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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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凤亮, 陈能军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3):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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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及民族发展现代化的先决条件,也是文化自身不断批判、继承和改造,不断适应世界变局发展、经济社会演变及科学技术变革的同步过程。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凸显,文化现代化必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构成,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基本内涵的阐释也必然离不开中国式文化现代化。中国式文化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式文化现代化以文化自觉为认识前提,以文化自信为立根之本,以文化创新为发展动力,以文化自强为建设目标。同时,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外延形态也包含了理论与意识形态现代化、文化产业现代化、文化公共服务与文化治理现代化、文化传播与交流现代化及文化技术现代化等多个层面。从文化向文明延伸来看,中国式文化现代化所秉承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明观,将为人类精神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提供一种公平正义、和平发展、可持续性的世界文明互鉴与共融的新形态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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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与政策取向^*

向晓梅, 胡晓珍, 吴伟萍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3): 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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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化产业兼具经济与社会双重属性,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以要素融合创新为动力,打造多元化市场主体和高端化产业体系,实现文化产业的供需协同,提供高品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为保障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构建“综合推进+分类施策”的系统性政策体系,以引领性、支撑性的综合性政策解决产业共性问题,以分类政策解决处于产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产业特性问题,推动传统文化产业做大做强和新兴文化产业超前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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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更加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葛扬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3): 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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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不断探索、走向更加完善的过程。基本经济制度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既是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必然选择,也是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重要内容。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不仅有助于消除制约生产要素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自由流动的体制和制度障碍,而且有助于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和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竞争,为各种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其贡献及参与分配创造条件,推进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加完善,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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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对金融系统风险周期的影响研究^*

单敬群, 陈创练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3): 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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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稳定金融系统,是目前我国面临的重要课题。通过时变参数因子增广向量自回归模型衡量金融系统风险周期指数,再分析货币政策对金融系统风险周期的作用效果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金融系统风险周期指数能有效识别高风险和低风险时期;紧缩的货币政策有利于降低金融系统风险,但影响效果在长期减弱;在美国次贷危机时期和新冠疫情暴发阶段的货币政策抑制效果显著增强。紧缩的数量型（价格型）货币政策和信贷收紧的宏观审慎政策有助于增强价格型（数量型）货币政策影响效果,但扩张的财政政策会削弱价格型货币政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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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阮元的经学诠释思想看乾嘉汉学之变新^*

康宇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3): 4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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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汉学在乾嘉后期遭遇到的学术窘境,阮元提出“以新知为主,不惑于陈言”的口号,试图让乾嘉学术发生革新与易帜,以改变清代经典诠释的纯考据化面貌。他申明考据与义理并重的重要性,通过考证明义理以推动乾嘉新义理学的发展。在其带动下,社会中支持治经以客观化诠释义理者越来越多,知识与价值关系重新被定位,并最终使理学在义理学领域内的长期独尊地位发生松动。以阮元治经为中心管窥乾嘉汉学的变新运动,是明清早期启蒙思想的继续与深化的结果,是“汉宋之争”的产物,更是中国近代人文学科发展的先导。虽然该运动也存在局限性,但其在经学传统中开出了具有近代意义的人文知识发展新思路,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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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龙子·坚白论》新解^*

张长明, 龙盈夙, 肖中云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3): 5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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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名学逻辑化研究范式中,多注重以“概念”释名。公孙龙的《坚白论》常被误读乃至曲解。公孙龙在《坚白论》中,以“假物取譬”的论说方式,深度揭示了“以通称随定形”的兼名合成法则,从新维度解读《坚白论》,对于恢复公孙龙名学原貌,重新审视公孙龙名学思想,客观评价公孙龙名学成就,极富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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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马克思主义：富有解构性的“流量”思潮^*

杨丽婷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3): 6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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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界正式出场后迅速掀起“流量”效应,这与其所进行的“策略性”理论形态转变直接相关。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和“四个自信”的夯实促使“有机马克思主义热”从早期阶段的“狂热期”进入后期阶段的“冷静期”。有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具有浓厚神学色彩的建构性后现代主义思潮,其号称的所谓融合“中”“西”“马”的新范式只是一种简单外在的理论嫁接。该思潮以超越为名行解构之实,企图从历史观、方法论、价值取向、理论本质四个维度解构马克思主义,具有重大理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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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社会自由观的五重内涵^*

于永成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3): 7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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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是一个整体,因从事活动性质不同,可将人的自由区分为政治领域中的自由与社会自由两种形式,因而政治领域中的自由仅仅是人的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与之相对的意义上,马克思更加突出了社会自由与社会解放的重要性。就社会自由本身而言,马克思还强调单一维度理解下对社会自由的理解也是有局限性的,对自由内涵的理解必须从客体与主体两个大的层面上来展开。从客体层面上来看,真正的自由必然是以物质财富的自由创造与公平分配作为重要内容的,必然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而从主体层面上来看,自由必然是充分肯定与张扬人的主体性的,必然是要处于社会关系统一性之中的,必然是普遍的进而要消灭阶级差异的。这五重内涵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马克思社会自由观的基本内容,体现了马克思对自由的理解的丰富性与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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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伦理要义^*

杨竞业, 姜晓丽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3): 7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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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把握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伦理要义,要坚持整体性、系统性和全域性的审思维度。全过程人民民主伦理是内含集体伦理、公共伦理、个体伦理的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伦理,是内含政党伦理、界别伦理、阶层伦理的马克思主义的系统伦理,是内含程序伦理、环节伦理、制度伦理的马克思主义的全域伦理。整体伦理的本质是信任伦理,其要义是协调配合、公开信任、忠诚奉献;系统伦理的本质是责任伦理,其要义是共商共生、合作共治、共建共享;全域伦理的本质是认同伦理,其要义是中间对接、中道顺应、中正服人。弘扬全过程人民民主伦理精神,有利于全面、高质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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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成立前留日学界革命团体的衍变

尚小明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3): 8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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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盟会成立前,留日学界曾先后出现励志会、青年会、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等几个有着明确衍变关系的团体。最早创立的励志会,其成员尚有稳健与激烈之分,但同时呈现“革命化”趋势。章太炎等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后,励志会中激烈派另创纯粹革命团体青年会,提出“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然其规模不大,且缺乏实际行动,影响有限。随着越来越多留日学生倾向革命,青年会乘机利用拒俄运动公开扩充组织,先组建拒俄义勇队,旋改名学生军,接着改名军国民教育会,表面以“拒俄”为宗旨,实则暗含反满目的。拒俄诉求受挫后,军国民教育会旗帜鲜明改其宗旨为“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确定了“鼓吹、暗杀、起义”三种实行办法,派人回国秘密发动革命,从而直接促成华兴会、光复会创立,并最终成立中国同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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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广东建政时期寻求外国资金援助活动探析（1917—1925）^*

孙毓斐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3): 1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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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广东建政时期,限于财政压力,向外国寻求资金援助成为重要的财政补充手段。孙中山采取务实且灵活的态度,不拘泥于意识形态束缚。一方面,积极寻求与德国、苏联（俄）的结盟;另一方面,在顺应国内民众高涨的反帝情绪的同时,仍积极向日本、美国、英国等国家寻求经济支持。然而,除1917年德国秘密助款、1924年起苏联的经济援助,以及向驻粤外商机构的小额借款之外,大部分引援计划均告失败,其根本原因是受限于列强对华外交政策。孙中山广东建政时期谋求外国资金援助的实际情况表明,外国资金对其革命事业的历史影响是有限的,他争取外援的策略也揭示出其晚年的外交选择与谋求外国资金援助之间存在一定的历史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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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的社会心理展示——近代中国“民意调查报告”论析^*

杨天宏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3): 11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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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民调甚多,但调查结果多以新闻报导形式发布,正式的民调报告殊少。从比例上看,号称有调查报告的民调不到一成,科学规范的调查报告更属寥寥。就内容观察,近代民调报告大多涉及政治与外交,其它层面内容不多。从技术上审视,除少数例外,近代中国的民调报告相对幼稚,原因在于调查者大多缺乏社会学、心理学和统计学专业训练,与国外同行也缺乏交流。尽管如此,近代民调报告以“数字化”形式,将国人在内忧外患处境下的心理状况展示出来,对动态认识近代中国不同历史阶段政治、外交及经济社会变化的社会心理基础,提供了与文本叙事类历史文献不同的信息资源,具有重要的思想与学术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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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移民与近代汕头城市的发展及空间转变——基于HGIS的考察

欧阳琳浩, 谢湜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3): 127-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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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代以来中国城市化的推进,华南地区开埠城市的发展和空间形塑过程因深受海外移民的影响而呈现丰富的面相和地域特质。汕头于1860年开埠以后,成为韩江中下游地区移民出洋的重要口岸。通过对汕头口岸人员往来的分析,可以看到韩江流域地区和汕头与海外各地紧密而不同的联系,其中尤以香港、新加坡和泰国等地区和国家较为密切。海外移民及其跨国资本,充分利用汕头与香港、东南亚之间的贸易和汇兑关系,在汕头地方货币政策改变和城市建设期间推动了汕头城市空间的生产和变迁。将侨房产权和城市地籍图等资料结合GIS技术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华侨房地产以印尼、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侨和香港同胞的投资占大多数,其业主华侨、归侨、侨眷的身份反映了投资形式的多样化。这些华侨房地产主要分布在商业核心区,在汕头的城市化和近代化过程很大程度形塑了汕头的都市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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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宫崩逝后康梁反对袁世凯活动述论^*

李永胜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3): 14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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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崩逝。11月14日至16日,远在马来西亚槟城的康有为听到光绪濒临死亡的消息,立即给美国总统罗斯福、世界各地保皇会员和国内各省督抚等处发电报请讨伐袁世凯而救护光绪帝。当康有为梁启超得悉光绪死亡确讯后,立即致电、致函保皇会员、督抚官员、普通国民等,宣称袁世凯毒杀光绪帝,号召讨伐袁世凯;他们重点联络善耆和岑春煊作为讨袁同盟力量。11月底,康梁得悉载沣的摄政王位并非袁世凯拥立,转而采取联络载沣杀袁的行动方针。1909年1月2日袁世凯被罢免后,康梁放弃杀袁的方针,但仍希望载沣给袁世凯定罪,以防其东山再起。尽管康梁使出浑身解数,但受种种因素制约,杀袁和给袁定罪的目标最终归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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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公学与国学的初义脉络^*

陈欣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3): 157-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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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学概念在近代的生成与演化,是近代学术思想演进中的一大关键。前人追究国学一词的发端,存有数说,在逐渐近真的过程中,揭示各项线索,同时仍有进一步辨析与推进的余地。按诸文献,目前所见,1902年1月6日南洋公学监督沈曾植致周家禄函内“最早”使用“国学”一词指代中国学术。沈曾植“国学”一说,缘起于新政初期整顿南洋公学维持大局,以此消除以《国民》《清议》二报为象征的主张“民权”“自由”的“残缺不全东洋之议论”,与以梁启超为核心的激发国性、培养国民、铸造新国家的“国学”形似神异,而相互争夺对于青年士子的影响力。隐含民国建立前一者在维系皇朝前提下吸纳新学一者以民权国家思想注入中国固有学术的两大国学初始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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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自觉”后的经学权力与文学权力：从疏离抗拒到协作耦合^*

郭鹏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3): 168-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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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在古代的学术文化体系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对其他学术文化部类有持续产生影响的权力。在“文学自觉”后,受着经学权力控驭的文学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在发展中取得成果也滋生弊端。同时,“自觉”后的经学权力虽然凌夷,但也一直捍卫自身并意图对文学予以规约：文学权力与经学权力间出现了疏离甚至是对抗的局势。如何在新的历史实践中激活传统,使包括经学在内的文化学术能对文学发挥适当作用,且不妨害文学更好地存在和发展,遂成时代课题。对此,刘勰给出的理论方案最为系统和全面。其方案的核心在于“宗经”式思维。他的“宗经”并非是学术宗经,而是以重新赋予经学相应文学权力为策略,通过文体谱系来落实,以构建经学与文学间新型耦合关系的方式为实践指向的理论系统。经过刘勰时代及至初唐,文学发展的实践印证了刘勰的理论构想。刘勰给出的协理经学与文学权力关系的方案,在文学史研究中具有深远的理论示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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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峄山刻石》的存续及其相关文字校议五则^*

王福利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3): 177-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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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刻石文字流传下来的计有七处,从诗文创作到刻画于石上,皆李斯所为。《史记》著录有六,唯独遗漏《峄山刻石》。该石北魏太武帝时被排倒,后之传世者多为其拓本、传抄本或翻刻本,故而出现诸多异文,今以唐人所辑《古文苑》本为底本,校以一些重要传本,并加考析,认为“上荐高号”“孝道显明”“乃降尃惠”“阤及五帝”“群臣诵略”等文句应是更为客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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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歌·东君》“朝日夕月”祭义考^*

曹胜高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3): 186-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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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歌·东君》以日行、纵乐、夜行分为三章。其中所描写的羲和御日西行、望舒御月东行,合乎早期中国普遍采用的朝日、夕月之礼。中间的歌舞场景,亦合乎冬至迎长日的大纵乐演奏,其当为合祀日月的祭歌。越人祭祀东皇公,楚灭越后,称之为东君,曹操等曾以东君称呼东王公,故《东君》为朝日、夕月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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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的理论化：三种可行途径^*

管兵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3): 198-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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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贡献是经验研究的目标。从经验跳跃到理论充满挑战。方法教材对如何开展案例研究有较多介绍,尤其是关于如何进入田野、如何开展访谈的知识。现有文献也从不同维度讨论了经验研究如何实现理论贡献。本文尝试提供一个总体性讨论,界定案例研究理论化的三种可行途径。具体而言,分类可以在提供一种新现象、新维度、新概念上做出贡献,后两者具有理论贡献;变量化解释可以通过提供经验相关性做出理论贡献;过程性分析可以通过案例内比较和案例间比较提供因果机制解释。本文进一步讨论了案例研究理论化的风险,尤其是决定论风险的三种具体体现。论文强调合理的理论化需要贴切的理论、充分的经验和两者有机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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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堂研究中的内群体假设及其超越

张龙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3): 21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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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丧失、文化复兴及功能转型是祠堂研究面向当代变迁的三种解释路径。尽管三者的理论基础及观点不同,但都持有内群体理论预设,将祠堂限定于同族、同村等小范围社会。这在增进对祠堂认识的同时也限缩了研究视野。社会变迁及内外群体互动背景下,祠堂的社会意义问题难以在内群体假设下寻找到合适回答。探讨祠堂的公共转型,从日常生活角度考察祠堂中的内外群体互动,有助于更全面认识祠堂变迁过程及其之于行动者社会联系、社会团结的意义,克服内外二元论认识视角的不足,从而实现对内群体假设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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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公私”思想的人伦关系维度——兼论“差序格局”的社会伦理含义^*

秦鹏飞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3): 22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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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儒家思想传统下的公私概念为中心,着重讨论儒家公私概念在人伦维度上的含义。研究比较了儒家与法家思想脉络下公私概念的不同语义,进而区分出儒家公私概念在人伦层次上的双重内涵：第一,公私概念经历了从经验的“君-臣”关系到抽象的“尊-卑”秩序的演变,后者成为建构儒家关系伦理的基本原则;第二,人伦性的“私”,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伦理,也构成了儒家相当重要的“公”的内容。传统儒家所强调的“公”的价值,在人伦层次的理解维度上,恰恰体现为对孝悌忠信等所谓“私人的道德”的践行。由此,本文也对社会学经典概念“差序格局”背后的社会伦理含义进行了思想史溯源式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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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权的个人所得税法保障——理论逻辑与制度优化

刘剑文, 刘静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3): 235-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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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权兼具自然权与法定权的双重属性,国家对其负有法定保障义务。现行税法中,个人所得税法最能体现征税权与生育权的张力。理论上,生育权保障与个人所得税法的价值目标、量能课税原则以及激励功能具有高度契合性。同时,个人所得税法保障生育权应保持必要限度。制度上,现行个人所得税法的税收利益减让机制存在不足,难以满足生育权保障的现实需要。对此,基于法治理念,可以实行二元可选择的课税单位模式、建立费用扣除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增强专项附加扣除的差异性与精细化、以需求为导向设置特定税收优惠,为生育权的实现提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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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司法中的利益识别与权衡

盛玉华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3): 246-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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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司法中利益衡量的目标,主要是平衡协调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要达成这一目标,必须对个体利益、区域利益、社会利益等主体性利益进行协调。因此,有必要将环境司法中需要衡量的利益采用“主客二分”的方法分为客体性利益与主体性利益。对客体性利益的衡量以“紧迫利益优先保护”、“容忍限度”为基本原则;对主体性利益的衡量以私益服从公益为一般原则,以比例原则的适用为例外。总体而言,环境司法中利益衡量的基本思路是,先对客体性利益进行横向的比较与权衡,再对主体性利益进行纵向的比较与权衡,通过对冲突利益进行纵横交错的立体化比较,做出最优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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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安全照顾义务在劳动法上的展开^*

郑晓珊, 袁卿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3): 257-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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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安全照顾义务是工伤保险之外保护劳动者免受工作危险侵扰的重要制度。其价值首先体现在该义务可支持填补劳动者工伤保险补偿之外的“剩余损害”、拓展受保护劳动者范畴、拓宽可救济损害范畴,跳出事后救济之外赋予劳动者义务履行请求权和劳务给付拒绝权,弥补工伤制度之不足,有力地回应了新业态及新型劳务损害的制度吁求。应兼跨民法与劳动法两大体系,联动地适用该义务。在体系定位上,应将其归列于合同义务中具劳动法特色可请求履行的附随义务。在法源根据上应综合诚实信用原则、雇主指挥权、集体合同及劳务合同等泛义之“软法”、相关公法/私法规范（尤其是有关劳动保护的基准性规定）,作系统地建构。在宏观产业政策的支持下,此一制度有望与工伤保险制度形成“有节制地进阶式”制度联动,并最终实现劳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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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监管沙盒下我国数字藏品市场的法治实现^*

王萍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3): 268-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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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藏品具有中国特色,本质上为受监管的非同质通证（NFT）,是存于区块链上的一组数据。我国数字藏品存在监管安全、产权认定、技术安全等多方面风险,在监管治理上面临较大挑战。监管沙盒作为现有监管框架内提供监管豁免及优惠政策的一种创新实验机制,可以极大地推动我国数字藏品的监管治理。监管沙盒具有主体平等性、风险可控性、设计个性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差异化等特征,应完善数字藏品监管沙盒准入、运行和退出三大环节,构建以金融监管部门主导下的“官方型”及“行业型”为主要类型的我国数字藏品沙盒监管机制,从立法与执法主体分离、制定合法性规则、强制性与任意性规则类型化设置等方面推进我国数字藏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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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消费交易中冒名风险的归责与分配

张尧

广东社会科学. 2023, 0(3): 278-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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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信用卡冒名风险,我国司法实践区分真卡与伪卡而产生了不同的归责效果。但无论是因信用卡被盗、遗失等原因导致真卡盗刷交易,还是伪卡盗刷交易,本质上都是非基于持卡人本人的意思而丧失了对权利外观的占有或控制,对该风险的分配均应基于外观主义的法理,原则上应类推适用表见代理规则。如欲由持卡人本人承担盗刷所产生的损失,除了满足“行为人具有权利外观”以及“相对人基于善意无过失而对该外观产生信赖”等条件之外,尚需从风险原则的角度证明持卡人的归责性。据此,挂失后的损失应由发卡机构承担,但对于挂失之前的损失,只有信用卡卡片或密码是基于持卡人的意思而交由第三人的情形下,发卡机构才能基于表见代理规则而请求由持卡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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