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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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铮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2):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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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凯所主持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和研究,在同时代同类成果中处于较高水平。基于美国的社会背景、教育背景和学科背景,卜凯具有浓厚的美国立场、意识和视角,其调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方法直接来源于现代西方经济学尤其是美国的农业经济学、农场管理学。在此思想指导下,卜凯以欧美的优越感对中国与美国的农家经营进行了详细比较,得出中国农家经济落后的结论,并提出了一系列改良中国农业的建议。不过,卜凯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也并非完全予以否定,而是认为有其合理之处,这一合理部分应该继续延续。尽管其调查研究曾受到国内一些学者的批评,但也不能不说,中国学者也基本接受了西方农业经济学的方法,他们一道为中国农村经济学的本土化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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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乡村振兴战略

贺雪峰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2): 2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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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服务和服从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总目标。目前,中国正处在快速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城市有着远比农村多的市场机会,越来越多农民进入城市寻求就业与获利机会,相当一部分进城农民在城市获得了稳定就业并在城市安居下来,他们是农民中的强势群体。还有一部分进城农民难以在城市安居,他们可能还要退守农村,这些可能退守农村的进城农民和缺少进城机会与能力的留守农民,是农民中的弱势群体。农民中的弱势群体需要农业就业与获利机会,需要农村社会体制保护。乡村振兴首先需要服务农民中的弱势群体,将尽可能多的农业就业与获利机会留给他们,并为他们建立基于村庄的社会保障体制。为农民提供保障的农村社会体制与城市市场体制的对冲与平衡,为中国式现代化总目标的实现提供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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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体流动到组织推拉：劳务协作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以SN东西部协作为例^*

谢治菊, 陈香凝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2): 4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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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高质量促进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就业,确保农民稳定增收,实现东西部协调发展、协同发展与共同发展,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现实议题,这让以“政府主导、市场吸纳、社会参与”为核心要义的东西部劳务协作在中国乡村振兴中具有重要作用。以推拉理论分析SN东西部协作案例发现,劳务协作本质上是以东西部地区之间组织推拉方式,即西部地区的组织推力、东部地区的组织拉力和东西部地区间的组织合力,达成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高质量就业目标,这一组织推拉过程实现了劳动力市场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不过,地方政府的具体实践表明,东西部劳务协作的组织化有其边界条件和局限性,需要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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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驱动乡村产业振兴的机理及实践路径^*

王兴国, 吴梵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2): 5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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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对于乡村产业振兴有重要作用,乡村产业振兴必须依靠科技的引领和驱动。通过分析科技创新驱动乡村产业振兴的作用机理和运行机理,发现目前科技创新驱动乡村产业振兴存在农业科技政策体系不健全、创新对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作用有限、农业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等问题。建议完善相关政策,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制度保障;加大农业技术推广,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业生产率,提升科技对乡村产业振兴的贡献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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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儒学诸概念的意义演变及其关系——以“宋学”“道学”“理学”为中心的考察^*

连凡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2): 6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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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儒学的名称概念可分为一般总称概念和特殊学派概念两类。一般总称概念中,宋学概念大体上经历了从中义（宋代义理之学）到狭义（与阳明学相对的朱子学）再到广义（与汉学相对的宋学、宋元明清义理之学）的意义演变;道学概念大体上经历了从广义（道统之学）到狭义（程朱道学）再到中义（宋明道学）的意义演变;理学概念大体上经历了从广义（义理之学）到中义（性理之学）再到狭义（程朱理学）的意义演变。特殊学派概念中,源自中国并传到东亚儒家文化圈的朱子学、阳明学概念经历了从狭义（朱学、王学）到中义（理学、心学）再到广义（东亚朱子学、东亚阳明学）的意义演变。此外还有隶属于上述学派概念的濂学、洛学、关学、闽学等中国地域学派概念,以及朝鲜退溪学、日本崎门学等东亚近世儒学学派概念。从意义演变及其关系来看,这些宋明儒学与东亚儒学名称概念都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内涵,相互之间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交涉关系,因此必须从历史脉络和思想体系出发对它们的意义和关系进行清晰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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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心学立志工夫论的五个向度^*

郭亮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2): 7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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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心学立志工夫论主要有辨志、端志、笃志、责志、熟志五个向度：辨志是人生志向之辨明,端志是人生志向之开端与端正,笃志是人生志向之真切笃实的不间断实行,责志是人生志向出现懈怠不坚定时责备于初心回复到笃志的状态,熟志是人生志向坚定之后立志学做圣人工夫的最终成熟与圆满。这五个向度的立志工夫前后相连、互相贯通,共同构成了一个自洽圆融的立志工夫论系统,使得阳明学者坚信学做圣人的人生志向可以通过立志工夫的自由抉择、自由伸展得以实现。就此而言,阳明心学无疑具有以立志成圣为人生终极目的的“唯意志论”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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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与经世：熊十力人生哲学的两大面向

王晓洁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2): 8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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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的人生哲学产生于近现代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之中,建基于体用不二的本体论之上,承载着他志在提升国人道德、赓续中华文化的人生理想,彰显着他刚健不屈、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这一人生哲学具有超越与经世两大基本面向,实现了形上与形下的统一,为国人道德的自我完善提供了一条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实践路径,代表了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为挽救民族危亡和世道人心所做的一种理论探索与现实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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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与“南征”：郑成功抗清战略的权衡——再探“郑成功应李定国勤王会师愆期”问题^*

黄俊凌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2): 9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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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郑成功的水师以厦门、金门为基地,成为活跃于东南沿海一带抗清复明的重要力量。郑成功以明朝“中兴恢复”为己任,就得面临北伐或南征两种抗清路线的战略选择。受限先天的战略劣势以及三次南下勤王的失利,使郑成功在抗清战略选择上倾向北伐。永历八年（1654）,李定国邀约郑成功派水师合攻广东新会,力图实现西南、东南抗清队伍的会师。郑成功克服不利因素,再度决定南下勤王,派出大将林察率水师南征,但林察顾忌海岸航行的风险与粤东清军的围击,以及缺乏与友军及时联络的方式,不敢快速南下。林察此举,虽避免孤军深入,但也错过了与李定国会师的机会,造成了愆期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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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初期台湾当局与印尼的“非正式”联系（1950—1954）

许浩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2): 106-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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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初期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尼西亚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却在一段时间内处于“建而不交”的阶段。台湾当局趁此机会,与印尼右翼政府在政治、情报等方面进行接触、合作,试图建立稳定的“非正式”联系。随着中印尼关系逐渐稳固以及1954年章勋义事件的东窗事发,台湾当局谋求与印尼加强关系的图谋终究未能得逞。台湾当局与印尼间的联系,极大地影响了冷战初期中印尼关系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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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爱家而爱国：民国初年读书人关于政治与伦理的思考^*

赵妍杰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2): 117-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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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建立后,旧伦理在新共和体制下是否还有意义的现实问题促使不少时人重新思考和诠释家国关系。其中一部分读书人对民国初年道德真空导致的道德滑坡感到忧心忡忡,进而反思如何在强调自由平等的共和时代保存家庭伦理和社会凝聚力。爱家方知爱国的言说再现了那些被新文化运动以来宏大历史叙事所淹没的声音,可以丰富我们对民国初年社会大环境的理解和认知。对于态度稳健的读书人而言,历史是思想资源而非沉重的负担,这也提示出过去是以不同的方式进入民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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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之间——康有为的封建观^*

翟宇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2): 13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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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处于大变革时代新旧之间的历史人物,康有为的形象是复杂而多变的。与之相对应,他的封建观也呈现出处于新旧之间的特征,这种特征中不仅有从旧到新的过渡,还有由新而旧的回复,更有种种矛盾但却不乏深刻见解的展现。康有为思想的复杂性决定了想要为他的封建观建构一幅统一而完整图画的努力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复杂性实际上是因为他的相关论述并非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始终伴随着对中国不断变化的国运的思考,念兹在兹的则是这些思考如何能够促使中国走向独立和富强。所以,康有为的封建观不仅处于新旧之间,还时常呈现斑驳甚至杂乱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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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转换与重构：文学研究的新焦点^*

刘英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2): 15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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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在一般意义上指,测量或分级的标准,或事物的相对大小,或范围。作为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尺度”具有垂直层级和横向水平的双重性,前者指城市、区域、国家和全球的尺度阶梯,后者指边缘——半边缘——中心的水平体系。全球化、全球气候变化和数字化等新现象的出现,挑战了人类对尺度的传统认知,促使人文地理、环境研究等诸多学科对“尺度”重新思考,提出尺度重构、尺度转换和尺度效应等一系列创新术语。欧美文学研究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新的学术动向,将其作为理论资源和分析框架,探寻人类世的尺度研究范式,展开对世界文学的认知图绘和星球尺度的文学研究,揭示文学对多尺度、多中心和多种能动性的表征策略。尺度转换和重构的新近思考对中国文学研究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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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秦汉时期“贬屈论”的嬗变谱系与价值维度——兼论“文”“儒”相分视阈中的屈赋评价^*

李伟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2): 159-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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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秦汉时代,“贬屈论”成为当时士人评价屈原与楚辞的一种重要倾向,其内涵经历了质疑屈原立身处世之道到否定其人格和文学的发展嬗变,折射出由战国时代“游士”文化的多元思想逐渐过渡到两汉“大一统”观念下尊经价值确立的历史趋势。特别是东汉中期之后儒学思想演变成为经学正统,屈原作为“文人”传统的早期代表,其狂狷个性不容于儒学推崇“君子”人格的尊经价值,而楚辞奇美瑰丽的审美风格也不符合儒学文质彬彬的中和规范,这成为楚辞在此后长期受到儒学尊经正统文学观贬斥的文化根源。究其实质,“贬屈论”彰显出战国秦汉时期屈原和楚辞影响的一个特殊的文化维度。纵观此后繁复纷纭的屈赋评价,东汉中期儒学尊经影响下“贬屈论”中所贬之内容,恰为高度褒扬屈原及其文学成就之处,这种历史的文化吊诡引人深思。因而,“贬屈论”是从与正统尊经儒学相异的角度更加凸显了屈原及楚辞文学的不朽价值,而魏晋以后“文”“儒”相分视域中的屈赋评价也与此密切相关,这对于深刻理解屈原的人格精神、文学成就以及我国文艺精神的总体性特征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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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体与仁民爱物：西方通体性理论的缺陷及其补充之道^*

南宫梅芳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2): 16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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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体性”是一种融合了新物质主义和物质女性主义相关理论成果的后人类主义理论。它认为,所有生命本质上都是物质的具身,同属包括人类在内的“超人类”整体,并发生持续不断的、物质性的、动态的及内在交互式的相互融通和塑造。“通体性”是西方学者在反对身心二元对立道路上的又一个理论成果,但是其理论缺陷也显而易见：首先,从物质性具身的“通”过渡到人类个体的道德和责任,这其中的逻辑转换比较生硬;其次,淡化了因为人类社会内部政治经济的不公平所带来的环境非正义等问题。我国儒家传统的“仁民爱物”哲学思想可为消解上述缺陷提供参照。它从情感的角度出发,从“亲亲”到“仁民”到“爱物”,推己及人,将“仁”延展到世间万物,其伦理逻辑更清晰,有助于弥补西方通体性理论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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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嵌入到互构：中国安宁疗护本土化发展的挑战与机遇

涂炯, 梅笑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2): 181-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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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安宁疗护在过去十多年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安宁疗护的病区、科室、护理院等,以及与之相关的公众科普与宣传活动。但是,安宁疗护作为一项新的医疗实践引入当下中国的医疗体系,需要经过本土化过程才能真正落地。基于对各级医疗与养老机构中安宁疗护实践的调查,本文通过“嵌入”和“互构”两个概念来呈现中国安宁疗护本土化过程中发生的变化,着重分析其面临的挑战和发展动力,并对未来发展做出展望。首先,由于中国的安宁疗护往往并不以独立机构的形式出现,而主要是嵌入在现有的医疗或养老机构中,安宁疗护工作的开展面临诸多固有制度与社会文化的掣肘。另一方面,随着安宁疗护实践的深入,其逐渐与现有医疗场域的制度和文化互相影响、互相建构,在这种互动中获得发展的动力和机遇。展望未来,要发展符合国情的安宁疗护,应该发掘本土资源,找到安宁疗护与我国文化与制度相契合之处,鼓励安宁疗护根据中国社会的现实环境而进行调整。同时,也需要在制度和文化方面打通一些关键的环节,如建立合理的支付制度,保障多渠道资金来源,以及转变从业者和民众的观念。如何面对中国安宁疗护所带来的风险与挑战,仍是未竟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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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经济背景下的劳动过程理论：挑战与新议程^*

魏海涛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2): 19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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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过程理论起源于马克思,是探究资本主义劳动关系及其动态机制的重要视角。平台经济的新形态改变了传统劳动过程理论兴起与适用的背景条件,对该理论构成挑战的同时也提供了新的扩展机会。虽然平台经济创造了资本与劳动互动的新场景,但劳动力如何转化为劳动这一劳动过程理论的内核并未改变。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了平台经济背景下劳动过程理论的多元化议程,并对传统的核心概念赋予新的含义,以此为拓展劳动过程的理论边界和中国平台劳动者研究提供新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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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论》与人性的两重性^*

迟帅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2): 21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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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尔干在《自杀论》里通过研究欧洲社会的自杀率发现了自杀的两重性,由此在彼此孤立的个体自杀事件之上看到了社会总体的统一性和特殊性,这就构成了社会自杀率的集体个性,这种集体个性在根本上不同于个体个性。如何通过道德统计学的方式理解社会和个体的关系,也成为了他思考自杀问题的关键。最终,涂尔干关于自杀的两重性的思考上升为人性的两重性问题。从《人性的两重性及其社会条件》的基本分类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道德科学的问题意识及其价值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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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视域下紧急避险的司法认定与裁判路径^*

宋宗宇, 何文浩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2): 224-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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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假定条件缺失与归责逻辑含混,民法理论与实务对紧急避险存在诸多误解。紧急避险的司法认定情况表明,损害对象问题最为突出,行为正当性与主观意图未获得充分贯彻;而在民法后果认定上,存在责任阻却功能虚置,过当责任性质与补偿适用范围理解不一致等问题。在遵照《民法典总则编解释》规定的前提下,紧急避险的民事裁判应首先确定损害归属,并排除负有法定或约定义务的避险行为。在避险过当上,需结合受害人是否引发危险这一因素认定避险必要限度。在人为原因引发危险情形下,可以适用公平分担损失规则判决避险人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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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个人信息处理“合同所必需”的二元构造与要素确定^*

孙志煜, 李蕤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2): 23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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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所必需”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确立的个人信息合法处理事由,其实际指涉的是个人信息处理行为是否符合“合同所必需”之要求,目前的理论学说和司法实践对该问题的认识存在诸多分歧。“合同所必需”个人信息处理行为作为一种准法律行为,具有主客观二元构造特征。主观构造中,主观意志是主观构造的第一要素,行为意思与表示行为构成主观意志的第二要素;客观构造中,公平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必要原则是客观构造的第一要素,事实必要、利益必要、价值必要则构成上述三原则的第二要素。在司法实践中确定“合同所必需”的主观构造要素,需要明确不同阶段信息主体和信息处理者的主观意志以及行为意思与表示行为的内在联系;确定“合同所必需”的客观构造要素,则要确立以必要原则要素为主,公平原则要素与公序良俗原则要素为辅的体系定位,并合理运用事实必要、利益必要以及价值必要三要素对订立、履行合同个人信息处理行为与合同目的之间是否存在必要关系进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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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合作视域下PPP协议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邓敏贞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2): 25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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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协议自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着民事抑或行政合同之争,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有关行政协议的司法解释明确把符合一定条件的PPP协议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的PPP新机制指导意见明确PPP协议纠纷可申请仲裁或提起行政、民事诉讼。PPP协议具有公法与私法的混合属性,单纯依靠传统的行政或者民事纠纷解决方式,均难妥适。PPP协议的纠纷解决方式应体现公法与私法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其中,以行政诉讼方式解决PPP协议纠纷应根据其私法特性对传统行政审判规则进行私法化改造;另一方面,以仲裁、民事诉讼等方式解决PPP协议纠纷有理论与现实依据,应允许当事人自由选择,不过,应针对PPP协议的公法属性,对传统私法纠纷解决制度机制进行适度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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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书法律效力的体系研究^*

陈奕豪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2): 262-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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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向书的类型及效力判断中,合意是占主导地位的,确定性是认定受拘束合意存在的一项重要指标,应正确把握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当事人在意向书中的受拘束意思模糊,需要法官结合案件的周围情事进行认定,这些情事的类型丰富,涉及交易的性质和背景等内容。意向书的确定性要件应当根据不同的类型进行区分,在当事人受拘束意思明确时,只需要满足确定责任范围的要求即可。在区分程序和实质性条款的意向书类型中,其程序性条款约定的是缔约过程的具体义务,通常具备确定性,而框架意向书的确定性“缺陷”需要由后续缔结的系列合同弥补。在可强制执行的预约性质意向书中,应当根据交易的复杂性确定协议应具备的主要条款。《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6条需要扩展意向书的类型,并按照对应的效力区分确定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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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朱熹到周程：陈献章的学思历程及其儒学传统

董恭博

广东社会科学. 2024, 0(2): 272-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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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吴与弼是陈献章一生为学的转折点,吴与弼以读书穷理等工夫将其导入理学轨道,但他却未能学得自身受用的为学之方。返乡后闭关春阳台期间,陈献章探索出一套以孟子“仁心”“四端”融合心与天理,以朱熹主敬穷理为“求放心”“培养善端”具体工夫的学术体系,其入门为“静中坐养出个端倪”。后在回应同时代学者的质疑中,陈献章构建起以《中庸》之“道”、周敦颐之“太极”为心性本体,以周敦颐的“主静”、程颢的“诚敬”为修养工夫,以“自然”“真乐”为境界追求的学说系统,并明确宣称他与朱熹的学问门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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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第0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24-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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