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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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捷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5):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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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奇迹”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根本的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邓小平理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的奠基作用,集中体现在八个方面：一、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制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二、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题,概括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三、突出强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领导我们党有步骤地展开各方面体制改革,勇敢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四、大胆突破社会主义传统观念束缚,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为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铺平了道路;五、全力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六、创造性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指导实现香港、澳门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推动海峡两岸关系打开新局面;七、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推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八、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必须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使党充满新的生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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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邓小平的大历史观^*

陈金龙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5):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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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观就是将历史置于纵深历史长河和广阔历史空间进行评价的方法,邓小平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大历史观的概念,但其评价历史的方法中蕴含着大历史观的精髓。邓小平大历史观的生成,有其历史基础、哲学基础、时代条件和主体条件。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改革开放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评价,诠释了基于大历史观评价历史的方法。邓小平的大历史观是历史自觉与历史主动、民族立场与世界情怀、历史与现在未来的有机统一,蕴含历史评价的辩证法。基于大历史观,邓小平确立了评价历史的正确方法,得出了系列重要结论,并促进了历史自信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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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要义释读、历史地位与当代启示

郭跃文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5): 2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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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起到了重要历史关头一锤定音的作用,堪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是向全党、全社会发出的又一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南方谈话”的要义在于,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精辟论述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解答改革开放中的诸多难题、提出抓住时机加快经济发展的“台阶论”、精辟论述坚持党的领导以及加强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对经济特区和东部沿海地区寄予厚望。党的历任领导人高度肯定“南方谈话”的历史地位,指出“南方谈话”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新认知、打开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局面、开创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理论。“南方谈话”对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启示在于：社会主义具有蓬勃的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党的领导、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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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学——物的证成或遗忘

杨儒宾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5): 3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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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学的成立可以归到王阳明的龙场之悟,龙场之悟的内容是新的格致学,也是对朱子学的格致学的反动。王阳明的“良知”是主体化的本体,可谓“乾知”,它统摄了主体的情、意、知的功能。良知的作用是无知之知,它与所感者不是主客对列的关系。良知的感应为物,其物不是认知心所对之物,而是无物之物。王阳明的格致是良知直感直应的顿教事件,“心”与“物”都不是经验性的概念,而是超越界的概念,但却又作用于现实世界。朱子的格致论也预设了“心”与“物”都有超越面,它在学者“豁然贯通”的功夫论终点呈现。但在工夫历程中,心知与物理有辩证的关系。学者要先了解现实事物的认知之理,其心中蕴藏的理才可彰显。心中明朗一分后,对物之理可以有更广与更深的理解,如此反复。朱子的格致论强调现实世界的道德判断都要建立在分殊性的、间接性的背景知识上面,最终才可达到心物同时升入先天境界。王阳明与朱子的格致论其实不一定矛盾,但王阳明因强调良知的承体起用,所以彰显了物的先天义,但对物的知识义却无法证成。本文举王阳明用以形容良知妙用之场的书法与军事为例,指出良知的当下判断其实仍建立在广阔的支援性意识的间接性知识上面,良知教是顿教与渐教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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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目标下中国产业链绿色低碳转型的理论阐释与实现路径^*

陈诗一, 许璐, 吴海鹏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5): 6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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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绿色低碳转型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要求,符合高质量发展与产业链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是我国抢抓全球低碳经济发展新机遇,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分析产业链绿色低碳的战略逻辑、创新逻辑、竞争逻辑和安全逻辑,阐释了产业链绿色低碳的科学内涵与转型成效。针对产业链绿色低碳转型面临的技术、市场、人才和制度等方面挑战,立足“双碳”目标要求,提出了加强技术创新与应用支持、优化市场机制与激励措施、提升人才培养与社会意识、完善政策支持与制度建设以及锚定绿色产业体系等举措,推动我国产业链绿色低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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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信息公开能否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环境绩效的视角^*

邵帅, 陈祥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5): 7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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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信息公开对于完善中国环境治理体系至关重要,但其能否进一步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尚不明晰。本文采用面板Tobit模型实证考察了环境信息公开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结果显示：环境信息公开程度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由环境绩效（即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所表征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得到了验证;环境信息公开主要通过推动技术创新和调整产业结构这两种作用渠道改善城市环境绩效;环境信息公开对城市环境绩效的改善作用在东部地区、非资源型、高制造业密集度及低环境规制城市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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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财政政策跨周期转变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基于省级财政支出视角^*

刘金全, 刘君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5): 8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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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时变参数模型,从省级层面对我国财政政策周期性进行动态测度,结果显示,随着经济快速持续发展,我国财政政策周期出现了“跨周期”转变,多数省份呈现财政政策顺周期扩张和逆周期向非周期乃至顺周期转变,这些变化引致全国财政政策跨周期转变,呈现了积极财政政策的一致性和持续性。研究结果对于优化各省财政政策调控,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抵御未来财政风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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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科技创新人才引进与中国产业升级^*

夏杰长, 袁航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5): 10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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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海外科技创新人才是实现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22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研究了“海外科技创新人才引进政策”对我国产业升级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实施“海外科技创新人才引进政策”对我国产业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该结论在满足模型有效性前提下,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2）“海外科技创新人才引进政策”对我国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科技人才集聚效应、人力资本高级化效应以及创新创业效应实现;（3）“海外科技创新人才引进政策”对我国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因激励手段、城市类型和市场化程度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该促进作用在“供给型政策”与“环境型政策”激励程度更大、“生产型城市”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表现的更大且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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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家有先生与孙中山研究

赵立彬, 谷小水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5): 11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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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家有先生是国内孙中山研究的老一辈学者中的杰出代表。自20世纪70年代末走上孙中山研究道路开始,他锐意进取,常研常新,在孙中山研究走向繁荣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学术中坚作用。在研究的过程中,林先生以高度的学术自觉,较早对革命史范式进行突破,致力于系统性阐发孙中山的建设思想。晚年主编的《孙中山评传》,则是他奉献给学界的集大成之作。在学术交流等领域,林先生同样身体力行,成就斐然。林家有先生在孙中山研究领域的学术探索,是改革开放时期崛起的第一代学者的奋斗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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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哲学译介与文化自觉

熊月之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5): 12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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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译介在清末西学输入大潮中蔚为壮观，中文世界译介西方哲学书籍至少有99种，其中哲学概论性著作10种，逻辑学18种，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超此前同类译作。当时哲学界几乎所有领域，包括哲学概论性著作、逻辑学著作被成批介绍进来，古希腊哲学、西方近代哲学，以及从古希腊到近代重要哲学家学说，无一不被介绍。蔡元培、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众多时代精英投身其中。逻辑学尤受重视，被视为实现社会理想、实业振兴、科学昌盛、国家富强的根本。清末哲学之所以备受重视，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哲学译介、哲学建设被人们视为民族振兴的关键所在。这与五四时期揭橥的科学大旗一脉相承，都是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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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日本在华领事馆“本邦布教者及布教状态”调查研究

付海晏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5): 136-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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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11月16日,日本外务省经驻华公使馆向上海总领事馆等22个使领馆下达了一份机密训令,核心内容是要求各领事馆调查辖区内在华布教日人及布教状态,具体包括布教者的年龄、宗派、布教方法、布教经费、信徒数量、地方官民的人缘等内容。这次调查,是晚清中日布教权交涉陷入停滞之际,外务省了解布教实态、决定今后外交政策的重要举措。通过这次调查,日本在华领事们加强了对华传教上的共识,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日本对外传教以及外务省的相关决策。这次调查也再次证明了近代中日布教权交涉中日本宗教的侵略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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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文献学：五山文学唐风地名的来源与使用

张哲俊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5): 153-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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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地名是古典文献学注释的主要任务之一，比较文学文献学也需要注释地名，既要注出古今地名的对应关系，也要注出地名的交流关系。日本五山文学的唐风地名非常丰富，日本地名辞典也很丰富，但有关唐风地名的词条并不多见，给阅读与研究带来了一定的问题。唐风地名是日本本土地名的中文别称，是中日交流关系的产物。唐风地名与本土地名的对应关系，唐风地名的中国来源、构造，这些都是比较文学文献学的注释任务。五山文学只用唐风地名，几乎不用本土地名，这是五山文学与母语文学的一个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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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格局与汉语新文学格位

朱寿桐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5): 173-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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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在汉语文学世界形成了“趋势论”和“格局论”两种文化阐释和学术阐释。格局论意义上的“世界文学”承认世界范围内文学构成的现实性、民族性和文化板块品性,每一种语言文学或者每一个民族文学都是一定时期“世界文学”格局中一定格位的或自然或卓越的呈现。汉语新文学和汉语文学正是在“世界文学”的格局认知上确定了自己的“格位”,对世界文学曾一度充满着向往之情和赞赏之忱,这使得汉语新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占有独特格位甚至体现独特个性。汉语新文学范畴内,外语文学的翻译文本可以被理解为本民族文学的艺术资源,这也是确定世界文学格局中汉语文学地位的一个重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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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的葬礼》与20世纪8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问题^*

王本朝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5): 183-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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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的葬礼》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创作特征的小说。它获有茅盾文学奖的社会声誉，同时经受着文学史书写的怠慢和文学经典化的美学考验。它书写了曲折的爱情悲剧及其复杂的人性世界，彰显出丰富的历史意识及其传统文化内涵，展示了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典型性、史诗性和审美性追求，带有20世纪8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装置特征。与此同时，它在故事设计、细节刻画以及诗意表达上也存在刻板、重复和拖沓现象，这也敞露出特定时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局限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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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资料分析中的质性远读策略

王宁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5): 19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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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资料分析是发挥社会学想象力的一个重要环节。如何做好这个环节,尚缺乏足够的方法论讨论。莫莱蒂所说的“远读”可以给人以启发。但他所说的远读促使研究者朝量化远读方向发展,脱离了传统质性资料分析的范围,而传统的质性资料分析方法同样也可以采纳远读策略,但不是量化远读,而是质性远读。与量化远读不同,质性远读既不需要把资料文本变成海量文本或“大数据”,也不需要人为地减少分析指标,而是借助抽象来拉开与资料文本的心理距离,从而以更为整体的视野来“俯视”资料。虽然质性远读和传统质性研究方法都强调思维抽象和理论概括的作用,但二者在最高层次的思维抽象和理论概括策略上存在时间性和功能性区别。质性远读的策略主要有三种：及早提高解释的抽象层次、及早采纳理论溯因推理和借助备忘录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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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游牧的生成、实践与维系——基于“流动基础设施”的视角^*

王炳钰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5): 206-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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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中国数字游民的质性研究,本文从“流动基础设施”视角出发探讨基础设施力量和环境如何形塑游民个体的工作与生活实践及流动体验。研究发现,“制度性”“实体与技术性”及“社交性”基础设施能够生成并推动数字游民的职业发展、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同时,这些基础设施的“故障”“中断”和“失效”会对其工作与生活及整体流动进程产生阻碍与破坏。此外,研究阐明,数字游民个体在面临基础设施所带来的困境时能够展演能动性,并寻求、整合和调配基础设施资源,积累相应能力和资本,以维系或中止其数字游牧的生活方式。由此,本文将“流动基础设施”这一视角引入中国语境下数字游民等议题,进一步拓展其作为分析框架的深度和广度,并在实证层面促进对中国青年流动和生活方式变化等研究主题的关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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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界限到界域：社会工作专业关系的话语变迁^*

赵万林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5): 22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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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关系是社会工作学科的基础议题,但其在学科发展历程中的话语变迁还缺少充分关照。梳理专业关系的话语变迁发现,在由“专业”与“友爱”两种属性构成的关系光谱之中,专业关系研究经历了“确立友爱—遮蔽友爱—重现友爱”的过程。在社会工作先驱那里,助人者与受助者之间构成友爱关系。但经由比斯泰克的阐述,加之受到专业化和市场化的影响,这种关系的友爱属性在20世纪70至90年代逐渐被遮蔽。正是在这一时期,界限话语开始兴起,并成为专业关系的主导性话语。直到90年代末“关系为本”的社会工作出现,以及社会工作实践场景的转换,友爱才得以重新显现在专业关系的光谱中,而界域也开始成为界限的竞争性话语。梳理专业关系的话语嬗变有助于引导我们对本土专业关系和相关伦理议题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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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领域法学的功能担当

刘剑文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5): 237-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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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与现代化普遍特征的有机统一。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依托,法学理论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源泉。伴随现代化进程加快,法律调整对象呈现领域化态势,社会问题愈发错综复杂和综合多变,传统部门法学知识体系难以全面、有效地予以应对。领域法学既是法学研究新范式,也是国家治理新思维,具有问题导向性、整合协同性、开放包容性等典型特征,与部门法学构成互补关系。从功能上看,领域法学有助于构建中国特色法律规范体系、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促进国家治理思维和方式转变,为法治实践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引。领域法学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是全方位、深层次的,应从加强重点领域和新兴领域立法、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深化司法专业化改革、创新法学教育模式、丰富法学研究方法等多维度实现其功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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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法的体系构造与价值定位^*

侯卓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5): 254-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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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法的提出是实用主义方法论的体现,是对部门法划分所彰显的理性主义立场的调适和补充。领域法所针对的“问题”是有规范价值的问题域。较之部门法,领域法的规范结构有一定特殊性,其正视主体的差异性并予以制度回应,在合法-违法之外另对行为给出鼓励和限制两种评价,权利义务结构非均衡且向弱势主体倾斜,责任形式具有差异性,责任类型具有综合性,追责目的具有多元性。依据不同标准,可对领域法作基础性领域法-综合性领域法、一般领域法-重点领域法、传统领域法-新兴领域法、国内领域法-涉外领域法的界分,其生成路径也有脱胎于传统部门法和发轫于传统部门法未顾及之处两种。领域法直接规范特定领域的秩序,能提升法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对制度设计和制度运行都有多方面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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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法的领域法进路与范式革新^*

熊伟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5): 270-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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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法作为领域法学的典型范式正面临领域整合的隐忧。在财税法学中全面贯彻领域法学思维以推进范式革新,尚需深入把握财税法的领域属性和深层逻辑。财税法的领域法基础在于调整纷繁复杂的“财-政”关系,其领域法特质在于控制“财”而实现“政”,包括以财辅政、以财行政、以财引政、以财限政,进而最大程度实现“财-政”关系的法治化。基于此,财税法需将公共财产治理作为推进其领域法建构的核心,在公共资金、公共资产、公共资源三元架构下完善学科系统。当前,财税法的范式重塑需要立足理财治国观和公共财产法理论,实现“从财到法”与“从法到财”相向而行,并在进一步廓清财税法内部关系的基础上实现再体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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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第0卷, 第5期　刊出日期：2024-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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