百戏及戏曲起源时,男伎扮演女性角色被称曰“胡妲”,明方以智释其为“汉饰女妓”,即后世之“装旦”。该扮演形式在唐时称曰“弄假妇人”,宋时则曰“乔宅眷”“乔师娘”等,其艺明清及今实未曾间断。相对而言,曾于汉魏盛极一时的“但歌”,则或为女饰男腔的“乖调”艺术,而“但乐”或为女子演奏男性所善吹奏类、击打类乐器之谓。“旦”既是“妲”的省文,也是“但”的省文。显然,戏曲之“装旦”由“胡妲”一词演化而来,古人或认为“旦”之称谓出自金元市语,今天看来,这一说法实为其流而非其源。“旦”初始写法为“妲”或“丹”,缘于吴方言的“饰色令赤”曰“丹”。所谓“妆旦”,“妇女冶容,敷粉曰妆。施胭脂,呼如妲”,而“妲”复为“丹”之入声通转而来,其称本源自闽浙、江淮官话之土音、土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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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必引经：两汉文的“尊经”意识与演进省思^*

田胜利

广东社会科学. 2026, 0(1): 166-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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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文的书写富有浓厚的“尊经”意识,这一时期也是文学宗经传统的重要生成期。宗经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条红线,所形成的文学传统要义可从三个维度展开,一是行文操作层面之引经据典的文学笔法传统,二是行文目的层面之经世致用的文学价值传统,三是行文原则层面之依经立义的文学批评传统。汉代文学宗经是儒学居于社会主导地位的反映,该传统的生成依托于经学昌盛的生态文化,频次殊高的文学作品践行,以及贯穿历史长河的文学流风。汉代“尊经”意识融织于中国文学传统的流变中,在文学史上具有多重而深远的意义,为经学进入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领域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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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口高质量发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

陆杰华, 孙杨

广东社会科学. 2026, 0(1): 17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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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和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的背景下,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推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时代命题孕育于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系统观念的方法论以及全生命周期的重要视角,是科学把握人口发展规律、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前瞻性、全局性、长期性战略谋划。其内在逻辑在于塑造好、发挥好总量充裕、素质优良、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等高质量人口要素,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激发和释放长寿红利,增进代际公平和性别平等,培育中国特色老龄文明,夯实积极老龄化的人口、物质、服务、社会和文化等多维基础。以人口高质量发展为战略核心,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全方位视角出发,完善生养育支持、终身学习教育、社会保障与养老服务以及老龄人口发展支持等“五大”体系,系统优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国方案,将人口老龄化转化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力,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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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负增长背景下的人口新态势与未来发展趋势研究^*

张丽萍, 王广州

广东社会科学. 2026, 0(1): 19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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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负增长是人口再生产方式转变长期积累的结果。本文以全国人口普查、1%人口抽样调查和年度人口变动抽样调查为基础,研究中国人口变动的新情况和新特点,研究发现,中国人口形势发生重大转变,总人口负增长进程加速启动。首先是死亡率从相对稳定向持续上升的转变,死亡因素成为决定人口负增长快慢的新力量。其次是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进入极低生育水平,生育水平从超低生育率向极低生育率的转变,开启总和生育率的1.0时代,出生人口数量持续、快速、稳定下降至1000万以下。再次是婚姻状态变化主要表现为晚婚、不婚和离婚,有配偶比例下降引起人口再生产连锁反应,第二次人口转变成为加速人口负增长的新机制。还有是死亡人口规模结构性持续上升和高龄化趋势明显。最后,通过孩次递进方法进行人口总量、结构预测,结果显示,总人口减少速度较快,到2050年总人口减少到12.68亿人左右。出生人口规模持续下降趋势不可避免,2026年继续下降到900万人以下,2050年预计出生人口不到740万人。老年人口比例2047年前后超过30%,与少儿人口比例之差逐渐加大,2048年起相差2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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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孩政策下的低生育意愿与更具包容性的生育支持政策^*

王军

广东社会科学. 2026, 0(1): 206-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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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客观上要求对于中国当前三孩政策下的低生育形势及未来走势进行实证分析并采取积极行动策略。本研究基于生育意愿视角,认为要有效应对中国当前及未来的超低生育率,需要解决以下三个关键问题：科学研判三孩政策下低生育意愿的新特点与新趋势。基于2010年至2023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本研究发现三孩政策以来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呈显著下降趋势,1995年及以后出生的年轻一代育龄女性不仅生育意愿明显低于其他较为年长群体,而且自身生育意愿随时间推移“不升反降”,这一现象表明了中国未来生育水平很可能还会继续下降,值得高度警惕。人口发展战略与人口政策应充分体现生育意愿视角。基于以往人口治理的经验和教训以及顺应全球人口与发展最新理念的需要,生育意愿视角应贯穿中国当前及未来人口发展战略和人口政策研究和决策的全过程。构建基于生育意愿视角的更具包容性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不变的生育支持政策的人口发展战略应以千方百计提升过低生育率为目标,要重新树立微观层面育龄女性的主体地位,尊重其多样化的生育需求。具体而言,更具包容性的生育支持政策包括进一步拓宽人口政策空间、提升生育意愿、提高生育意愿向生育行为的转化这三个重要环节。要更好发挥生育支持政策的效力,还需要在人口与发展的伦理、人口政策合法性基础、生育意愿测量、对于年轻一代婚育意愿的跨学科研究等方面重点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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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自主回忆与赋比兴诗学——兼及人的精神世界

刘亚秋

广东社会科学. 2026, 0(1): 218-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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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记忆视角与中国诗学的赋比兴叙事并置,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相互说明和阐释的关系。在非自主回忆视角下,赋比兴中的“比”和“兴”之间明显具有时间关系。其中,以“兴”最难以说得清楚。以非自主回忆为方法,可进一步明晰“比”和“兴”的过程。不仅“兴”有时间维度,“比”也是处于时间之中的。在非自主回忆过程中,主体在似曾相识的感觉中,在记忆中找到了那个可“比”之物,呈现的是主体不由自主的“比”。以非自主回忆为方法,可更深入认识作为生命状态的“兴”。它提供了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理,而这涉及生命的诗学和社会的诗学。中国传统诗学多在情感、审美以及伦理角度讨论赋比兴,而引入记忆视角后发现,我们更可以在赋比兴的铺展中有步骤地探索人的精神世界的本质与真相,贯通艺术精神与社会精神,进而丰富有关人之存在的社会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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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整饰：发廊青年工作与生活的身体化实践^*

卫小将, 石娟

广东社会科学. 2026, 0(1): 23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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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理发”向现代“美发”的转型催生了一个新的就业群体——发廊青年。他们的工作愈发呈现出互动性和展演性。他们除了提升理发技艺之外还要丰富身体资本,通过身体整饰应对市场变化和需求。鉴于该群体的职业化程度高度依赖以身体为媒介的互动与表演,且相关实践在工作与生活场域交错发生,理解其专业形象的建构必须回到其微观情境展开考察。基于此,本文以身体为核心,进一步区分了发廊青年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的双重身体整饰实践,并发现：在工作时空,发廊青年主要运用时尚具身化和多维度身体互动的身体整饰策略形塑身体资本;在非工作时空,他们则通过媒介化整饰以及购买消费符号等“类中产”审美实践与社交演出不断延续并维护其在工作中形成的身体形象,展现出一种持续性的职业展演。由此可见,双重整饰既是空间上的差异策略,也表现为身体资本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循环性、协同性与延续性。同时,发廊青年的整饰行为也呈现出过度整饰的倾向：一方面,这种过度整饰使他们的工作与生活边界逐渐模糊,生活世界被异化为“工作世界”;另一方面,整饰实践并未实质改变其社会坐标,反而加剧了身体的客体化与商业化,或许是一种个体的“虚拟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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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侵权风险及其应对^*

王利明

广东社会科学. 2026, 0(1): 247-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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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在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侵权风险。法律上应持如下应对立场：在侵权规制模式上,宜恪守审慎包容的监管态度,坚持“发展中规范,规范中发展”这一理念,避免过度严苛的监管扼杀新兴技术的生机,并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解决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侵权问题。在侵权归责原则上,宜采纳过错责任原则,可围绕场景化、现有技术等构建科学合理的过错认定标准。在具体侵权的应对上,宜类推适用避风港规则认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主观上是否具有过错,并规范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已公开个人信息、敏感个人信息和已公开作品的收集处理行为,还应当规制深度伪造技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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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汽车侵权责任的承担：实践困境及其破解^*

石冠彬

广东社会科学. 2026, 0(1): 259-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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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对传统侵权法理论已形成剧烈冲击。关于自动驾驶汽车侵权责任的承担,理论界主要围绕交通事故责任制度和产品责任制度的适用展开,但均存在相应缺陷,有待未来立法予以完善。一方面,就交通事故责任制度适用于自动驾驶情形而言,现有规范存在责任承担主体不明确、归责原则难以适用等问题,不论是否肯定自动驾驶汽车具有限制性的民事主体地位,未来立法均宜引入无过错责任的保有人责任制度,实现其与产品责任制度的衔接。另一方面,就产品责任制度适用于自动驾驶情形而言,现有规范存在产品缺陷认定困难、因果关系举证困难以及生产者免责抗辩存在争议等问题,未来立法需要明确不同产品缺陷类型下“不合理危险”的具体认定方式,宜采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减轻受害人举证负担,还需完善抗辩事由中的“产品投入流通”时点确认规则,并严格限定现有技术抗辩权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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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偏颇行为撤销制度的理论基础与规范构造

王泳涌

广东社会科学. 2026, 0(1): 272-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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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偏颇行为撤销制度是基于债务人破产的前提而对其所有权自由的限制。虽然破产偏颇行为非因破产法上的原因,没有任何其他的效力瑕疵,但仅是因为债务人破产的发生其就具有了可责性。偏颇行为撤销制度是民法基本原则之平等原则在破产法上的投射,该制度从理论上兼具功能层面、利益层面和价值层面的三重正当性。而在规范构造上,偏颇行为撤销权人行使的是破产法上所特有的撤销权,该撤销权不应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有优待相对人之认识,同时,应当设置易于举证的状态要件、长度合理的时间要件,并且采用列举加兜底方式设定行为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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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 第0卷, 第1期　刊出日期：2026-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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