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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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跃文, 廖胜华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6):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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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精神生长的逻辑视角出发,考察并揭示井冈山精神与伟大革命精神的内在逻辑关联。从精神得以孕育生长的实践看,井冈山精神建立在具有开创意义的革命实践形态上,其背后的井冈山道路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最关键一步”,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主动、精神主动上迈向新境界,标注了中国革命在精神上独立自主的新起点,为中国革命注入了创新变革的新基因。从主体的人格形塑看,基于井冈山精神的主体自我改造,对中国共产党革命人格的塑造具有关键意义,包括革命觉悟的锻造、革命意志的锤炼、革命作风的塑造等。从集体的精神认同看,井冈山是中国共产党具有寻根意义的革命精神家园,井冈山精神承载着革命者的精神价值共识,成为涵养伟大革命精神的源头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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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大家好的主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主义^*

王毅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6): 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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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想层面看,毛泽东等先进知识分子向往世界主义;在现实政治表达中,他们的世界主义言说又透露出强烈的民族意识。世界主义的追求与民族命运的关怀在他们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得以和谐共存：从资本主义侵略的国际性出发,对内进行社会革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及其代言人封建军阀,改造中国;对外联合其他被压迫民族推进世界革命,改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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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的理论内涵、生成机理与行为表征

张冰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6): 2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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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历史主动”主要被用于概括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先进性和革命性,直至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才被正式用于描述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品格。这一转变背后,存在三个基本理据：在理论渊源上,马克思主义经典学说关于主体改造世界的“能动性”、驱动社会发展的“人民性”、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引领性”、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创造性”论述,构成中国共产党精神品格形成的哲学基础;在历史生成上,外在危机的心理内化、理论自觉的精神升华、实践经验的价值凝炼、精神标识的符号建构,成为催生和强化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的核心要件;在行为特征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实践过程中表现出的顺应大势的大局观念、引领时代的担当精神、识变应变的战略思维、自我革命的斗争意识,分别在认知（知）、责任（情）、战略（理）、意志（意）四个维度彰显了历史主动精神。历史主动精神的形成与强化,贯穿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斗争和发展的百年历程,蕴含着中国各项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精神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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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县域发展差距变动及其协调路径

魏后凯, 李瑞鹏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6): 3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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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推动共同富裕亦应在高质量发展基础上实现县域协调发展。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对县域发展差距进行测度和分析的结果表明：与2010年相比,县域总体绝对差距扩大,相对差距缩小,但仍处于高位;县域城乡差距不断缩小;脱贫县和非脱贫县均呈现分化特征。在此基础上,基于2010年居民收入和2010—2020年居民收入年均增长率变化,将县域划分为高基数高增长、高基数低增长、低基数高增长、低基数低增长四种类型。在新发展阶段,应重视分区分类指导县域发展,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健全区域协调发展长效机制,尽快制定欠发达地区发展政策,切实促进县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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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经验事实、理论阐释及机制创新^*

李国平, 何皛彦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6): 4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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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区域经济总体上经历了低水平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协调发展四个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实施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等一系列致力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各地区经济发展的融合性、互动性和协调性持续增强。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实践,具有中国特色、聚焦解决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理论基本形成,其核心要义是缩小区域差距,基本要求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完善顶层设计、构建高效的交通设施、建立健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完善区域政策调控和预警机制等机制创新对进一步推进中国区域协调发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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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一体化、集聚经济与地方竞争：形成区域共同富裕格局的动力结构及其作用机制^*

蔡之兵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6): 5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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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区域共同富裕是需要历经多阶段、包括多主体、涉及多动力的复杂过程。区域一体化、集聚经济与地方竞争是影响区域发展格局演变的三大动力且三者的作用都具有明显的二重性。其中,区域一体化在提高整体区域发展水平的同时,也会拉大区域发展差距;集聚经济是提高区域发展效率的重要渠道,但同时也会面临拥挤成本上升问题;地方竞争能加速个体区域发展,但也会增加整体区域发展的风险。在这种背景下,要构建共同富裕的区域经济布局,应立足三大因素的综合影响,以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为最终目标,在认识上准确把握实现区域共同富裕问题的时空属性;在主体上加快构建先发地区与后发地区的深度融合发展机制;在动力上充分发挥统一大市场建设、降低发展成本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根本作用;在保障上加快完善区域高质量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可持续发展等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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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典型制造业大规模空间集聚特征及变化^*

赵作权, 赵紫威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6): 7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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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大规模空间集聚引起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论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区位及就业）数据,运用标准差椭圆及相对集聚系数方法,分析了1998—2013年中国制造业总体及资源、装备、高技术三种类型制造业行业的大规模空间集聚特征、模式及变化。结果表明：1998—2013年,中国制造业总体呈现明显的空间集中化、密集化趋势;相对于制造业总体,三个典型产业拥有不同的空间集聚模式,其中属于资源型产业的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制造业呈现显著的空间分散式集聚模式,其分散程度有所上升;属于高技术产业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以及属于装备型产业的汽车制造业基本呈现空间集中式集聚模式,其集中程度有所上升或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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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for Science：科学研究范式的新革命^*

李建会, 杨宁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6): 8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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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AI for Science）是大数据时代以机器学习为代表的智能技术与科学研究深度融合的产物,在物理科学、生命科学等多领域科研场景中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以AI支撑前沿科技发展的新模式正在改变科学研究的方式,加速科学发现的进程,引发了科学研究范式的新革命,并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作为新兴的科学问题解决方案,AI for Science目前仍面临诸多困境,亟需国家政策支撑与平台建设,通过实现项目、平台、人才等维度的跨领域融合与重构,以更好地发挥AI在科研领域的渗透性与颠覆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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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的道德地位问题新论^*

葛永林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6): 9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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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哲学中,赋予一个实体道德地位的有关理论,主要有康德的人格理论、施韦泽的敬畏生命论、辛格的动物解放理论,以及道义论的雷根动物权利理论、泰勒的尊重自然及古希腊的善等学说。单纯按照这些理论,再加上生态系统的“本体论地位不稳”“能否有资格成为一名道德受体”等问题,赋予生态系统道德地位的理由并不很充分。除传统的道德推理外,尊重道德关怀的不同归因、规范的多元、道德哲学的起点不一,把直觉、隐喻、类比和共识等视为伦理判断的合法依据,采取包括但不限于生态契约论、生态道义论和生态美学的混合策略,应当是解决生态系统道德地位问题的一种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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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普遍性是生物进化的产物吗?

赵斌, 孙燕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6): 1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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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进化论者和支持进化论的哲学家主张人类社会的一些固有道德倾向和道德准则都是进化适应的结果。但道德相对主义者强调不同文化和社会环境中所塑造的道德存在巨大差异,反对进化能产生单一、普遍性的道德标准。现有的进化伦理学观点表明,道德行为和具体道德准则都经历了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部分基因和神经系统的进化引起了道德行为在人类种群中的发展。可以说,道德行为的扩散是扩展适应的结果,而道德规范的形成又源于道德行为在文化群体内的传播,将道德视为一种用于规范行为的扩展适应工具,能够为道德的普遍性提供合理的辩护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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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研究^*

陈朋亲, 毛艳华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6): 11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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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站在全局的高度对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作了阐述,为“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建设提供了新路向和实践指南。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是党中央深刻总结港澳回归祖国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国两制”的实践经验,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成果。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国两制”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从基本制度、制度设计和制度内容三个层次明确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坚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坚持落实“爱国者治理”、坚持保持港澳的独特地位和优势等总体原则;从顶层设计与治理过程中建构推进“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促进“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建设迈上新台阶并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全过程。迈入“一国两制”事业新阶段,应着重从重塑区议会“非政权性区域组织”制度功能、完善和优化官僚系统与国家的情感链接、强化管治队伍治理能力和加快管治效能建设方面提升特别行政区政府治理能力,使“一国两制”制度优势真正转化为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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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台湾盐政改革的实践与局限^*

卢树鑫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6): 12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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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福建票盐改革时,盐务课厘总局及其附属机构在保障、提高盐课收入方面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治六年,台湾道吴大廷在台设立盐务总局,希冀改革台湾盐政,并为闽省财政筹集税源。台湾盐务总局的设立,长期以来被视为台湾盐专卖制度由商运商销转为官运官销的分水岭。事实上,该机构的设立并未改变台湾盐务的运销方式。对清季台湾盐务总局的评价,应当从缉私、抽厘等方面加以分析,并结合其与地方州县的博弈,从晚清财政转型和东南海疆防务构建的大历史背景中多元化地认识该机构的运作与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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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熊光之困——鸦片战争前的“夷人长技”体验^*

李恭忠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6): 136-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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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8年英军侵占澳门事件中,两广总督吴熊光认为对手异常猖獗并且拥有船大炮利的优势,如若开战清军无法取胜,只能通过暂停“贸易”这一惯常手段迫使对手妥协,然后迅速恢复对英贸易,以免激发更大的海防危机。吴熊光的现实主义策略虽一时奏效,但被深居紫禁城的嘉庆皇帝视为太过软弱、有失“国体”,因而被革职治罪、遣戍伊犁,由此开创了清朝历史上封疆大吏因为“夷务”处置不当而获罪的先例。“吴熊光之困”反映了鸦片战争前清朝统治集团在愈益明显的西方扩张势头和军事优势面前的无奈,预示着二三十年之后卢坤和林则徐等人的类似遭遇和更大危局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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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与利益冲突：桂系与两广事变^*

贺江枫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6): 155-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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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蒋介石成功改造黔局后,桂系面临中央势力的严重挤压。为因应时局,桂系试图与蒋介石展开合作换取对贵州的控制权,但在龙云反对下,最终难以实现,同时陈济棠与蒋矛盾激化,再起反蒋之心,最终粤桂联合反蒋。两广事变爆发后,其他地方实力派持观望态度,日本又强烈反对,两广深陷经济困境,且彼此猜忌。随着粤系土崩瓦解,蒋故意撤换李宗仁、白崇禧,桂系进退维谷,意图联络张学良、刘湘另立局面。此后局势逆转,桂系被迫接受和谈,但仍作为独立的地方政治势力得以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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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军突起：清代骈体题图文探论^*

路海洋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6): 17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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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画学发达和骈体复兴,两者交集共振,促成了骈体图文的异军突起。清人既较多写作前人已有一定积累的骈体图赞,又大量创作古人较少涉笔的骈体图序、图记及图画题跋,对骈体图赋也不少用力。这些作品的主体创作思路既承续古人成法,也不乏交叉越界、破体为文的可贵尝试。作为图画作品的“解释者”,清代骈体题图文既有针对图画形制、内容及创作缘由等的纪实呈现功能,又有针对图画主题意旨的概括阐绎功能;与书写题材的丰富多样直接相关,这些作品涵纳的主题、旨趣也是多种多样的。要之,经过两百多年持续累积、发展的清代骈体题图文,不但拓宽了中国古代题画文学的疆域、丰富了清代骈文复兴的内涵,而且凸显了清代文人的雅趣高尚、体现了清代骈文家的人文情怀,有着比较突出的文学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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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骈文第一人辨^*

李金松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6): 18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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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以来,汪中被视为清代骈文创作领域的第一人,并在多种文学史教材中固定下来,而成为文学常识。因袭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对汪中骈文所作的评价,学界多推尊汪中为清代骈文创作领域的第一人。事实上,在清人关于清代骈文第一人议论的话语中,除了汪中外,还有多人,而其中最负盛名的骈文家是胡天游。通过对汪、胡二人在骈文创作领域经典地位的形成所作的考察,并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发现,在骈文创作上,汪中在潜气内转、风格雄健骏迈、艺术表达难度与长篇巨制这四个方面,不及胡天游。因此,清代骈文第一人或骈文成就最高者是胡天游,而不是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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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规训：雍正饬禁“外官蓄伶”的始末及其意义^*

陈志勇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6): 19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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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二年（1724）上谕,严禁外官蓄养戏班,对官员看戏行为予以限禁。通过雍正朝朱批奏折,可还原清廷对广西按察使白洵等多名官员查处的始末和历史语境。“外官蓄伶”禁令阻断了晚明以来士大夫蓄伶的传统,致使官员看戏的场所由私人堂会转移到戏园和会馆,引发清代剧坛的深层次变革。禁饬外官蓄伶的谕旨作为雍正在位十三年间最核心的一条禁戏令,在话语立场、吏治风貌和央地互动关系上呈现出独特的历史面相,对认识清代戏剧史具有独特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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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作为地点的社区——社区研究的人文视角^*

刘亚秋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6): 205-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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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社区的地点性,主要在于地点上所沉淀和依附的文化价值,以及人在其上所构筑的本体性安全,在今天的社区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地点的社区具有两个特征,在社会层面,地点为群体互动提供了场所;在个人层面,地点提供了构建安全感的支点。建立于地点之上的社区文化,重心是一种地方性的意会文化,它具有日渐生成性,同时由多重社会过程所建构;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物质性空间的建造和地方意义的生成,意义诉求是行动的指引。当凸显社区中的“地点”意涵后,可以更清楚看到在科技、资本等所推动的社会变迁和社会治理中,地方性意义的变化/失去的过程,同时,社区中的“地点”意涵也为重新找回社区的意义感提供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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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迷思：品味判断疑惑的解构与葡萄酒品评的社会学反思

郑姝莉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6): 219-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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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延续消费社会学关于品味研究的议题,反思葡萄酒品评中品味判断疑惑产生的社会机制。现有研究过度关注品味主体的阶层对应性,无法解释品味客体引发的判断疑惑现象。基于对葡萄酒品评文本的分析,发现品味判断疑惑之所以产生,存在两层原因：表层在于身体与情境之间产生了不匹配的失衡现象,深层在于中介力量与专家技术力量将葡萄酒品评制造为具有迷思性的品味活动。市场机制与文化装置发展出两类策略制造迷思：一是赋予价值策略,在品评专业化、品评等级化中强化品评的文本价值、符号价值;二是证明真实策略,通过开展科学实验、建立标准体系为品酒词“证真”。缓和品味的判断争议,应在弱化品味等级性、科层性与炫耀性,强化品味平民性、知识性与怡情性中营造健康的品评生态;也应提醒公众注意酒精的危害性,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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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平台监管权对用户言论自由的侵害及其公法治理

石佑启, 余相萍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6): 230-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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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平台对用户言论进行的监管行为本质上是行使社会公权力的活动。网络平台通过平台规则与算法技术对网络空间的信息内容予以监管,有助于维护网络秩序,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然而,由于“违法”标准模糊、技术规制手段存在缺陷、平台独占规则的制定与执行权等原因,用户的言论自由权极易受到侵害,且在遵循“意思自治”原则的民事诉讼和约束国家公权力的行政诉讼中都难以得到有效救济。应当根据社会变迁强化公法对平台监管权的治理,规定平台制定与适用规则须遵循的程序,保持对算法技术应用的适度公开,加强行政机关与行业协会对平台的合作监督,建立健全相应的公法救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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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治理机制的规范表达^*

沈理平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6): 24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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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经济合作社已经成为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化的典型组织形式,但在当前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股份经济合作社并没有完全按照股份制的原则进行规范构造。要解决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治理失效问题,关键是兼收并蓄股份制和合作制的制度优势,在清晰认识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本质基础上,正确理解此次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政策精神,吸收试点地区的经验,对股份经济合作社治理机制中的关键环节进行规范的制度设计。未来集体经济组织立法中,为实现股份制改革的目标,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治理机制应当坚持民主管理、对外来资本和社员资本保持适当开放、采用按人投票的表决机制和按股分红的分配机制、采用动静结合的股权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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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追认型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及法律效果^*

缪宇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6): 259-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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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追认型夫妻共同债务属于连带债务。配偶作为非举债方的事后追认是配偶自愿作为债务人对债权人负责的意思,即债务加入。配偶的部分履行可能成立有合法利益的第三人履行。配偶同意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以清偿债务的意思、为举债的夫妻一方提供保证的意思、代夫妻一方清偿债务的意思均非事后追认。在无法确定配偶是否具有清偿自己债务的意思时,应将配偶的部分履行推定为有合法利益的第三人履行。事后追认的法律效果,在外部关系上,配偶作为连带债务人对债权人负责,并可援引夫妻一方的抗辩,但不是合同当事人。在内部关系上,除夫妻双方另有约定外,在不能证明债务用于满足夫妻共同利益时,该债务按照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处理,由引起债务的夫妻一方终局负责,夫妻之间可适用补偿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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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经纪人对投保方之损害赔偿责任释论^*

赵亚宁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6): 271-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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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法》第128条规定了保险经纪人对投保方之损害赔偿责任,但较为原则和概括,无法为司法实践提供有益指引,而有待进一步解释续造。该条的责任基础可以为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但不得为法定特别责任。在责任认定上,过错要件的内涵在于违反注意义务,并可借助注意义务的类型化予以认定;因果关系要件应以条件规则为判定标准,并应注意在举证责任分配方面贯彻公平原则。在责任承担上,责任承担对象除投保人、被保险人外,还包括保险受益人、责任保险中的受害第三人;损害赔偿数额应当以“保险经纪人适当履行注意义务可得避免的投保方损失”为一般计算基准,并受与有过失规则的限制,但投保人仅在例外情形下负有保险单审查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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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第0卷, 第6期　刊出日期：2023-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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