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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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

广东社会科学. 2025, 0(5):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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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经验看,中国处在从中等收入阶段转入高收入阶段的特殊时期。近年我国在高收入经济体门槛外徘徊,表明要有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意识,应把保持必要增长速度摆在更加重要位置。现阶段的消费不足,是一种结构性偏差,受到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体制性因素的影响,需要重点关注全社会储蓄率过高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覆盖人口的养老金收入水平过低对消费增长的制约。分析现阶段的消费不足问题不能泛泛而论,要明确重点和痛点,区分源头性问题和派生性问题,推动以农民工为重点的保障性住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体系、城乡生产要素双向流动等领域的结构性改革。“十五五”时期是实现经济增长动力向创新与消费驱动转变的关键时期,要加快需求侧、要素侧、产业侧改革协同发力,助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经济运行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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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经济学：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文基因^*

周文, 李吉良

广东社会科学. 2025, 0(5): 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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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基因是现代化道路分野的文化密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根基,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力量。人文基因的觉醒标志着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从被动适应自然转为主动改造社会,是开启现代化的思想动力。从中西方现代化道路对比来看,西方现代化的人文觉醒肇始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却在人文衰落中走向了现代化危机。近代中国的人文觉醒则是在内忧外患下被迫觉醒的过程,在中华文明的支撑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领下重塑了文化主体性。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从关键着力点来看,激活人文基因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在于正确理解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关键难点在于以人文经济学推动文化和经济的融合发展,并以“两个结合”推进现代化建设为实现方向。因此,要着力推动人文基因的实践转化,探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路径：在效能提升上,要以人文传统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动能转换上,要以人文经济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在话语重构上,要以人文理念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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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区位导向性政策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来自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证据^*

廖丽萍

广东社会科学. 2025, 0(5): 3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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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协同推进的新发展阶段,探讨绿色转型目标下的区位导向性政策对企业劳动要素收入分配的作用尤为重要。依托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利用1998—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从微观视角考察绿色区位导向性政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结果表明：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有正向效应,作用机制包括促进绿色创新、提升人力资本、优化生产效率、缓解要素错配等方面。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对劳动密集度较低、第二产业、市场集中度较高和西部地区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效应更显著。该政策还可提升各城市劳动收入份额,并缩小区域间劳动收入份额差距。对此,需结合各地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建设等情况因城施策,为具有生态工业发展优势的企业提供配套扶持,创造良好行业竞争环境,助力企业盈利模式转变和劳动收入份额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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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跨产业流动与环保税政策效应——基于DSGE模型的短期波动分析^*

王凯风, 赵细康

广东社会科学. 2025, 0(5): 4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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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掌握劳动力流动对环保税政策效应的动态影响,构建了考虑创业活动和劳动力跨行业流动的DSGE模型,在短期波动情形下分析了劳动力跨产业流动及其摩擦、阻力对环保税政策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短期内增强环保税的征收强度（环保税率正向随机冲击）能够推动高污染行业减排、改善环境,并激励低污染产业创业、抑制高污染产业创业、引导劳动力向低污染行业转移,从而优化环保税的污染减排效果。然而,上述冲击也会加剧就业与产出波动,给经济带来更大下行压力。通过促进劳动力流动（压缩低污染产业求职成本）和扶持创业（减少低污染产业创业成本）,可进一步激发低污染产业创业热情,促使更多劳动力从高污染产业流向低污染产业,从而更大程度强化环保税污染减排效果。如果环保税率保持稳定,上述劳动力流动促进措施、创业扶持措施能够在减少污染的同时控制环保税的社会福利代价,可视为环保税的有益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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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观视域中人工智能的当代特征与演进趋向^*

肖峰

广东社会科学. 2025, 0(5): 5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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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和行是人类在智能支配下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两种基本活动,由此也将人的智能区分为认知智能与行动智能。人工智能是对人的智能的模仿,是要制造出能像人一样思考（认知）和行动的机器,因此人工智能也可基于知行相异而区分为人工认知智能和人工行动智能。目前人工智能的主导发展领域是人工认知智能,取得了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极为显著的成果,而以自动驾驶和机器人（尤其是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人工行动智能则相对滞后,呈现出人工智能发展“知行分离”且“知易行难”的当代特征,成为哲学知行观的一种技术折射和工程阐释。人工智能的未来趋势无疑是两种AI的协同发展和均衡进化,形成“知行融合”（认知和行动功能一体化）的AI新形态。这既是人类对更高水平AI的必然追求,也是知行关系最高境界在人工智能载体上的完整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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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精神生产：智能化变革的双重逻辑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

刘伟兵

广东社会科学. 2025, 0(5): 6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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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生产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人工智能时代会出现人工智能精神生产和原有精神生产智能化的变革趋势。人工智能时代精神生产智能化变革在科技逻辑和应用逻辑影响下,将会增强精神生产的生产性,提高科技在生产力中发展应用的水平,极大丰富精神产品,为精神生活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技术可能。但是受资本逻辑影响,人工智能时代精神生产还可能具有侵蚀人的生命政治的趋向,出现新的资本抽象统治方式。基于此,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在坚持党的领导,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驾驭资本逻辑,具有了让人工智能时代精神生产真正助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构一个技术形态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可能。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新的科技趋势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更好地实现了自身发展,并加速精神生产的智能化变革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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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儒学传统与退溪学——基于东亚儒学发展的思想史大视野^*

黄俊杰

广东社会科学. 2025, 0(5): 7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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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溪学在东亚儒学传统中的历史地位与价值,应从思想史的宏观视野予以衡论。“东亚儒学”的提法既着眼于突破20世纪以国家为框架的儒学研究之局限,更将儒学作为建构21世纪新人文精神的价值根基。在东亚儒学发展过程中,中、韩、日各国儒学有其发展连续性与思想相似性,最常见的是“脉络性转换”现象,既“寓一于多”又“纳多为一”,最重要的动力在于各国儒者的经典诠释事业,最终使得东亚儒学迭创新义、日新又新。李退溪是东亚儒学史上最具独立思考力的朱子学大师,是朱子学进入朝鲜最重要的“中介人物”,他对朱子学的创新突出表现在：（一）“理自用”说对朱子的“理无造作”说而言乃一大创新,可视为东亚朱子学中之“理”从“存有”到“生成”的转向;（二）提高了南宋儒者真德秀《心经》之地位,将其置于《论语》之前,并作为读书次第之首,弘扬朱子学中的“心学”面向,反映了朱子学中“心学”思潮的壮大。退溪学为朝鲜朱子学建立了典范,在东亚儒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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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工夫论视域下“自我”与“无我”关系的三重意义^*

张锦枝

广东社会科学. 2025, 0(5): 9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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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中自我与无我的意义互相蕴含,既是理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理学系统自我调节和防范流弊的典范。自我与无我在理学工夫论中包含三层意蕴：理学发展了孟子德性自我的内涵,且将性命安立于德性自我,摒除情欲之我,是以无我成就纯粹自我;进而以德性自我为目标,同时在工夫上防止执着德性自我所带来的偏蔽,反向确证自我的主体性,此无我即有我;最终在德性自我成就的基础上,再度承认个体气禀的差异,尊重个体情感与欲望的合理性,让个体既能循理又回复个体本身,物各付物。这三层意蕴体现了理学功夫之重主体性与去主体性并存,普遍性与个体性并重的特质,表明了防范自我的形下堕落或形上蹈虚是理学系统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回应了学界对理学关于人类自我中心和泛道德主义等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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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祖国抗战的后援基地（1937—1941）

莫世祥

广东社会科学. 2025, 0(5): 10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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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爆发后,香港依托特殊地缘与政治区位深度融入祖国抗战体系,形成多元联动的后援格局。物资转运方面,抗战初期军火等战略物资经由广九铁路运入内地,形成陆上“抗战之命脉”,广州沦陷后,改以海运到越南海防港、缅甸仰光港,形成水上“抗战之命脉”。日军逼迫英国关闭滇缅公路及占领海防后,抗战物资通过香港集中水运到今深圳沙鱼涌再陆运到韶关,由湘桂铁路运往西南后方;文化动员方面,内地南下文化人士与本港群体协同,以报刊、话剧、电影、歌曲等文艺作品为载体构建宣传网络,使香港成为辐射海内外的抗战文化传播高地;爱国力量聚合方面,香港以罢运日货、众筹资金、前线参战等实践行动凝聚抗战力量,成为国共协作与侨胞支援的重要纽带。这些爱国行为与物资转运、文化动员相互支撑,推动香港在太平洋战争前成为兼具物资补给、文化传播与爱国实践价值的复合型后援基地,诠释了香港与内地协同抗战的独特形态,为理解香港与祖国命运联结提供了关键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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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对粤北的战略部署及其实施^*

钟健

广东社会科学. 2025, 0(5): 119-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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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族抗战时期,受华南抗日局势与国共关系演变影响,粤北在中共华南战略布局中的角色历经多次调整。日军侵粤前,中共广东省委执行中共中央大力发展党员的决议,深耕外县工作,推动粤北党组织重建并打下初步基础。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省委机关转移至韶关,原本组织基础薄弱的粤北跃升为广东党组织的中枢;但由于国民党军政势力也聚集于此,省委将其定位为国统区后方据点,聚焦统战工作以积蓄力量。1939年夏,国民党广东当局掀起反共逆流,粤北首当其冲。尽管广东党组织积极采取措施应对,但因缺乏武装与根据地依托,遭遇“粤北事件”,被迫在国统区停止活动。1944年秋,日军发动第三次粤北会战,粤北全境沦陷。中共中央未雨绸缪,指示广东党政军“创造南方局面,成为制止内战之一翼”,开辟五岭根据地。然而,广东党组织长期在粤北发展曲折、艰难处境,无法为东江纵队北上提供强有力支持,这一战略部署终未成功。揭示中共对粤北的战略部署及其实施,既可弥补以往研究忽视中共华南国统区工作的不足,亦为把握中共华南抗战全局奠定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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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的战争与日常^*

潘晓霞

广东社会科学. 2025, 0(5): 13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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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中国军民殊死抵抗近三个月,是全面抗战初期重要的战略决战。关于八一三淞沪抗战,有很多的历史记载。相比大历史视野下的宏观论述,个体视角下的战争记载,有其更独特的意义。多部时人日记以个体的视角,描绘了战争给普通民众带来的苦难与抗争,展现了普通民众在动荡战争岁月中的切身感受、日常点滴以及抵抗外敌的民族情怀和爱国情感。从这些日记中,不仅可以了解淞沪抗战时期人们的生活实态,还能从微观层面挖掘出战争对人性、社会和民族精神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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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的队伍”：八路军新型军民关系的形成

宋弘

广东社会科学. 2025, 0(5): 149-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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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八路军探索并逐渐形成了一种“军民交融”的新型军民关系。这种关系植根于红军时期的实践,至抗战时期走向成熟。八路军将红军时期的优良传统带入华北,在调整原有阶级政策的同时,积极实践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为打破旧有军民关系隔阂,赢得民众支持,八路军既注重严守群众纪律,也加强与群众的日常交流,并利用特定时段集中开展军民互动,努力探寻战争需求与群众利益的结合点。这种新型军民关系的塑造,体现出八路军“精雕细刻”的工作特质,成为中共在敌后坚持抗战并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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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音”“德义”到“发德”：中国古典美学的道德谱系^*

张奎志

广东社会科学. 2025, 0(5): 163-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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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化和美学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比较而言,古典美学更明确地表达了和伦理的联系。许慎就认为“美”与“善”皆从“羊”字,并把“羊”作为“美”和“善”之间的桥梁,提出“美与善同意”。中国古典美学和政治、伦理相联系,并不是一种个别现象,而是广泛地存在于各类审美活动中。这其中,文学中的“德音”说,乐舞中的“发德”说,卜筮中的“德义”说都重视“德”。这也说明,中国古典美学中对“德”的重视具有一种谱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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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乐正”诸事考

曹胜高

广东社会科学. 2025, 0(5): 172-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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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自言的“然后乐正”,是《诗经》学史的关键问题,表明孔子最后五年或是担任乐正,或是从事“乐正”之事。他使得《雅》《颂》各归其所,把原本《颂》《雅》相错的礼仪施用中的周乐形态,按照音乐的风格转化为可以弦歌的歌本,以乐歌相系。从文献记载来看,孔子所言的“诗三百”是实数而不是虚数,是季札观乐所见的周乐二百九十六篇歌诗与《鲁颂》四篇。孔子在鲁乐工所传周乐和鲁乐的基础上对《诗》进行整理,形成了诗三百篇本。大约在孟子时期《商颂》入诗,才成为三百五篇本。经过孔子“乐正”后的《诗》三百,不仅使得《雅》《颂》分立,而且音乐风格都是合于《韶》《武》的“尽善”的音乐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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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模态大模型的影像智能分析——以影像民族志为例^*

富晓星, 赵璐楠, 王安顶

广东社会科学. 2025, 0(5): 18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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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多模态大模型推动社会科学质性研究的智能化转型，影像民族志分析在技术升级的要求下面临着长视频深度解析的复杂挑战。本研究提出一种基于多模态大模型（MLLM）的影像智能分析框架，通过“切片-重组”技术路径将当前存在技术难点的长视频理解转化为可操作的文本分析任务，结合扎根理论编码与时间戳回溯机制，构建非结构化影像到结构化片段的跨模态解析体系。研究发现：MLLM具备时序推理、跨尺度细节捕捉及多模态语义融合能力，但仍需结合知识图谱优化文化特异性知识识别精度。该方法实现了传统影像分析在数量、质量和效率上的三重技术突破，不仅验证了跨模态理论的可迁移性，更揭示了社会科学研究在数字时代深度融合技术逻辑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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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消协同下的社会责任消费——以剩余食物盲盒为例

徐炜, 梁和阳

广东社会科学. 2025, 0(5): 19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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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剩余食物是社会责任消费的体现。消费具有表层经济理性下“物”的流动与深层价值理念的彰显两个维度。本文以剩余食物盲盒为分析案例,提出“产消协同”的社会责任消费框架,分析剩余食物消费落实社会责任的机制。研究发现：在表层包装上,盲盒外衣将商家产品理念融入消费心理中,促成经济理性下剩余食物的流动;在深层价值观念上,惜食伦理、企业社会责任与现代公民伦理存在融合之处,统一于平台绿色消费框架;作为数字中介,平台提高供需匹配效率,鼓励绿色消费习惯。在社会责任消费中,需要从经济理性和文化价值观念两个维度推进产消协同,注重多元主体的整合,同时挖掘传统美德与现代伦理价值之间的融合点。同时,对“剩余食物盲盒”也应注意未及时食用、存储不当、包装不规范等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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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自主性与规范制度化——基于某金融科技公司研发团队的分析

李亚雄, 陈梦

广东社会科学. 2025, 0(5): 206-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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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平衡个体自主能力与组织管理秩序,是研发型组织管理的重要议题。本研究基于劳动过程与制度建构双重视角,通过对某金融科技公司研发团队的案例研究,揭示其工作过程中“自主性释放”与“制度生成”的协同演化机制。研究发现：首先,组织将“目标-过程”权责分离,通过管理脱耦策略,为员工的创新活动和自主性释放提供结构性条件;其次,员工自发形成的跨职能、跨部门协作网络,凭借非正式工作规范的创生与绩效互锁机制,实现个体自主性向组织能力的跃迁;最后,管理层通过选择性吸纳与强化,将团队内生的非正式实践转化为正式管理制度。这一过程实现了组织自主性与正式制度构建的双向赋能,但也存在一定的自主性反噬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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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研究的出路在哪里?——黄宗智“实践社会科学”研究进路述论

察应坤

广东社会科学. 2025, 0(5): 219-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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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卡尔·波兰尼对米塞斯及哈耶克自由市场制学理的挑战,和俄罗斯恰亚诺夫所代表的“组织-生产”学派对“古典主义”的论战,一同拉开了“道义经济”和“理性小农”两大理论传统论争的序幕。到20世纪70年代,斯科特与塞缪尔·波普金针锋相对的论争在农民学、农村社会学、经济人类学等领域持续长时间滥觞。上述论争在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和社会发展的研究中延续。其中,实质主义理论被黄宗智发扬光大。黄宗智一贯强调借助不同流派的理论内容来加强理论学习、理论认知、理论判断、理论概念及体系的构建,强调从经验现实出发,在反思理论典范的规范预设中深入探究历史现象的实际,最后总其研究所成概括提出“实践社会科学”的理论建构。黄宗智还非常警醒地认识到“二元对立”的问题所在,要注意东西方之间的平衡,尤需注意如何跳出西方和东方共同和各自的困境状况。总的来说,其研究立场、范式和方法保留了从恰亚诺夫到斯科特所坚持的“道义小农”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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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本投资政策的公平竞争审查与国有企业深化改革^*

孙晋

广东社会科学. 2025, 0(5): 23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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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有企业市场化法治化改革轨道上,国家投资政策等与国有企业改革紧密相关的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变革,理应坚持融合国际化与本土化于一体的竞争中立原则,且在该原则指导下推进国有企业分类分级改革;利用充分体现竞争中立原则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以规范和优化国有资本投资政策,能够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规范的路径。为了更好发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国家投资政策领域的优化功能,需要持续强化包含专门化立法在内的法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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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化视角下效力瑕疵合同返还清算规则的体系展开——以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为中心

刘承韪, 吴志宇

广东社会科学. 2025, 0(5): 245-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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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第157条及其合同编通则解释第24条、第25条构成了我国效力瑕疵合同返还清算规则体系,功能上的独立性日益凸显。对此应采取一种功能主义的解释路径,不再单纯侧重请求权的定性分类,而是着眼于其实现恢复原状规范目的的功能。在功能化视角下,应构建以市场价值为核心的折价补偿基准体系,将合同价款、履行成本、主观价值作为价值计算的其他基准,在具体案件中由法院参酌效力瑕疵事由规范目的等因素后合理选定;对于财产价值形态的变动以及涨跌,应通过厘定折价补偿对象、调整基准等方式来实现公平返还,类推适用风险回跳规则确保风险的合理负担,仍有损失需要填平的,则应判予损失赔偿。就例外而言,合同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序良俗无效的,合同履行一方的返还请求权原则上不受影响,除非受领一方提出非法性抗辩,法院应在法秩序统一性的考量下做出是否例外排除返还请求权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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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事涉案虚拟资产的处置^*

周新, 苗秋月

广东社会科学. 2025, 0(5): 261-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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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虚拟资产犯罪呈高发态势,其去中心化、匿名性和跨境流通性对传统处置规则与侦查工作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司法实践中,刑事涉案虚拟资产的处置面临查控保全难、保管风险大与处置变现难等难题。究其本质,区块链去中心化与法律体系中心化的矛盾、监管政策对法律规则发展的限制以及法律供给不足对案件办理的制约,共同构成了当前处置困境的深层逻辑。为纾解困境,需协调规则与技术的关系,完善传统处置路径：实体处置层面,引入功能性监管理论,结合其财物属性、实际功能和风险制定类型化的定罪标准,同时放宽监管政策,促进实体处置与监管政策的对接;程序层面,构建符合虚拟资产技术特性的处置程序,辅以配套措施,从而形成系统化的治理路径,提升虚拟资产犯罪的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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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体育权利特别保障的规范阐释与体系建构^*

张肇廷

广东社会科学. 2025, 0(5): 274-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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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是残疾人彰显人格尊严、实现社会融合的重要途径,国家负有积极履行对残疾人体育权利的特别保障义务,以确保其在体育领域中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参与机会与发展空间。“差异性保障”及“促进融合发展”的功能定位,是残疾人体育权利特别保障法律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与价值归宿。在《宪法》《体育法》《残疾人保障法》的基础上,我国亟待加快推进残疾人体育权利特别保障法律体系建设。这不仅需要进一步统筹残疾人国内法治和国际公约的保障理念和体系逻辑,还应衔接好各部门法之间的立法目标,以社会法范式完善残疾人体育权利特别保障模式,并以权利法进路推进残疾人体育特别保障的精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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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第0卷, 第5期　刊出日期：2025-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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